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普列汉诺夫的倒戈与中央委员会的调和主义 为了与反对派达成协议，1903年9月举行了会议。会上，列宁、普列汉诺夫为一方，马尔托夫等人为另一方。由于双方分歧很大、毫不让步，没有达成任何成果。紧接着，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会议，出人意料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会上突如其来地发表意见说：“应该和解!再也不能自相残杀了!”他要求按照马尔托夫的意见，恢复以前的《火星报》编辑部，否则他自己就辞职。 普列汉诺夫的突然转变，使布尔什维克陷入尴尬和困境。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开始同马尔托夫私下谈判。这时，马尔托夫得寸进尺，不仅要求恢复以前的《火星报》编辑部，而且要求改组中央委员会，增补孟什维克人选。 在这紧要关头，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到日内瓦来，商讨应对措施。然而，聚集到一起的中央委员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不同意列宁的主张，而是企图与孟什维克继续妥协。 最后的结果，在普列汉诺夫的同意下，《火星报》编辑部改组，致使《火星报》落入马尔托夫等人的控制之下。从此之后的《火星报》，史称“新《火星报》”。 孟什维克拼命巩固自己在各地方党组织中的影响，他们编写诽谤性书籍，发到各地组织中，鼓励各地与中央委员会抗衡、“保持独立性”。 尽管孟什维克企图钻进各个地方的委员会，但是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经过观察、讨论和研究，都拥护布尔什维克。只有高加索地方组织内部出现了比较激烈的斗争，最终还是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孟什维克只在乌克兰地方组织中运气好一点，暂时站稳了脚跟。但总体来说，孟什维克的结局是可悲的。 孟什维克把持的新《火星报》刊登了大量文章，对列宁进行恶毒的攻击、指责，甚至诬蔑、诽谤。列宁这时尽管远离俄国，但是他坚强不屈，对国内各地的布尔什维克充满信心。到1904年，俄国各地的多数党组织都公开谴责了新《火星报》的所作所为，新《火星报》则拒绝发表各地组织的相关声明。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提出：“出路只有一条，召开代表大会，口号是：同破坏组织者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列宁写下了著名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意在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党的骨干分子澄清事实，揭露分歧的本质。孟什维克企图掩盖分歧的本质，说什么“只存在个别的修正、个别的怀疑”。列宁严正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划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孟什维克是“经济派”的继承者，孟什维克希望有一个边缘不清的、不定形的党。列宁指出，实际上，无限扩大党的界限并不能扩大党对群众的影响，而真正有觉悟的革命者联合起来的党越坚强，党的队伍中摇摆性、模糊性越少，党就越能顺利地影响群众、发动群众。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在各地党组织中发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普列汉诺夫这时在新《火星报》上发表公开信，指责列宁是“波拿巴主义”。尽管如此，各地委员会的同志们绝大多数衷心拥护列宁的主张。 列宁在团结各地党组织同孟什维克作斗争时，也随时注意团结中央委员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其中不少人屈服于孟什维克，采取调和立场。列宁再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却遭到拖延和置之不理。他们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一系列原则性分歧看作“无谓的争吵”、“内讧”，他们无视党已经分裂的事实，说什么“要避免分裂的危险”。列宁气愤地说，中央委员会里有很多官僚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马尔托夫分子吐他们一脸口水，他们擦干之后却来教训我们说：斗争毫无益处……” 1904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生了变动。一贯支持列宁的两名布尔什维克被捕，调和分子又开除了一名布尔什维克。这样，中央委员会里只剩下3名调和分子。7月，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主张与孟什维克“和解”，声称新《火星报》编辑部的合法性不容置疑，甚至剥夺了列宁享有的中央驻国外代表的权利。列宁立即写了一份抗议书，并同时把抗议书寄给各地委员会，把调和分子的可耻行径交给全党来审判。结果，莫斯科委员会首先谴责中央委员会的“七月宣言”。接着，各地委员会都表示拥护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纷纷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此时，除了克里木、顿河地区委员会，还有哈尔科夫委员会和矿区委员会，全国各地委员会都拥护布尔什维克。 7、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的建立 事已至此，列宁提出，必须建立新的党中央机关，取代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1904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来自俄国国内的23名布尔什维克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了列宁写的《告全党书》。这份《告全党书》印刷了200多份。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们飞速赶回国内，《告全党书》在各地发生了强烈反响，各地纷纷表示支持列宁的《告全党书》。 这样，来自俄国国内三个区域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着13个最大的党委会，于11月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与此同时，建立了国外书刊出版中心，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出版了列宁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书籍。之后，列宁决定筹备新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前进报》的建立，标志着布尔什维克从组织上与孟什维克划清了界限，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各地党组织一起，把党带出了危机。 二、从布尔什维克的诞生过程，获得的几点思考和启示 1、列宁的建党思想具有普遍真理性 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思想和实践，包括“灌输论”、包括“先锋队”理论、包括“民主集中制”思想，以及建立全党政治机关报的计划，当然是从20世纪初叶俄国专制统治的具体情况出发，是探索俄国革命道路和策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思想绝不是仅仅适用于俄国的特殊政策，也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审视了自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性策略，是对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的反思和改进。 