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工人的觉醒 大萧条年代最幸运的留存者便是美亚绸厂，该厂是1920年由买办资本建立的一个小厂，当时资本仅万元，织机12台，工人三四十人。次年，厂主的女婿蔡声白被任命为该厂的总经理后，生产迅速发展。当时蔡声白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他将从美国学到的管理知识应用于生产中，并进口新式织机，招聘受过教育的工人操作。蔡的两个助手都是浙东人，他们常常前往嵊县和东阳县招聘聪慧的年轻男女进厂做丝织学徒。当然他们得先过严格的测试关。 多亏其青年工人有朝气，懂技术，至1927年，美亚已经发展成为全中国最大的丝织企业，拥有408台织机，1300多雇员，其中一半多的人都经过四到五年的学徒期。为了鼓励青年人提高产量，厂方提倡生产竞赛，增加薪水，同时还提供一系列福利待遇：宿舍、餐厅、诊所、图书室、夜校、俱乐部、竞技队，等等。在这些有远见的举动的刺激下，在十年时间里，美亚便发展成为拥有10个分厂、1000多张织机的企业集团——其织机数量占到上海织机总数的将近1/4。当时该市绝大多数丝织作坊都不超过10张机子。 比起其他丝织企业来，美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都有多种渠道，使之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能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当许多倒霉的竞争者身处绝境时，美亚的利润却继续滚滚而来。至1934年，美亚的1000张织机占到整个上海仍在运作中的织机的一半。 但是，对美亚来说，成功中也孕育着危机。技术数量、生产能力强的年轻雇员知道厂里财力雄厚，便开始要求增加额外补贴。1927年初，部分美亚工人在一位来自浙东的马克思主义者何大同的鼓动下开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加强工作保障，承认工会。虽然总经理蔡声白开始时对这些要求不予理睬，但当何大同握着手枪闯进经理室后，蔡改变了态度。厂方同意增加40%的工资，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今后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向工会发放津贴。1927年3月21日，美亚工会成立。然而，此后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何大同处于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之下。在一次秘密会议期间，警察突然来临，何大同逃到街上，不慎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倒，被警察抓住，不久便被枪决，时年24岁。 随着何大同之死和相伴而来的工会被解散，美亚不但打算在新招收的工人中加强纪律，还拒绝兑现先前的诺言。1930年，一名工人以难以胜任其岗位而被解雇，其余工人则被要求签定雇佣合同——早先的权利被大打折扣。对此，美亚8个分厂的工人（1229名男工和女工）罢工两周，以示抗议。结果，劳资双方都只取得了部分胜利：从理论上来说，1927年厂方同意的条件应该得到尊重，但工人们仍然必须签订雇佣合同。织工们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两个月后，即1930年夏，他们再次发动罢工。此次罢工持续了35天，在上海市社会局——他们更倾向于工人一方——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协议：实现1927年协议，给工人发放补贴，给予新近招收的临时工以永久性岗位。 1933年的工人骚动是后来一系列美亚工人制造的麻烦的开端。数年后，丝织品价格大滑坡（1933-34年间跌落了约50%），诱发了另一场更具戏剧性的冲突。因为街上到处都游荡着失业的织工，贪图利润的美亚经理们认为这是一个削减劳动成本的天赐良机。1933年，厂方削减工人工资10%。次年，厂方宣布再次降低工资，降幅平均达15%。可是这一次工人们不依了。1934年春，美亚所属10个厂的工人——45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全体罢工。 罢工者指出，美亚各厂在1933年创造了最高销售记录，他们要求恢复1933年前的工资水平。在50多天狂热且充满暴力的日子里，罢工者不断地向厂方、党政官员和警察施加压力，并扩大舆论影响。同时，他们又与外来的盟友取得联系，其中最著名者即共青团。这些联系使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罢工结束时，有143名工人因被指控与赤色分子有联系而解雇。尽管政府心存怀疑，但此次罢工并不能简单地归于外来的共产党煽动的结果。其严密的组织，强有力的要求，均来自美亚各厂的工匠；美亚织工之政治自成风格，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贵族工人”的名誉。