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必须深切注意”

抗日战争，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非常重要的一场民族革命战争。传统的说法是“八年抗战”。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十四年抗战”，即从1931年算起，到日寇投降的1945年，正好14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味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国土大面积沦丧，东北军被迫退入关内。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染指我国华北、阴谋策动所谓“华北独立”，妄想在华北建立亲日的伪政权、脱离国民党政府。这年12月，在北平爆发了以爱国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一二九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这一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主力红军抵达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此刻，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与西北军一起剿共。这年10月，东北军第67军110师与红十五军团展开“劳山战役”，结果东北军2个团及110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紧接着，在“榆林桥战役”中，红十五军团又歼灭东北军第67军第107师4个营，俘其团长及以下1800余人。11月，红一方面军与东北军第57军109师展开“直罗镇战役”，结果歼灭东北军1个师1个团，击毙109师长牛元峰及以下一千余人，俘获5千多人。

1936年1月，中共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敦促东北军停止内战、联手抗日。是年4月，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开始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然而，蒋介石却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剿共战绩”极为不满，于1936年12月亲临西安督战，并准备对张、杨进行弹劾并撤销其职务。而且，蒋介石还通过邵力子联系《大公报》，准备发表对张、杨的弹劾。

到西安后，蒋介石向张、杨摊牌，让张、杨选择“要么继续进兵剿共，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12月11日，蒋介石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换将”，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2月24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河南洛阳回到南京。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即蒋介石声明）。12月28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草拟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主席在声明中指出：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语，出自《论语·为政篇》，原文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就像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它靠什么行走呢？

车辕，指古代用牛马等牲畜驾车时，车前驾牲畜的两根直木；轭（è），则指驾车时套在牲口脖子上的曲形木套。而车辕与轭必须连接起来，车子才能随着牲口往前走。輗（ní）指牛车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軏（yuè）则指马车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孔子在这里，将信用比作輗、軏。车子缺了輗、軏，无法前行；人没有了信用，则不可预测、不可思议、不可信赖。

1937年“七七事变”，华北陷落；同年“八一三事变”，淞沪陷落；同年12月，日军攻占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日寇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上层主流派被迫宣布抗战。“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致国民党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促国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抗战，加上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压力，1937年9月，蒋介石再次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存在，给中国工农红军以番号，并与之团结救国。

然而，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虽然口头上承认中国共产党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口头上承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处处牵制中国共产党，并残酷镇压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抗日的各种进步力量。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有了重要转变，蒋介石集团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但是，国民党顽固势力表面上却打着“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号，尽管它天天以所谓“维护政令军令统一”为名干着破坏友党友军团结的事情。因此，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顽固派比汪精卫等公开投敌的汉奸、伪军势力更加危险、更具欺骗性。整个抗日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了以1939年12月“晋南事变”、1941年1月“皖南事变”和1943年企图围剿陕甘宁边区为标志的三次反共高潮，干出了日伪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情。

1939年9月，毛主席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0年2月，延安军民举行声讨汪精卫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讲。解放后，该篇演讲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毛主席将其题目改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足见毛主席对抗日战争中“反顽”斗争的重视。

1940年5月，著名爱国人士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到延安参观访问。陈嘉庚当时对中共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主席耐心地向他解释说：

“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还会亡党亡国。”

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要面对的，是“敌”、“伪”、“顽”三个方面的敌人。所谓“敌”，即指日本帝国主义；“伪”即公开投降日寇的伪军、汉奸势力；“顽”则是指国民党内部一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怎样应对国民党顽固派？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既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又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如果不及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中国共产党内部各级军政干部、各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都会摸不着头脑，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朋友都会分不清是非，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也会弄不清真相。翻阅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著作，有大量篇幅的文章、谈话、信件、电报，是专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

抗日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懂得了如何团结一致、抵御外寇，而且使中国人民学会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在民族大危难的时刻，要团结全民族一致对外，必须对国内一些暂时没有公开投靠侵略者的统治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其中的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才能促成和维护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

怎样区分进步、中间和顽固派呢？就是看他（他们）口称的“团结”、“爱国”、“一致对外”等口号是真正兑现，还是说一套、做一套；看他们是真正团结人民、依靠人民抗击外国帝国主义，还是一边被迫抗战、一边压迫人民、甚至一边镇压革命力量。这一条经验，可以说是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时必备的政治智慧。其中，毛主席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里写下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这句话，就显得重如千斤、格外重要。

1939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过去的都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去。”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主席历来提倡“古为今用”。现实是从历史之中发展而来的。我们只有深深地了解历史、牢牢地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立足现实、更好地面向未来。从毛主席抗日时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历史，我们今天得到哪些启发呢？

首先，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表面上自诩“团结”、“抗日”，暗地里却干着反共的勾当，比公开投敌的汪精卫更阴险。同样，今天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现代修正主义，比公开反共、反毛的“公知”更阴险、比美帝国主义更危险。毛主席逝世41年来，党内走资派好话说尽。走资派曾经声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结果经济改革变成了私有化，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全部变成了“掏空老百姓的口袋”。走资派曾经声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是四十年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被架空，而据一些理论权威说，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走资派还曾经说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还说“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等等。可是，结果又是怎样？如今，“打左灯，向右转”已经成为很多人对现实情况的精彩概括。历来的走资派都喜欢以共产党的“传人”自居，好像他们引用一句毛主席语录，他们就与毛主席“一脉相承”了。然而，他们言行一致吗？他们说到做到吗？他们讲究信用吗？故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共产党内走资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其次，当今左派队伍内部，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口头上似乎最最拥毛、最最拥护文革，实际上他们过去曾经散布过各种不良的政治幻想、兜售过各种主观、错误的观点。他们口头上拥毛、赞成文革，当然是好事。左翼队伍中很多朋友也因此认为，既然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就应认定他们为同志、为朋友。甚至有些人提出，既然他们口头上表示了拥毛、拥文革，就不必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在这里，我们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希望他们的“拥毛”、“拥文革”是真的，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句话对于我们左翼队伍内部，也是有用的。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当下阶段大家都是在做宣传工作，你凭着什么就判断别人口头上“拥毛”、“拥文革”是真是假呢？是啊，此话很有道理！当下阶段，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做马列毛主义的宣传工作，那就更应该注意“言而有信”啊！在当今以宣传、舆论工作为主的时期，更应该警惕口头革命派呀！

我们大家或许还记得，某位“左派大师”，在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时，还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作为手段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也就是说他当时还是认可“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多也就是认为，由于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好，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在纪念毛主席124周年时，他却提出要反思改革，说：“这四十年使我们在经济上丧失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并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各级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等问题特别严重。现在我们国家表面上看是蓬勃发展，实质弊病丛生。这一切的根子，都是路线问题”。也就是说，他又不认可40年来“改革开放”的路线了。

当然，在这位“左派大师”来说，这说明了他思想上产生了一个进步，是值得我们热烈鼓掌的。“大师”之所以有所进步，恐怕也是由于我们左翼队伍里大多数人思想认识比较进步了一些，对“大师”有所推动。但是，我们希望“大师”所言，是真心的。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师”过去曾钟情于党内“健康力量”、“走社派”，还曾主张“该支持的就支持”、“该支持的不支持，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坚决、及时地加以纠正”，甚至还提出要“同步配合、主动帮促”、还要“适当拔高”，等等。所有这些，我们是历历在目的。

我们衷心希望，“大师”的思想进步是真心的。须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不由衷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