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长期处于1871年之后资本主义所谓“和平发展”时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政治危机来临的时刻，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期望的那样，使西欧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西欧各国上百年的工人运动历史，造就了遍及各个行业的强大工会组织，工人阶级争取自身经济权益的斗争越战越勇，罢工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西欧各国的党则是模仿着资产阶级政党的“俱乐部”建党模式，党内自由主义倾向极其严重，没有形成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因此造成“强大的工会、涣散而软弱的工人政党”的反差。虽然群众经济斗争已经日常化、虽然工会力量很强大，但是最终走上了工联主义的邪路。从这里，就能够反衬出列宁的“灌输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组织得像军队一样”的主张，是何等正确!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由于长期处于资本主义所谓“和平发展”时期，也由于长期忽视党内思想路线斗争，造成泛滥成灾的各种错误思潮。但是由于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所以没有人出来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领导权一步步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也没有人察觉。如果按照“民主集中制”，对错误思潮及时提出批判，组织上、领导权方面随时根据思想路线的斗争而调整，那么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则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举个例子作对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发展历史比较长、规模比较大，在第二国际中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党。德国党最初是由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大流派合并而成，一派是爱森纳赫派，另一派是拉萨尔派，而拉萨尔派是带有比较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的流派。两派合并建党时，马恩不太赞成仓促合并，主张即使合并，也必须在拉萨尔派改变其错误观点之后才能合并。但是当时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没有听取马恩的意见，而是于1875年5月在德国的哥达城召开了成立大会，宣布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构中，拉萨尔派占了多数。 尽管1878—1890年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党遭到严厉的镇压，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发展壮大。其间，党的规模高速发展，并在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拥有极高的工作效率。由于工会的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总是能够在帝国议会内外扩大它在工人中的影响。1890年《非常法》取消后，党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恢复议会活动。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占据了27.2%的席位;到1912年，提高到了34.8%，很快成为德国最大的党派。 不幸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德国党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1899年，伯恩斯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分为三派，以谢德曼、艾伯特为代表的右翼公开投靠德帝国主义政府，主张“保卫祖国”;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们组成“斯巴达克派”)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以考茨基、哈阿兹、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中派”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调和，主张二者实行统一，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但有时候也向左派靠拢。 “中派”首先于1917年4月分裂出来，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斯巴达克派”却迟迟不与修正主义右派和“中派”划清界限，仍然参加“中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资本主义大战和经济、政治危机的推动下，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8年爆发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倒台。这时，革命的领导权被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窃取。德国工人阶级已经行动起来，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各地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但是工人阶级缺乏先锋队，革命运动最终被社会民主党内掌握大权的变节分子镇压下去。到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已经达到高潮并开始出现曲折的1919年1月，“斯巴达克派”才成立德国共产党，但为时已晚。 “为了统一，必须与党内机会主义及时地、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这是列宁建党思想的又一个重要观点。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语)。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于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已经独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修改了党章，贯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彻底决裂，成为独立的政党。因此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从1903年到1917年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进行了长达14年的组织准备工作，才建成了一个可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先锋队。所以说，十月革命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抓住了革命契机，但是它背后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原因的。这个必然原因之一，就是找到并坚决贯彻了符合实际的正确建党思想——列宁的建党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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