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济贫困、抑兼并、促生产，其宗旨不可谓不善。然而新法一经全面推行却完全走了样，不但无“惠民”之效，反而变成了害民之法。
其一，自愿贷款变成了官府强制摊派。
虽然朝廷屡次禁止州县官吏向百姓抑配青苗钱，但为了出政绩，各级官吏“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强制摊派引起人民不满，“民间喧然，以为不便”。但为掩盖事实真相，官员们竟然上奏假称“民皆欢呼盛德”。 其二，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 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许多地方明令取息3分，甚至更多。司马光为陕西路青苗钱算过一笔账，农民得青苗钱“陈色白米1石，却将来纳新好小麦1石8斗7升5合，所取利近1倍”。 其三，新法的推行给地方官吏创造了盘剥渔利的机会。 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闾胥里长于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因而借青苗钱者在出息3分之外，还有许多额外的破费。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如此一来，借青苗钱者不但要负担重息，经过官吏层层盘剥，甚至本钱也倒贴了进去。“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 其四，官府的逼债手段比土豪奸商放高利贷者更加严酷。 官府掌握专政的机器，农民还不了本和息，官吏们则“鞭笞必用”，农民难以忍受。“青苗法实行二十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卖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 最后，“青苗法”在朝野一片反对和攻击声中被迫废止，王安石也被罢相，郁郁而终。
王安石“青苗法”的失败原因成了历代学者研究的课题。人们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公认的一条原因，就是当时司马光所说“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也就是说在推行新政改革的同时，忽视了吏治的改革和整顿。 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主要原因当然是守旧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但王安石不能知人善任，致使一些趋炎附势、投机钻营之徒，借拥护新政之名，钻进了变法的领导班子，也实在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缘由。
诚然，在理论上，王安石在用人问题上曾有过一些精辟论述，写过《材论》，提出过“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育人用人办法，发出过“人才难得亦难知”的慨叹，其实在实际中他并不真正懂用人之道。在《读孟尝君传》中，他强调只需“一士”就能办大事，而鄙弃众人智力，斥之为“鸡鸣狗盗之力”。而且，推行新法过程中他所依靠的“士”，又没有认真识别，便轻率加以任用，全然忘了“难知”二字。 譬如吕惠卿，就因多方“迎合安石”，两人一起“论经义，多合”，王安石就十分赏识，说什么前代的儒者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同时竭力“援引”，使他“骤至执政”，成为第一号依靠力量。后来，王、吕之间一度产生矛盾，吕惠卿便施奸计，故意对人说：“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把孔丘、乔达摩·悉达多、王安石三者并列，极尽吹捧之能事。这种拍马的话传到王安石耳中，王安石居然轻信，嫌隙便立即解除了。还有像邓绾之类“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物，也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 由于王安石用人的弱点，致使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有空子可钻。正如顾炎武所说：“干进（钻营求官）之流，乘机抵隙。”这当然使变法领导班子严重不纯。 当王安石一度失利离开相位时，满口“只知介甫之可师”的吕惠卿非但不救助，反而落井下石，“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此时那一帮风派人物立刻见风使舵，“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有的否定新法，有的借其他案件来株连诬害王安石。 1075年，王安石虽再度为相，但大势已去，成不了气候。剩下唯一可以参与机谋的心腹仅是自己的儿子王雱，不幸儿子又过早夭亡。他最后只好喟然长叹：“义或不足以胜奸，而人人与之为敌。” 这就是十一世纪一个大政治家的悲剧！照理说，“义”是可以胜奸的，在王安石那里为何又不能了呢？关键在于，变法的事业虽然是正义的，王安石却不能识别和任用一批主持正义的人，而让那些投机分子钻到心脏里来了。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次变法，但由于王安石在挽救经济的同时，不愿也不敢大刀阔斧砍削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所以遭到失败。它的失败说明，变法必须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配套进行，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毛泽东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是“不周知社会”。“不周知社会”内涵很多，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吏不得人”的问题。因此，毛泽东赞成“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指出：
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干部问题”。
《宋史·王安石传》中说：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王安石针对反对派反对、攻击变法而提出的纲领性思想原则。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畅谈文史，从天命论谈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王安石，我们一向总认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 毛泽东却认为：
毛泽东强调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显然，毛泽东对王安石的看法和评价比早年更精当深刻了。 毛泽东喜爱王安石的诗文。1958年，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江西余江消灭了血吸虫，欣喜异常，写下二首七律《送瘟神》，其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就是化用了王安石的《壬辰寒舍》中的诗句：“空思似杨柳，春风万千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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