AI正在危及人类的就业机会吗？

四、新需求和新产业能对冲失业吗?

当然，新的需求和产业的出现，可以部分吸收被机器排挤出来的过剩人口，马克思对此早有洞察。他说：机器的运用和生产力的提高，“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所以，马克思调侃到：“采用机器的一个真正美妙的结果，就是把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妇女和男人，变成了仆人”。

今天，包括服务行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为马克思的这个调侃提供了一个现代性的注脚。正因为有第三产业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并不担心机器人排挤人力所造成的严重失业。比如，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哲学和信息伦理学教授卢恰诺·弗洛里迪说：“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者。重新培训失业人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随着科技造成的扰乱如此迅速蔓延、影响广泛和不可预测，这变得更具挑战性。在信息空间的其他角落将出现许多新的就业形式———想想有多少人在 eBay 上开了虚拟商店。但人们将需要新的、不同的技能。增加教育机会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或许可以缓解机器人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当然，新的就业形式比如服务行业的拓展可以吸纳被人工智能排挤出来的人力，问题在于，如果将来人工智能普遍替代了服务行业的人力，那么服务行业中的人力又将被用于何处?这个提问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如果我们将这个提问“进行到底”，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科技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普及永无止境，自然力替代人力的过程将一直会进行下去，直至有一天“自然力”喧宾夺主，最终全面取代人类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这样的情形正在展开：“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显示：2000年至 2010 年，有 560 万个美国制造业岗位消失，几乎十分之九是因为自动化，而非贸易。情况还可能更糟：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估计，随着自动化模式扩大到服务业，在目前由人类完成的工作中，有45%可能会实现自动化。这相当于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和 2 万亿美元的年薪。”

其实，弗洛里迪有关增加教育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或许可以缓解”就业压力的建议，也只是谨慎乐观而已。之所以说是“谨慎”，是因为弗洛里迪的乐观要面对两个问题：其一，“增加教育机会”能否跟上知识更新的速度，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难道仅仅是知识更新的问题吗?社会总不能让大学生都去送快递、做家政吧?问题是，“增加教育机会”只能局部缓解，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其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本质上是一种“免费午餐”。问题是，“免费午餐”与私有制如何相容?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五、生产力发展的要义：更多的自由时间，而非更多的工作岗位

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会创造出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岗位。但是，创造“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岗位”，是否等于增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是否意味着劳动者的就业环境越来越稳定?答案并不一定就是肯定的。因为：(1)一般而言，新增就业岗位会增加就业岗位总量。但是，就业岗位总量的增加不等于就业率的增加。事实上，就业总量的增加与就业率的下降并存，恰恰是当代世界(包括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2)在新增就业岗位中，稳定的就业岗位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是不稳定的，零时工作、兼职工作、非固定工作，正在成为当今就业的新趋势。(3)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力的增加，新增就业岗位中有不少增加的是“机器人”(自然力)的就业，而不是“劳动者”(人力)的就业。(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新产业、新职业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旧产业、旧职业的消亡。而伴随着产业和职业此消彼长进程的是人力耗费的不断下降和自然力贡献的不断增加。

比较一下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到，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生产力发展所创造出来的需要人力的工作岗位，比它消灭掉的需要人力的工作岗位要多得多。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所说：“有一些担忧则是理由充分的：自动化吞噬工作岗位的速度太快，工人们因未对此作充分准备而无法适应;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在最近几年分配不均。在几乎所有富裕经济体中，劳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下降。高收入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是主要的受益者。”

从生产力的维度考察，农业社会的劳动者之所以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不是因为他们很懒惰，而是因为生产力太落后，以至于一有“天灾人祸”的扰动，现有的人力投入很难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战乱和灾荒期间的“人相食”，在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屡见不鲜);工业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力之所以被“闲置”不用，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能力，而是因为生产力太发达了，以至于一旦机器和人工智能普及，自然力就会排挤掉大量人力的就业岗位。

从生产关系的维度考察，农业社会的劳动者之所以会“卖儿卖女，流离失所”，不是因为他们好吃懒做，而是因为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酷的天灾人祸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埃及金字塔、秦长城、始皇陵征发的人力几乎耗竭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工业社会以来，劳动者之所以因“失业”而流落街头，成为无用的“废物”，不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养不起这些“闲人”了，而是因为对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来讲，大量的劳动者只能“流落街头”！

