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不起眼的巷落，间或有三轮车哐当驶过，车上高高摞起各式各样的“破烂儿”，旁边一张海报大的硬纸壳，歪歪扭扭地写着：废品回收。紧跟其后，经过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浩瀚，便会进入一个巨大而隐匿的世界──垃圾的王国。
北京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垃圾分类”，但时至今日，市民尚未养成习惯。去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已经达到790万吨，400多个垃圾场，如同“七环”，将北京团团围住。
每天，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山上，成百上千的拾荒大军爬上爬下，熟练地分拣。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处理，几乎全仰仗这16万匍匐在社会最底层的外来人口，在垃圾堆里手动挑拣分类，再送往废品回收站取得数十元的回报。
在这拾荒大军中，有一个来自安徽的周氏家庭。二十年前，年近五十的周守义举家来到北京南五环外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开始了拾荒生涯。
捡来的腐坏食材，捡来的家
周守义现年68岁，来自安徽阜阳的一个村庄，身体还结实着，就是少了一条腿。
从前他是孤儿，家乡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一直靠给别人盖房子糊口。80年代末，一次施工中，一棵突然倒下的大树压断了周守义的左腿，他丢了工作。1995年，一起火灾烧毁了全部家当，周守义被彻底赶入绝望。他决定举家到北京闯荡。
这时，他带着四个孩子：一对两岁的双胞胎女儿，取名冰玉和冰清；弟弟没钱养女儿，想丢弃，周守义也把她收养过来，时年8岁；妻子还怀着未来的儿子冰杰。
经老乡介绍，周氏一家五口来到了北京南五环的西红门地区，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现在，由于城市的迅速扩张，这里已经成为坐拥宜家家居和若干小区的生活区。
加入京城十万拾荒大军以后，周守义用捡来的铁皮、碎砖和木头，在垃圾堆中建了一个铁皮窝棚，还在其中迎来了儿子冰杰的到来。即便在冬天，垃圾场上腐败的气味依旧刺鼻。冰清记得，每隔十几天，还有粪车来这里倾倒。
屋里一切的家具和衣物，都是周守义捡来的。一开始，连食物都是捡来的，对于饭菜上活动的蛆虫，一家人也并不太在意。孩子们最高兴的，是爸爸捡回来肉。冰玉赞叹妈妈的手艺，每次都能切掉严重腐败的，把中间的部分用开水反复煮，之后切成肉片，佐以辣椒同炒。“有没有异味我们吃不出来，一心就想着吃肉了。”
还有一次，周守义给孩子们捡回来一盒酸奶。冰清喝了，觉得幸福死了。“我和姐姐许愿说，真希望我们天天能捡到酸奶喝。”蔬菜的话，“比如芹菜，总能从烂的里面摘出几根好的。”冰清小时候总感叹：“北京人怎么什么都敢扔！”
爸爸喜欢捡假花，摆得一屋子都是。一次女儿们想扔，周守义很不高兴：你们傻啊，这些花就是你们啊！又一次，爸爸居然捡来了旗袍，让女儿们穿着出门。旗袍不合身，但周守义很开心，他看着很美。
废品回收种类繁多，曾经什么东西都可以卖钱。图/赵晗
操劳之余，周守义喜欢传讲拾荒致富的传奇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城市便兴起了拾荒大军，有研究统计指出，北京的拾荒大军高峰期近16万人。他们中的主力，是来自四川、河南、河北、江西、安徽等地的农民，聚集点由同乡构成，分为多个帮派，竞争激烈，常有打斗。
渐渐的，一些早期从废品中掘金的人率先致富，成为了资产上亿的“玻璃大王”、“塑料大王”、“铁铝大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北京郊区成立了大型废品回收站，常从附近村大队中租用土地，占地可达数千平方米，被分割成无数回收小作坊，分门别类进行回收。各种废铁、纸皮、塑料、玻璃堆积成山。
在北京十几个大型废品回收站中，具备营业资质，工商信息齐全的寥寥。这些地方通常不挂门牌，圈地收钱，随意排污。虽然这些废品回收站衍生出不少治安、污染、假货和地沟油的问题，但这十几万拾荒者的劳动，每年帮政府节省了数亿元垃圾处理费。
拾荒大军鏖战之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最近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以及将近30%的铝都来自美国日本进口的废品。
在世界废品回收市场的上游，亚当·明特（Adam Minter）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废品经销商家庭。20世纪初，他的曾祖父从俄国移民到美国，不会英语，身无分文。处境与周守义类似，他选择了唯一能做的工作：捡垃圾。
七十年后，明特家族建立了废品回收帝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亚当进入了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并在全球最大财政资讯公司彭博社任职记者。基于对中国和世界废品回收业十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他写出了《废物星球》（Junkyard Planet）一书。
虽然与老明特同行，但周家的四个孩子却全然不是亚当那样。
在垃圾王国的最底层
垃圾王国等级森严。敢吃苦，不怕脏，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捡。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员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关注北京垃圾处理逾四十年，2016年北京市人代会上他介绍道，北京的拾荒大军共分为13个帮派，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人。其中最大的要数“川帮”，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第二是拥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主要来自固始。帮派间规矩森严，从玻璃到塑料到制品，各个帮派的拾荒范围都有严格规定。
1997年，北京的拾荒大军达到8.2万人。那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犯下的。他们“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使用中的井盖儿、护栏、变压器、地铁电缆，都成了“回收对象”。
为了缓解这种混乱局面，王维平亲自促成了北京十多个帮派的面对面会谈。会议达成了共识：四川帮负责捡垃圾，河南帮负责收废品，河北帮负责四环外接应废品回收，江苏帮负责回收地沟油。
周守义不认识什么有势力的老乡，从生活垃圾回收站到转运站，再到这片垃圾填埋场，他所能捡拾的，已经是各帮派、环卫“正规军”和“野战军”轮番翻拣过的，经过十几轮利益相关方，处在整个垃圾回收系统的最底端。
他左腿截肢，行动力有限，妻子身患多种疾病，劳动能力不如其他人家，躲避在垃圾场“小打小闹”单干，他认为最为稳妥。除了垃圾场，周守义还会戴上假肢，骑上三轮，在北京各个小区周边转悠，寻找废品。若要进入居民垃圾回收站──这意味着抢别人的生意，他还要按月给当地环卫部分交费。北京近千个小区垃圾回收站，早已被逐个承包。
在垃圾王国中，周守义小心翼翼，尽量避免破坏规矩。即便如此，周家的每日所得，仅够果腹。
周家人曾经有过一次远离垃圾场的机会。那是快到2008年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周家收到消息，他们居住的那片垃圾场将被清理，新建小区。有人愿意出资，帮他们换一个宜居的住处。
周守义拒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