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决战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的决战。

　　中国共产党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后狡猾地隐蔽下来的、仍然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各种资产阶级势力沆瀣一气，为复辟资本主义，时时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拥立刘少奇为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想借助林彪集团的力量。当刘少奇、林彪相继垮台之后，他们没有认输，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策略，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在中央，他们拉的对象就是周恩来。其实，周恩来是一直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至死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忠贞不二。不过，周恩来八面玲珑的工作作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理解的肤浅，在政府工作中有时处置不当，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所以他们在这次决战中妄图打着周恩来的旗帜。他们打进去的阴谋，从1967年“二月逆流”失败之后就开始进行。叶剑英是第一个打进来的危险人物，由于他伪装得巧妙，一直没有被无产阶级司令部除掉。第二个打进来的重量级人物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他的痛改前非、永不翻案、指天发誓、说假话决不脸红的政客作风，迷惑了不少人，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想试探一下他的真伪。

　　面对着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1974年伊始，邓小平是夹着尾巴做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笑脸相迎。当他的权力到手，又看到周恩来时常病重、毛主席日见衰老，他就露出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劣根性。邓小平的得意杰作就是“整顿”。“整顿”既迎合了毛主席“安定、团结”的要求，又可以把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建立的革命秩序整顿掉，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整顿出去，同时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秩序整顿起来，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整顿到台上当官做老爷。到了1975年10月7日，邓小平得意忘形，竟然扯出了以“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的破旗，与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决战中，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生死搏斗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一如既往，挺身而出，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已经六十多岁，没有了年轻人的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只有老年人的执着和认真。

　　毛主席是“烈士暮年，壮志不已”，作为伟大领袖，也有自己的苦衷。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对于自己一生中进行的第二件大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的少，反对的多”。如何使之变为“拥护的多，反对的少”呢？毛主席的晚年一心想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少些。所以只要诚恳地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且发誓“永不翻案”的，毛主席都给予信任和支持，建议党中央安排重要工作。这些人反对谁都可以，甚至对自己有意见也无所谓，但不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底线，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要掌握的底线。

　　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很清楚毛主席的底线。他让叶剑英检查，让邓小平检查，让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检查，都要求他们必须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态度鲜明。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期间，叶剑英等几次三番鼓动他表态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规劝这些妄图复辟的人：“我创造条件让你们站出来工作，支持你们发挥余热，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保持革命的晚节。但你们必须认错，不要反对文革，不要反对江青他们，不要重犯‘二月逆流’的错误，不要走刘少奇、林彪的老路。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也是毛主席对大家的希望。”

　　叶剑英、邓小平等资本主义复辟派们决不会听从周恩来“逆耳的忠言”，“苦口的良药”。他们的既定目标是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制度”，把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达到保护自己和自己小集团既得利益的罪恶目的。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是最舒心的日子，文化大革命打碎了他们的美梦，所以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江青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恨之入骨。他们反对林彪集团跟着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害”自己，但并不反对林彪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路线。他们本想借着反林彪、批判林彪集团，把江青一并反下去，搞下去，打下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过来，没想到江青他们在毛主席的部署下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反对右倾回潮”，什么“评法批儒”，什么“评《水浒》批宋江”，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使他们焦头烂额，狼狈不堪，难于招架。现在到了命运的决战时刻，他们正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要进行拼死一搏。

　　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攻击的目标选择在江青身上。一是江青比较集中地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命造反派的领袖人物；二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指示都是通过江青传达贯彻的，他们是恩爱的政治夫妻，可以说“打在江青身上，疼在毛泽东心上”，一箭双雕，达到不公开反对毛主席而又反对了毛主席所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江青是个女人，在中国旧道德中，女人是不能参与政治的，参与了既呆不长也没有好下场。造女人的谣，败坏女人的名声，简直易如反掌。于是，罪恶的阴谋出笼了。从1975年5、6、7月开始，邓小平利用和毛主席汇报的机会，把他们收罗的诬蔑江青的所谓“人民来信”，塞给毛主席，一再要求毛主席表态、写出批示。不论毛主席说了什么，邓小平从毛主席那里出来都变成批评江青的话。这就是利用毛主席的话来打击江青。叶剑英、邓小平是政治局委员，中共政治局经常开生活检讨会，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毛主席制定的优良传统。心怀鬼胎的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把政治局生活会当成编造流言蜚语的权威场所，把大家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江青的自我严格要求的话，当成加工、生产谣言的素材。这些谣言低级下流，粗俗不堪，充满了污蔑、咒骂和威胁。例如编造谎言，说毛主席曾对江青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批示建议：“暂缓执行。”又如到处散布江青要当“女皇帝”，要效法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女人当家，鸡犬不宁，天下大乱。还有，说江青与迟群、谢静宜关系不正常，甚至把“面首”、“相公胡同”之类的污言秽语泼在她身上。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搞的这些活动见不得天日，只能在阴暗的角落进行，他们不敢运用“四大”，怕辩论，怕群众，怕真理，怕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收集的所谓“人民来信”，大都是叶剑英等人暗地里安排、怂恿、指使、代替写的，一个普通人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中共上层的斗争呢？这时已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许多事都公开。例如，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的韩爱民在1975年给江青抓的“点”——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写信，指名骂江青：“她不是领导，而是帝修反的走狗，内奸、叛徒，”“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资产阶级政客。”还书写、张贴标语“打倒江青”，在火车上散发传单。原来，韩爱民的亲戚在北京，与资本主义复辟派的大人物关系密切，是受人指使干的。

　　邓小平假“人民来信”之手，也有暂时得逞的时候。那是1975年7月，邓小平通过贺龙的女儿得到电影《创业》编剧的一封信，如获至宝，认为这是打开文艺战线缺口、向江青反击的炮弹，一再让毛主席表态，写个批示。毛主席为了调整文艺政策，写了如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邓小平在第二天马上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认为这次可以公开来批判江青了。其实，江青曾建议和支持根据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的事迹拍摄一部电影，反映他革命意志坚强、政治立场坚定的好品质。后来因为忙，根本没有看过此片，更没有直接批评过，只是对报纸上吹捧这部影片的倾向提出不同意见，并且听说，电影中铁人王进喜成了个“中间人物”。事实弄清之后，邓小平鸡飞蛋打一场空，一根稻草也没有捞着。

　　邓小平的“人民来信”被毛主席识破，是在1975年8月和10月，他又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两次来信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之后，让自己在生病期间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直接告诉政治局：“中央有人搞了修正主义路线。”并草拟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共中央11月26日转发全党。《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是：“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