然而，1934年罢工的失败，标志着这一特殊形式的抗议的终结。在后来的年月里，由于织工们失去了许多特权，外来党派开始在其政治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上海整个纺织业在1936-37年间复苏时，数十家小丝织厂重新开工生产。经官方批准成立的工会稳步地吸收最近重新上岗的雇员。1937年的罢工浪潮——涉及到全市200多家丝织厂——乃是新成立的工会大肆活动的明证。幸亏有政府（以及帮会）的关系，工会发动的罢工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工人的独立性也随之衰减。至1937年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织工们看起来失去了许多贵族工人的明显特征：自信、自控和自治。厂方的多方盘剥和政治干预的增加，使这些曾经幸运的工人陷于不怎么好过的境地。 然而，在抗日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时期，工人行动主义无论是在频率还是在政治影响上都有所增加。由于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历，以及从农村返回的共产党革命者不断的鼓动，丝织工人——尤其是那些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里的丝织工人——政治性日强，在上海复活的激进工人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社会构成与大众文化 这些织工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如何成为如此有影响的政治势力的？上海丝织工人的数字各时期有着戏剧性的差异：在大萧条时期，被雇佣的织工不足1万人，但随着1936-37年间的恢复，其人数已达4万多人。这一数量大、变化快的工人力量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织工。其中工作最稳定、最具威胁的织工主要来自浙江东部的嵊县和东阳县。这些工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女，他们都从美亚以及其他大型机器丝织厂开始其丝织生涯。对他们来说，来到上海乃是升迁的机遇。从现存美亚绸厂2500多份工作申请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新工人均来自农民家庭。而且，这些年轻的织工——他们进厂时多为二十来岁——并非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因为他们几乎都曾受过初等教育。 第二种人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传统手工业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世代相传的小型丝织作坊，年纪较大，受教育较少，由于农村手工业的衰落，他们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对他们来说，来到上海，就等于步入无产化过程，失去了许多原先作为传统手工业生产者的自由、自主特征。这些织工通常工作于工资较低且不稳定的小厂，与其工作于大型机器丝织厂的工人兄弟形成了鲜明对照。 两种类型的织工之差别还从其文化程度上体现出来。1938年对上海织工情况的调查表明，来自浙江东部的织工的文化程度之高令人称奇：高小程度的男工有30%，初小程度的有40%，稍识字的有25%。至于来自浙江东部的女工，有一定文化的占35%。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些织工较高的文化水平是与美亚早期的招工政策分不开的。相反，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的织工——他们构成了小型丝织厂的绝大多数，其文化程度低下；男工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不识字的，女工文化程度更低。 上海丝织业中，约有一半是女工。在小厂中，女工一般都在准备部干活，而男工大多在机织部工作，从事技术性的机器操作。这种以性别划分工种的情况一直存在于浙江农村，丝织工作本身常常由男性担任，他们负责织机的操作、保养和修理。妇女则认为在复杂的织机上爬上爬下是不体面的。在美亚绸厂，蔡声白引进了新式管理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工种划分。当发现女性织工的工作能力并不比男工差时，美亚雇用了大批女性织工（一般资料称为“绸工”——译者注），而工资只及男工的80-90%。厂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成本，造就一支更为驯服的工人力量，因为一般看法是，女工比起男工来，没那么多的要求。