一言以蔽之，认为“生产力越发达，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的观点，既不符合自然力取代人力的逻辑，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其实，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普及，不是为人们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而是为人们创造出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所以，“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在未来社会，“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马克思的定义中，“自由时间”是这样一种时间：“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的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只有在“自由时间”的前提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有可能。

关于“自由时间”的例子，回忆一下农业社会中的家务劳动就清楚了：今天城市里的孩子们有很多游戏和学习的时间，可是农村孩子很小就必须干各种繁重的农活(砍柴、放牛、打猪草、挑水、做饭等)。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 6 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 6 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 12 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 6 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引，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马克思所描述的“广阔天地”，正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平台。

六、“全面自由发展”何以可能?

生产力发展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使得人类可以不必用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谋生劳动，而选择更多的时间去从事乐生活动(比如艺术创作和修身养性)。可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法则：没有工作岗位，就没有消费权利。换言之，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的生产功能，却不能代替人的消费功能。不参加谋生的劳动，劳动者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劳动者就没有消费资格。没有消费资格，谈何“全面发展”?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全面自由发展”何以可能?

京东集团的 CEO 刘强东最近指出：“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笔者注意到，刘强东所说的“国家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而且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这种情况在私有制的背景下，显然是不可能的。从逻辑上讲，只有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背景下，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实现。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公有制必然会取代私有制?其中的道理在于历史唯物主义早已阐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今天，这个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全面自由发展”如何相容?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困境：人类可以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生产，但是，人类却不能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消费。问题的要害在于：生产活动中的人力正在逐渐地被自然力所取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自然力取代人力进行生产，并不意味着自然力同时也取代人力进行消费。所以彼得·富雷兹所说：“人类作为生产的元素已经是多余的，但是作为消费者依然是必要的。”

于是问题出来了：既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劳动者不再被生产过程所需要(“雇佣”)的时候，他们的消费又何以可能呢?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迎面而来：在人类已经不是“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面对越来越普及的人工智能，难怪有人发出如此感叹：没有就业岗位，几个亿的劳动人口都去哪里?都做服务业吗?都去百度吗?还是都做公务员吗?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能是公有制。

资产阶级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困境，但是他们根本摆脱不了“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框架。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科·福山的看法就颇有代表性。当记者问到“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有什么有效办法”的时候，他说：“没有，我没有找到任何办法。因为我认为这在根本上是由技术推动的，是因为‘智能机器’有能力代替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力劳动。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再分配，我认为需要这么做。某种程度上，需要拥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保护人民，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在根本上帮助不大。它将破坏工作的热忱，而且最终可能无法真正填补其中的一些缺口。经济学家们常常主张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更好的教育，但我还是不确定这能真正解决问题。首先，改革教育体系并不是那么容易;其次，即使教育工作做得再好，我们还是不清楚是不是每个人实际上都能通过训练而各有所用。”

福山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是由技术推动”所造成的。但是，坚信普世价值的福山理解不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解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没有找到任何办法”。福山的困惑是必然的：一方面是“需要再分配”，另一方面是“再分配将破坏工作的热忱”;一方面是“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教育会使每个人都能各有所用吗?”福山为什么如此纠结?因为，一旦锁定在“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里，福山既没有办法找到解决困境的出路，也理解不了解决困境的马克思主义逻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证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需要具备生产力高度发展所提供的自由时间，还需要生产关系层面的相应制度变革。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自由六问》以及《世界处在巨变前夜》中，已经做了分析，不赘述。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建立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核心的公有制的要求必将成为时代的呼声。对此，我们有着坚定的理论自信。

七、结语

随着自然力逐渐取代人力，人类社会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失业压力，这是( AI人工智能)普及化必然带来的困惑。针对这个困惑，笔者居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得出了以下结论：(1)失业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并不存在失业;(2)失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近现代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3)新需求和新产业能够减缓失业，但无法对冲失业;(4)生产力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不是更多的工作岗位;(5)“全面自由发展”不仅需要具备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自由时间，还需要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AI的普及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容回避的挑战———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被生产过程所需要(雇佣) 的时候，如何保证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因此，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必然为马克思主义逻辑强行开辟道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换言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新时代正在向我们招手。

(注：该文发表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参考文献从略)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