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批邓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毛泽东同志诞辰而作

李成瑞，1921年出生于河北唐县。中共党员。原国家统计局局长。1986年当选为国际统计学会副主席，中国统计学会名誉会长。离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不仅其书法、诗词甚佳，而且创办东方红网站、主编《东方红文萃》，親自撰写许多篇反修反帝文章，对唤起民众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将其自选批邓文章介绍于下：

(一)批判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人们可以看到：近30年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被某些人阉割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大行其道，并衍生出阶级消失论、阶级和谐论（社会和谐论）。这些修正主义的言论广为散布，造成思想混乱和种种严重后果。对此，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阶级斗争熄灭论——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从1978年末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开始的。实际上，“纲”就是“本”，纲举目张，本固枝荣。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本，它是以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来处理各种问题的一种形象的表述。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家，不论它（他）是否自觉，是否承认，都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来处理各种问题的，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在实质上否定了工人阶级始终都要坚定地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从而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定下了基调。虽然在1981年的有关文件中补上了一个尾巴，说什么“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

阶级消失论——要使阶级斗争熄灭论站得住脚，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否定阶级的存在。因为，如果存在阶级，必然存在阶级矛盾；存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就不可能熄灭。另一方面，自从1978年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之后，我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并相当迅速地壮大起来。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首先是从一些共产党内高级官员及其子女中利用权势产生的。他们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变成资本家、剥削者，但却坚决要求继续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一些民间产生的资本家也强烈地要求进入执政的共产党内。所有这些资本家为了在共产党内取得合法地位，必然要求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的资料，2001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与1956年对私改造前的资产阶级相比，户数由当时的16万户增加到203万户，为当时的12.7倍；雇工人数由当时的250万人增加的到2253万人，为当时的9倍；资本由当时的24亿元增加到18212亿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相当于当时的4553亿元，为当时资本的190倍。十分明显，2001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1956年大得多的新资产阶级。然而，有关方面为了适应倡导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让资本家合法地加入共产党的要求，2002年一次重要会议的“决议”一纸令下，上述客观存在的相当庞大的新资产阶级就立刻“被消失”了。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人们只能象对待“自由职业者”、“经纪人”那样，称作一种“新社会阶层”。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词汇中，“阶级”一词实际上被打入禁区了。曾经有两个理论刊物，就因为坚持要说“产生了新资产阶级”，并反对让不愿放弃剥削的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而被封闭了（直到现在未能复刊）。

既然否定了阶级，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否定剥削。因为有剥削必有阶级。列宁说过：“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而否定剥削，即否定剥削者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否定劳动价值论。于是，当时的核心领导人在2002年重要会议的前一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已宣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论只能解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说，劳动价值论已经不能解释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更不能解释现代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这样的理论，不仅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连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创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被否定了。

阶级和谐论（社会和谐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加上阶级消失论，可谓相当“彻底”了 。但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中导致了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甚至威胁着权威者的宝座。于是，客观上要求提出阶级和谐论，以便在不触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缓和一下阶级矛盾。阶级和谐论，源自19世纪中叶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斯夏。他提出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完全一致、可以和谐相处的说法，早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而且在当代的中国，由于毛泽东思想长期教育的影响和现实生活中残酷剥削的事实，完全照搬巴斯夏的理论是行不通的。同时，既然在2002年已经确立了“阶级消失论”，那就不好再提“阶级”一词了。于是把阶级和谐论称为“社会和谐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并加上几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等等）。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人。“以人为本”，究竟是以剥削者为本呢，还是以被剥削的劳动者为本呢？这个实质问题被掩盖起来了。几个“统筹”，据说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但毛泽东的论述，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前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础来“统筹”的；而现在流行的论述，则是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前提，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劳动人民弱势化为基础来“统筹”的：这两者怎能相提并论呢？

回顾一下，先是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定下了基调；以后提出阶级消失论把它加以深化；最近的社会和谐论又给它披上一层彩色的外衣。这样，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形式就更加“完备”了，它的阶级投降主义的本质也更加深化了。实际上，这种理论要熄灭的只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要紧紧地捆住他们的手脚；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不但没有被熄灭，反而得到纵容和强化，从而让他们以双倍的阶级斗争为纲，展开了全面的猖狂进攻。这样就在政治、经济、理论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请看如下事实。

（1）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

第一，是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了合法地位，使中国共产党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两个先锋队的党，即所谓的“全民党”。2004年资本家中中共党员占到33.9%之多。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痛斥过伯恩施坦关于让“有教养的、博爱的”资本家加入工人阶级政党的主张，说这是要“自己出卖自己”。在今天，这种主张在中国已成为现实。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领导我国政权的党。党的性质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政权性质的变化，由人民民主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变为被剥削者、被压迫者。

第二，是资产阶级以铺天盖地的“糖衣炮弹”向政府官员展开全面进攻，把建国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为人民服务的、以清廉著称于世的人民政权，变为贪污腐败流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镇压人民群众的政权。

（2）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

第一，是私有制经济取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GDP中私有制经济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城镇劳动力中已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即使在现有的公有制企业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原则也被抛弃了。按照新《劳动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实际是“劳资合同”），使企业与工人只是“用人”与“被用”的雇佣关系，割断了工人与公有生产资料的关系，工人阶级丧失了企业主人的地位和权利。

第二，是在分配制度上，以按资分配为主取代了按劳分配为主，这是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早就指出：“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成为商品，而且在国内和国外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下，劳动力的价格被压到最低点，中外资本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样就形成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从而导致了阶级矛盾加深，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也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比重过低，内需不振和生产过剩。

（3）理论方面的阶级斗争。

以“创新了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内容。打着红旗的、打着灰旗的、打着白旗的三种形式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从内部和外部向马克思主义展开全面进攻。它们在表现形式和斗争策略上有区别、有矛盾，但在本质上则是共同的，是殊途同归的。在我国的理论和教育阵地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或者正在被边缘化。

（4）对外关系方面的阶级斗争。

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上述国内政治、经济和理论方面的变化，必然导致对外关系的附庸化。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60%以上，已超过美国、日本这样的外贸大国。所谓中美“G2”，不是什么“同舟共济”“携手并进”的关系，而是中国人劳动、美国人消费（包括浪费）的关系，是寄生虫与宿主的关系。跟经济上的对外附庸化相适应，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大大弱化乃至消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经销声匿迹。

所有这些，就是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基本原理，而代之以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消失论、阶级调和论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也是帝国主义势力在我国官僚买办势力的配合下，从各方面、用各种方式推行“和平演变”所造成的实际后果。

（李成瑞：《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载《东方红文粹》）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