美亚的织工——无论是男工还是女工——都不必担负机器修理的责任，修理之事都由杭州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技工担任。 来自不同的地区，教育水平高低不等，工作环境各有天地，造成了上海丝织工人中这两类集团各具特色的大众文化。来自浙江东部的大多是青年，接受现代都市文明较为容易。在手头有钱的日子，衣食住行都带些小资产阶级色彩，有的西装革履，出门就坐车，看电影，吃西餐。正如一位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回忆他在与一家大型丝织厂的雇员相遇的情况时所说：“有一次人家要求我前往协助调停附近的物华绸厂为期已两周的罢工。我是第一次进该厂，我穿着旧衣服，发现织工们拒绝在白天见我。次日，我换上一套新衣服，披着一件新外套，来到厂里，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这些赶时髦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信仰，人家相信关公兄弟会那一套传统的秘密结社或歃血结拜，他们则相信友谊互助会。男女婚姻很少由家长做主和回到乡下办喜事；相反，男女工多为自由恋爱，不经过什么麻烦仪式，直接实行同居的很多。这一点，他们是从上海的学生中学来的。 当然，其浙东习俗并非一概弃而不用。许多织工天生就有一副唱绍兴戏（即越剧）的好嗓子，他们还常常在当地茶馆里客串演出。在美亚绸厂，织工们组织起一个越剧团，该剧团成为1927年罢工的组织核心。据说，因为有较丰富的舞台经历和对越剧的执著爱好，许多年轻织工都能在广大群众中演说；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自然便是他们充分发挥鼓动能力的明证。因此，以地缘划分人群在这些“摩登的”贵族工人中仍然十分盛行。共产党早期在美亚的网络实际上便是以地缘划分的。 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的织工，他们被迫离家，大多没什么文化，旧习惯、旧传统根深蒂固。他们的服装，多着蓝布褂裤，扎起裤脚。他们往往集体住宿，一间小房子，挤了许多人，很是肮脏。不少的人信佛，信命运，也有人相信耶稣和天主，因此常常迁就现实，比较缺乏远大眼光——这是1938年一份共产党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他们对婚丧的礼节比较看重，终是尚习旧俗而已，届时，少不了大吃大喝，此一情节有助于加强同乡感情。这些织工中还保持着浓重的血缘关系，有些人甚至是全家一同进厂做工。这些没什么文化的人来到上海，不是像上述浙江人那样以学生为榜样，而是效法帮会中人行事。结拜兄弟，结拜姊妹，加入帮会，使这些形同无根浮萍的工人找到了某种社会认同感。正如一位女工回忆的那样： 我们大成丝织厂准备部的十位女工结拜成姊妹。大姐二姐都来自杭州，老五老六也是。在某个休息天，我们相聚在公园亭子里，当中有一人会写字，把我们大家的名字写在一张红纸上。她还将我们的誓词写在红纸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纸誓词由大姐保管。结拜之后，我们到一家娱乐中心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场。 这类结拜团体虽然是非正式组织，但在厂内拥有相当势力。上面那位回忆者还提到，有一次，她躲过了监工一次重罚，原因就在于另外九位姐妹向监工发出威胁，如果不收回成命，她们将停工不做。 背景和文化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活动上。简单说来，来自浙江、受过教育、已经城市化了的工人（他们是1930年和1934年罢工的主力军）往往希望罢工有良好的组织，明确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权力和要求。相反，来自传统丝织业地区的织工（他们在1936-37年罢工中担当主角）更倾向于进行比较简单的罢工，其要求很少超越他们失去的利益范围。然而，尽管存在差异（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但上海丝织工人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与上海许多产业部门的情形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丝织工人很少发生械斗，除非工会组织者故意挑动其事。织工们对自己的工作都有一种荣誉感，容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斗争。1934年，当美亚绸厂受过教育的织工站在动员的最前方时，小厂工人很快伸出了支援的手臂。 