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青年事件”中缺席的主人公
2018.01.27来源：时代先锋网 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自从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等当事人相继公开了他们的自白书以后，人们自发的声援高峰来得一波比一波猛烈，人们惊喜于在当今时代，居然还有关心社会前途比个人前途更多的热血青年。拿黄纪苏老师的话来说，“如今黑压压满世界精致和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的无非玩跟乐，说的净是房和车。云帆这些青年的出现足以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动。” 但是，相信不止笔者一人发现了此事当中的一件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这个事件中相当重要的一方当事人始终没有发声，默默承受着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诛笔伐。他们便是亲手把四青年送进了看守所、把另外四青年打成逃犯的番禺警方。 当孙婷婷的自白书登上热搜榜第六名之后，有一些正义的声音说：“我们不能偏听偏信！要相信政府、相信警察！”
可是事隔许久，连第三四五六七八封自白书都已经发酵得路人皆知了，您的警察叔叔辟的谣在哪里呢？时至今日还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必是水军本君无疑了。 难道是因为番禺警方认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需要给出一个解释？恐怕不是这样。雷洋案发生之后，警方也没有证据证明雷洋到底是怎么死的，但他们立刻展示出了雷洋生前嫖娼的证据，消费收据、洗脚妹的录像一应俱全；同样发生在番禺的增飞洋案公开之后，央视更是用了几分钟时间来报道增飞洋的开房记录，说他年轻时和许多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热衷裸聊、嫖娼和骚扰妇女。拿黄纪苏老师的话来说，“同学们别说拿中情局的钱了，就是在番禺的洗发屋洗脚屋门口留下一口痰什么的，警方还不早跟喜得贵子似的在网上晒大丰收了？” 但是，这次番禺警方居然在网络上一言不发，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八青年不仅仅关心社会、关心工农，更是在私生活上完全没有污点呀！ 但其其实，番禺警方并非像表面上那样镇定自若。
岁月静好吗？别说下方评论区的群众不信，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信。根据中国红旗网的报道，1月23日，番禺警方为了更好地关照孙婷婷，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来到江苏沭阳，也就是婷婷的老家。让她每天上午十点去当地派出所签到，以帮助她更好地调整身体。据红色中国网报道，1月24日，番禺国保为了帮云帆缓解压力，更是不远万里来到北京，与云帆开怀畅谈两小时。
（左二为张云帆） 谈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但是绝不难猜，无非就是想让二位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不要再继续发声了。至于警方采取的具体方式到底是撂狠话还是赔笑脸，甚至是用讨价还价的方式和二位谈判，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警方选择私下里单独找张、孙二人对话，协商解决，而不是理直气壮地、公开拿证据、公布案件细节给广大网友，其实到这里就可以还原八青年读书会事件了：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是番禺警方立功心切，想把一件小事定成大案要案，但最终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把一场美梦做成了车祸现场。 看到今日默默忍受骂名的番禺警方，我们不要忘记，还是他们，就在一个月前，是用了怎样英勇的手段，“制服“了手无寸铁的青年，甚至采取体罚的方式对待身体严重不适的婷婷。
他们恨不得在这两个歹徒面前拿出自己的看家武功了！ 番禺警方昨日的英勇和今日的温情，实在是判若两人！ 由此可见，和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基层警官，选择做什么、怎么做，都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啊——开什么玩笑？为人民服务？那不过就是贴在墙上的五个大字，每天上班的时候能看上一眼罢了。绕过了大院门口提着五个大字的大石头，升官发财、老婆孩子、平安着陆……这些才是大家的脑子里装着的东西。 就算是有些刚入行的年轻警察、刚入党的年轻党员，是想要为人民服务的。但是，若是让他们解释一下“人民”的概念，恐怕没几个人能说清。工人是人民，那老板是人民吗？当工人讨薪时和老板起了冲突，你服务哪部分人民呢？工人加班的时候是人民，那讨薪的时候是人民还是刁民呢？
这是《人民的名义》中护厂维权的大风厂工人们，带头的这个工人面相凶狠，表情狰狞，关键是还叫“王文革”！演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弹幕里充斥着“刁民”的字眼。可真是打着“人民”的名义骂刁民，给无数年轻观众上了生动形象的一课。 用官方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今天没有阶级，其乐融融一片，大家都是中华民族，都是自己人嘛！但是，这骗不了睁着眼睛的真正的人民群众。今天的阶级鸿沟已经分裂到了何种惊人的地步，导致了多少平静或激烈的悲剧，不是一句”和谐“就能让所有人装睡。这次公开为了工农阶级说话的八青年的涌现就是一个明证。
在一个阶级剧烈分化的社会，在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队伍中，英勇牺牲的缉毒警察自是令人肃然起敬，熬夜加班的警察也令人动容。但是，主流媒体从不说，当一个工厂的工人起来要求涨工资、或是讨回被欠的工资的时候，警方往往会选择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带走工人，而不是带走企业董事长；就算是不拘留工人，警方也往往会充当和事佬：“哎呀，你就把工资结给他们嘛！” 这样的职能，与其说是公平地为“全部”人民分好面包，执行理客中的决定，不如说就是维持这个分化明显、矛盾重重的社会能平稳运行下去，最起码在表面上岁月静好，把华丽的长袍盖盖好；就是让社会底层的工农永远不能做出格的举动，永远都不能威胁到既得利益。 他们出动了三五个人高马大的警官把郑永明按倒在家里，他们曾经可能也这样按倒过维权的民工；他们把陪工友跳舞的四名青年放在网上追逃，却未必追逃过克扣工资的老板； 在珠三角，在番禺，现在有多少工人超时加班、在困盹中被机器卷走了手指，或是在风钻中渐渐染上了尘肺，这些都无人问津；又到了年关，有多少建筑工人又被拖欠了一年的血汗钱，不知谁将要成为下一个纵火公交的马永平，而警方可能还忙着追捕头脑中藏着“危险“因子的青年。 那些一见“国家机器”就满是赞美的媒体，都是只讲其一，不讲其二，不管他们是不是对民间疾苦了解得太少，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掩盖这样的矛盾。但这始终是徒劳的，底层群体在面对警察等一切国家机器的时候，那种小心翼翼，到底是对这个“为自己服务的人”有由衷的亲切感，还是畏惧他背后的东西，终究是很明了的。 番禺警方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选择把一个读书会打成“大案要案”，侵犯了八青年的合法权益，是毫不奇怪的，你要是在他们的位置上，你也想立功，说不定就能少奋斗十几年。但是八青年选择为了自己、也为了众人发声的权利开始了一场博弈，则让事情的发展截然不同。 就好比大风厂这种侵吞工人股权的故事，在我国实实在在上演的绝对不止这一家，在有王文革以前，工人们也许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但是有了王文革的斗争成果以后，谁还敢官商勾结得那么恬不知耻，就得掂量掂量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世界上没有谁代表着绝对正义，不过是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有的利益代表了大多数人、代表着真正的平等、代表着进步；有的利益却试图通过暴力来挽救它不可避免的腐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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