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过客”

文 / 吕途

编辑 / 张章

“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乡村的候鸟，城市的过客，不知该去向哪里，又该归向何方。

迷失，是因为没有方向，而迷失，也未尝不是新的方向……

2012年5月16日上午，我来到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家台资厂，接洽地在大食堂里。等到下午，我和其他申请入职的工友被召集到一起，没有说明，没有结识，每人发了一份实习协议书，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的“负责人”（后来才知道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人）吆喝我们尽快填写。不需要我们了解协议的内容，更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签字之后立刻收走。

我趁人不注意偷偷拿了一份。阅读发现协议书时间是一年，基本工资1140元，工作不满一年将扣除一个月的工资……

签完协议后，我们前后5次被吆喝着站成一排，不说干什么，然后又解散了。每次被呼来唤去站成一排时，都有种不光彩的感觉。第六次被吆喝着站成一排后，我们被带到厂人力资源办公室门口，一位年轻女白领轻蔑地看着我们，“把胳膊伸出来，袖子都挽起来！”其他人都照着做了，然后她让大家展示手心和手背。

我觉得太尴尬了，没有伸手。小白领瞟了我一眼，没有强求。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检查的目的是什么，看我们是否有残疾吗？

5月17日，我被分配到一个分厂。18日，才被分到车间。下午，一个很厉害的女孩子给我们做培训，完事后，她打了一个电话，大声说：“来领人！”一个车间的负责人过来挑了一个人走。又一个车间的负责人来了，说想要10个女的，见只有两个女性，只好又挑4个男的。他挑选的时候一圈圈地看，最后挑了几个看着比较老实肯干的。

我愣愣地看着这一切，感觉自己就像是货摊上的蔬菜，被人挑三拣四地看看。联想得更糟糕一点儿，就如同牲口市场，被货主看看牙口是否强壮再决定买不买。

5月21日，晚上7点，我站在生产线上。我的岗位是贴标签，贴的是一个手指标签，电源开关的那个位置，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不能斜，不能太靠上，不能太靠下。虽然很简单，但在快速流动的生产线上，跟着移动的产品把标签贴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算了一下，8个小时内，我贴了2620个标签，平均11秒贴一个。因为这个工作只要四肢健全的人都可以做，它的价值被认为是很低的。

5月22日，夜班。车间有3条生产线，每条线上有十几个人。前几个工位是负责印刷的，工具筐里装4样东西：擦布、油墨、开油水和擦网水。工人戴的是棉手套，是为了不在产品上留手印。产线中游都有一个擦油污的工位，由线上年龄最大的女工来完成。她手拿压力气枪把油污吹掉，若吹不掉，就用某种没有标签的药水把油污擦掉。

我在她的下游，可以闻到药水的刺鼻味。我想这或是造成许多工人患上职业病的罪魁祸首之一吧。看到线上员工的布局，我猜测，把年轻的男工安排在容易中毒的印刷工位，他们流动性较大，严重中毒的几率就小些；把生过孩子的女工安排在中游，避免对尚未生育的女孩造成伤害。这种有选择性地伤害更让人毛骨悚然。

5月24日，和下游的一位女工熟悉起来，她来自安徽，在这里干4年了。她的两个孩子都在老家上学，丈夫也在苏州打工，是位厨师。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结婚，我说我是独身主义。她问为什么，我说：“女人结婚了之后就是要去伺候男人，何必呢！”她就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有男人陪着，可以说说知心话。男人也可以伺候女人啊。”我赶紧转话题，“干这个工作有什么前途呢？”她说：“没有前途有生活，有生活就等于有前途。”她很快又把话题拉回来：“找个厨师老公真的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个安徽老乡吧……”

5月26日周六早7点，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宿舍，身上和腿上的过敏越来越严重，走路都有些吃力，在连续几个月没有休息日后，我决定今晚不上班，回到宿舍直接睡觉。醒来时已是下午5点多，半小时后，楠楠下班回宿舍，收拾了一下就去了她男友在外面租的房子。

晚上 11点多，小娟刚下班。从厂区到宿舍，路上只有她一个人，很黑，她吓哭了，一直和男友通电话给自己壮胆。小娟在老家的男友，除了上班时间，几乎都在和她煲电话粥。晚上临睡觉前，小娟还会对男友说：“给我唱首歌吧，我就能睡着了。”

不多久，傲雪从KTV回来了。她说明天还要去上班，我问为什么每月唯一一天的休息日还上班，她说反正也没地儿可去，闲着还不如上班。

半夜了，小娟的堂妹还没回宿舍。我问小娟：“你堂妹呢？”她说：“去跳舞了。”“蹦迪吗？”“不是，是QQ炫舞。”堂妹整个晚上都会在网吧里“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