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 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可能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具影响的劳资纠纷。由于罢工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要求赢得了广泛的听众。同时由于共产党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介入，此次罢工深受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影响。 导致此次美亚绸厂著名罢工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厂方宣布削减工资——因为当时的生产受到了世界市场的影响。1928-1931年，印度和东南亚的购买力占到美亚绸厂总销售量的一半以上。可是，在后来的几年中，日本竞争者在两地的销量占了上风；至1934年，美亚的出口额只占其总销量的28%。尽管1933年对美亚来说是个丰产年（当年销量达到创记录的600多万元），但总经理蔡声白担心，销量主要转向国内市场，前景令人担忧。因此，他决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预防生产滑坡。从绸厂保存的数据来看，美亚的工资支出占了生产成本的相当比例，占其销售额的18%。所以，蔡声白希望通过大幅度降低工资来防止利润滑坡。 3月2日，当工人们结束新年假期回厂上班时，厂方宣布了降低工资的决定。工人的情绪立刻愤怒起来。次日早上，第六分厂——拥有美亚的试验所和技术水平最高的工匠——的织工们在上工钟声响过后，“都庄严肃静地站在厂门口，拒绝上工。” 抗议本身对六厂织工们来说不是什么未曾经历过的事。几个月前，该厂10名技术最娴熟的工匠——从事特殊织物的五台织机工人——便发动怠工，要求增加工资。他们很快就得到厂里其他工人的支持：先前厂里由极少数人组成的读书会，发展为人数较多的友谊会（四五十人），集中力量予以援助。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这样就激发了工人斗争的情绪和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自信，不久，全美亚工人友谊会运动开展起来，十个分厂都有了友谊会。 友谊会的背后，有一批政治化了的工人在操纵。例如在美亚四厂，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有10到15人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六厂，有10名织工加入了共青团。其中有几人在1934年新年假期决定留在厂里，准备应付估计会出现的新一轮削减工资。 所以，当六厂罢工者派出代表前往各厂联络、寻求支援时，一张组织良好的网络早已铺就。※几天里，其余工人，除了学徒工（约500来号人）外，都参加了罢工。罢工后各厂都选出罢工委员，组织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委员会之下，分成若干小组，并产生组长委员会。十个分厂的罢委会各选派代表2或3人，组成总罢委会，设在六厂，由该厂一名共青团员主持其事。总罢委组织如下：总务、组织、宣传、交际、纠察，共计五部。总务下分文书、会计两科；组织分登记、调查、编制三项；宣传由另一名来自六厂的共青团员负责，下设宣传、募捐二队，另设编辑部，负责出版罢工日报；交际负责谈判及外界保持联系；纠察则负责维持秩序，保护谈判代表，收集情报，保护工厂机器，供应伙食，等等。 ※这里，我不赞同爱德华·哈蒙德（Edward Hammond）的观点。他认为：“罢工的组织工作相当缓慢，原因有几方面，最重要的是缺乏事前准备工作。”见Edward Hammond,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 1927-193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p.222. 该问题研究的主要资料——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老工人访谈录，政府及工厂档案——提供了一个更全面且完全不同的工人组织画面。所有这些资料都没有被哈蒙德利用。然而，哈蒙德指出，在1934年罢工中，工会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尽管美亚六厂的几名共产党员在罢工前试图建立一个赤色工会，但加入者寥寥无几，未能形成气候。参见“张祺访谈录”，1982年3月10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这些组织的迅速建立，乃是工人中原先存在的非正式网络的反映。例如，在美亚六厂，负责保卫工作的纠察队中，有个12人互助会，早在罢工前五年就有了。地缘关系也在组织工人中发挥出作用。张祺是来自浙江浦江县的六厂工人，她很快在七厂发动起同乡女工参加罢工。也许正因为有这些长期而广泛的联系，罢工者都能听从罢工领导者的命令。正如一位参加者所回忆的：“罢工期间，工人很有纪律性。每天我们都来到工厂接受指令。每当进厂时，我们都要向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然后，我们就听从安排，有些人负责站岗，另一些人则被派出去募捐。” 凭借其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罢工者开始发出怨愤之声。罢工开始后一周，他们发表了一份表达其立场的宣言，深深刻印着他们的道德信念：“只要我们能够生存，只要厂里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很愿意忍受苦难和压迫……我们所要的只是生存……现今再次削减工资，我们已无法维持生存。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一天天熬下去？如此重压之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最后的武器：罢工！” 与其他行业的工人相比，丝织工人的境遇并不像美亚宣言中描绘的那么凄楚。1934年，丝织工人是上海工人中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仅次于造船工人、印刷工人和机械工人。比如，与非技术性的丝厂工人相比，他们每小时的工资是后者的三倍。而且，即使是在丝织工人中，美亚工人也是特别幸运的。他们的工资比本市一般小型丝织厂的工人要多一倍。蔡声白削减工资的举动是想把美亚的工资与本行业其他企业的工资拉平，以便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力。 美亚织工的工资不是绝对的下降，而是突然之间的相对下降，后者导致了工人的抗议。正如表9所示，1934年，上海丝织业的工资达到了五年来的最低点。与1932年的最高工资和1933年的次高工资相比，1934年工资的下降幅度十分明显。 表9 上海丝织业工人工资情况，1930—1934年 （每小时工资，单位 ：元） 工种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丝织 0.096元 0.091元 0.112元 0.104元 0.087元 缫丝 0.044元 0.041元 0.034元 0.038元 0.029元 资料来源：Wage Rates in Shanghai（Shanghai,1935），p.54. 美亚的织工希望通过唤起厂方的同情来停止削减工资，他们说，关键在于，工资是个是否维持一个工人家庭体面生活的“道德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工资支出是否在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太高的“分配问题”。罢工者从以往的经历中知道，作为调解劳资纠纷的社会局往往软弱无能，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直接与厂方谈判。因此，总罢委会以公函通知蔡声白，约定3月11日下午2时在法租界马浪路总厂当面谈判。 届时，工人代表40余人准时到达谈判地点，并为预防起见，特派200余名纠察队员前往保护。然而，总经理拒不见面，且要求工人派代表赴英租界山东路美亚绸厂发行所谈判。工人代表因赴该处有失保障之虞，一致要求经理赴厂谈判。不多时，法捕房开来大批巡捕包探，试图驱散人群——当时已聚集达3000人，为了将代表与成千的支持者隔开，厂方在厂门施放电流，阻止代表出门，企图加以监禁并送捕房。一场战斗随之在捕房及其调来的装备铁甲车机关枪的安南兵和手握石头的工人之间展开。在两个小时的对抗中，一名妇女死亡，工人重伤者十余人，轻伤者百余人。厂方见事态扩大，不得已将代表全数放出。此时，工人即整队退至西门体育场，召开临时群众大会，愤怒的代表们相继发表演说，强烈谴责厂方的背信弃义，并决定改变策略，向市政府社会局请愿。 惨案发生后，工人情绪更加高涨。因为直接交涉之路已断，于是决定走由政府机关调解的路子，并正式向社会局发动请愿。3月13日，1000多名工人向市政府进发，提出以下要求：支付受伤者的治疗费用，抚恤死难者家属，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恢复以前的工资水平；惩办法租界肇始主犯，赔偿损失，在报纸上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社会局只是答应予以适当考虑。 为了尽可能地传播罢工信息，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化水平，美亚总罢委会向上海市民发出公开信。此信很快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中强烈谴责美亚总经理蔡声白勾结军警，袭击工人，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并说他已没有资格与美亚工人共存共荣： 美亚丝绸公司乃上海丝织业巨头，生意兴旺，每年获利甚丰。去年总销量达600多万元之数，超过先前任何一年。但总经理蔡声白对劳资合作之意义懵然不知；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增加公司利润。他用尽各种手段盘剥工人。近日他又设计进一步削减工人已经低得可怜的工资，使工人无以为生，不得不举行罢工。令人惊讶的是，蔡声白不仅不妥善处理，反而动用武力加以镇压……这一借洋人之手谋杀我同胞的行径与五卅悲剧有什么两样。工人们决心坚持斗争。不消灭暴力、不打倒资本家走狗蔡声白、不废除不合理的工资待遇、不为死伤的工人同胞报仇，我们决不罢休。所有活着的人们、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为这场屠杀感到愤怒。我们希望你们发挥良知，和我们一致呼吁惩罚罪犯。再有，我们希望你们为处于困境中的工人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随着这封公开信的发表，罢工者将自己与厂方之间划出一道深深的鸿沟。中国的贵族工人将不再采取私下谈判以求得雇主施恩的方法。现在战斗已经公开，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被吸引加入。正是在这一阶段，外来的共产党组织者被这个曾经孤芳自赏的工人群体的阶级觉悟所吸引，更加积极地插手丝织工人的罢工。 美亚各厂附近的茶馆是工人们聚谈罢工进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党开展动员工作的舞台。年轻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以找朋友或找亲戚为借口，先从富有同情心的茶馆顾客入手，然后与罢工者逐步取得联系。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来自共产党几个方面——中共沪西区委、共青团江苏省委，甚至包括远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的声音都在催促工人们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共青团刊物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强调共青团江苏省委有必要掌握美亚的斗争。可是，虽然共产党人全身心投入，他们执牛耳的企图却未能实现。一份4月初被英国巡捕搜获的共产党内部报告承认： “尽管美亚罢工者的态度是好的，但我们的活动仍然停留在斗争的外围。”报告还叹称缺乏“坚强的组织”，指责工人罢工委员会不懂得区分它自己与共青团之间的责任。这种“混乱”显然是罢委会自主行事、不受外界干扰的结果。 共产党人虽然未能有效地取得罢工的领导权，但他们的努力却一直在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由于害怕共产党插手，美亚厂方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立场，政府也倾向于不支持工人。3月15日，厂方发布最后通牒：在两天内工人必须复工，违者以自动解雇处理，另雇新工人取而代之。次日，罢工代表被召到社会局与党政官员会谈。当局态度坚决地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其他事情由党政方面协调解决。 3月17日，厂方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但很显然，政府规劝罢工者复工以瓦解其战斗性的图谋落空了。因此，当局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大批便衣警察被派到美亚各厂，试图绑架有嫌疑的罢工领导人。在六厂，当一位姓施的领导人被包探抓住时，一位女纠察队员奋不顾身，一口咬住包探的手，施某得以趁机逃脱。但在五厂，因纠察队员一时疏忽，一个名叫刘金水的罢工委员被骗绑进当地公安局。 第二天，400多工人及支持者围住西门公安局，要求释放刘金水。公安局头头答称，自己无权处理此事，因为捕刘是奉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命行事的。包围的人群不满意于这一解释，拒不解散。相反，抗议者整夜静坐，公安局大门前和周围街道都挤满了人，交通完全堵塞。其间，法界及南市一带的数百名绸厂工友纷纷组织慰劳团，携带大批食品前往援助，并帮助包围。西门一带的商店也纷纷捐送食物，并举行会议，准备以罢市来援助。震旦、大同等大学也派代表来慰问声援。次日早上，远离市区的工人也成批地赶来支援。上午10点，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眼见工人情绪不断高涨，各界纷纷支援，不得不发布命令，释放被捕工人。 听到这一消息，工人群众欢呼起来，鞭炮声不绝于耳。在胜利的刺激下，罢工者很快向上海当局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除了恢复1933年前的工资水平外，工人们还要求全额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取消罚扣工资，男女同工同酬。 要求的最后一条反映了丝织女工在此次抗议中所发挥的作用。美亚原本想通过多招收女工来养成一支驯服的队伍，结果打错了算盘。3月11日事件中女工的受伤，女纠察队员的英勇，一名女工的被关押，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了女工高昂的战斗精神。 刘金水的被释放大大鼓舞了织工们的情绪，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当局并未继续让步。公安局加强监视并开始逮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3月27日，一个国民党代表从南京带来的一份秘密报告说，共党分子已经渗入到此次运动，他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有十几名罢工者因为散发罢工刊物和进行募捐被抓（其中有好几个被处以拘留）。 然而，警方的行径再次壮大了罢工者的支持队伍。为了抗议警方滥抓滥捕，500名美亚学徒于4月5日开始罢工。厂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习惯上，学徒因其地位的原因，往往是安分守己的。他们在三到五年的学徒期里，要向厂里交30到50元的保险金，如果在学徒期满之前离开，这笔钱就要被没收。虽说学徒是美亚厂里最穷的，因为他们在学徒期里基本没什么收入，所以他们看起来不可能加入反对削减工资的抗议浪潮，但是，当这群工人加入斗争时，罢工者也开始修改其原先提出的要求，增加了要求厂方废除学徒交保证金的规矩，工头不得欺压学徒，向每个训练期满后的学徒（无论男女）提供一台织机。 随着全体工人加入罢工，美亚罢工的影响迅速扩大，上海其他各机工厂的怠工、罢工、总罢工和请愿示威，很快汹涌澎湃起来。上海橡胶厂的工人派代表到美亚，要求罢委会给以组织上的帮助，药业、阳伞业也联合罢工与请愿，此外尚有烟厂丝厂等斗争。即使是在内地，在传统的丝织业中心湖州和杭州，织工们也步其都市兄弟的后尘发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美亚罢工不仅受到了其他易于罢工的工人的欢迎，甚至也受到了某些雇主的欢迎。其他丝织企业自然都从美亚罢工中获利，这种现象使美亚工人募得了不少捐款，充实了力量。※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P156-157。类似情况从1927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英美烟公司罢工的支持中也可看出（参见第七章）。 眼见市场渐被竞争者占领，厂内则连学徒工都不干活了，厂方决定施以报复。第一步就是试图停止膳食，先从局部开始实行，其步骤是将工人平时吃的菜蔬一律取消荤菜，只供给很坏的几碗素菜。此举立刻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向各厂厂长要求恢复原样。在九厂，有200名女工还举行了绝食斗争。四厂的织工——在该厂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将厂长住处包围起来。试图翻越路障解救厂长的警察，在遭遇到工人从屋顶兜头浇下来的粪便以后，仓皇撤退。该厂长在被包围两昼夜后，被迫签字保证改善膳食，并拿出100元作为临时菜蔬补充费，才得以恢复自由。 由于劳资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局决定更积极地介入调停。青帮头子杜月笙被请来当说客，但他要求工人放弃斗争的努力未能奏效。杜在美亚工人中没什么徒弟，所以说话也不管用。4月8日，蒋介石电令迅速解决此次工潮，迫于压力，社会局组成一个正式的调停委员会，计划在4月10日作最后的调解。 在约定的4月10日上午10时之前，数百名工人聚集到市政府社会局外面。他们两人一排行进，手举孙中山画像，并派人散发写有“劳工神圣”等内容的传单。在社会局外面聚集起来后，织工们唱起了罢工主题歌：“多么悲伤，多么悲伤，多么可怕的悲伤；美亚工人的薪水减了许多……”然后是齐声高呼：“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可是，令工人大感惊愕的是，调解又泡汤了——美亚厂方根本就没有露面。厂方声称，将长期停工关厂，故无调解之必要。因为事情悬而不决，调解也就无从谈起。厂方为了证明其决定不是空穴来风，关闭了所有工人食堂的大门，使得罢工者陷于无饭可吃的境地。 同时，罢工者仍按照原定计划前往社会局，要求迅速解决劳资纠纷，反对厂方停止膳宿。至午后五六点钟，全美亚工人4000余人均已先后赶到，将社会局、教育局、卫生局统统包围起来，不论局长职员以至茶役，一律不许出入。当时局中职员正值办公完毕回家之时，均受阻不能返家。一场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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