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时，我正处于青年时期，在大学学习过。大学毕业以后在机关工作一段时间，中年又回到学校工作，一直到离休。这里谈谈我对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主要是有关大学教育)的一点亲身感受和理解。
1955年，我作为调干生考入了大学，因为工作过一段时间，深感自己的知识贫乏，有强烈的学习愿望，但是，并不知道怎么学，怎样才能获得真知。
毛泽东时代的大学生
刚入学，教室黑板上写着“向副博士进军”!那时候我国向苏联学习，苏联大学生毕业以后，更高的学位是副博士，所以提出向副博士进军。我很高兴，认为要钻进图书馆好好读读书;系里安排的教学计划，首先是读《资本论》第一卷，是“大部头”，虽然只读懂了点书面道理，也乐趣无穷。
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和开展反右派斗争，我们学校是焦点之一，读书的事就放在一边了。1958年学校安排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十天，后来又下到一个小村子，主要是参加劳动，同时写村史。我们的专业是计划经济，1959年我们的毕业论文是到县区搞调查，写县区规划的书。从进高楼、啃“大部头”，到下农村劳动、写村史，写规划的书，一会儿上高楼，一会儿下农村，学习的内容、方法、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那时，对于这种变化没有深入思考，只感到新鲜。
在机关工作十几年后，1972年“五七干校”学习结束，组织上征求我对于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要求搞政治经济学。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工作，想搞科学研究的愿望得以实现。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经研所和经济系是一个党总支，学员“拉练”到山区，党总支书记让我当炊事班的班长，带几个学生沿途给拉练的队伍烧水、做饭。炊事班是一个辛苦的活，因为我经过“四清”、“五七干校”的劳动锻炼，所以能够胜任。以后，学生要下农村学习、调查，系里也常常让我带队，组织学生到县、公社实习。在经研所搞科学研究期间，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调查。
1970年代中期，所里把我和几位同事派到自行车厂参加劳动。我给老师傅当“学徒”，跟着他们搞技术改造等;后来又决定到自行车厂写企业管理的书，但是，厂党委书记让我们先到车间任职，干出经验，上升到理论以后再写书。不少经研所的同事先后回了学校，我留在一个车间任党支部副书记，负责工人的学习，组织他们学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总之，这一段主要是在农村、工厂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废除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学士、硕士、博士等制度都重新恢复，学生不下工厂、农村，只读书;学习的内容、方法基本恢复到改革开放以前，有些甚至恢复到解放前的状况。以经济学的系科为例，经济学的课程，主要是学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反而成了点缀或者是装饰品;一些没有改造好的留学欧美老教授，又成了学校的“香饽饽”等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机关回到学校，这一次是由学生变为先生;在大学学习只四年，再回到学校工作则长达二十年。这段时间的学校工作，是先由下农村、进工厂，然后上高楼、“读死书”。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习过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一些理论，因此，对于这种变化，对于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和实践，有了更深的感受和理解。大学教育这种反复，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教育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表现。
毛泽东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5页)
这里只探讨毛泽东有关德育和智育两个方面思想，体育的部分就不涉及，而且主要是关于大学教育，特别是文科的大学教育。
首先是德育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首先关心的是学生的德育，就是培养的学生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还是为贵族老爷服务?他明确地指出，要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对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他早就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57页)这是他的教育革命思想中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曾经对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当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6页)可见，毛泽东要求学生、尤其是大学生，要懂得农民、工人，懂得阶级斗争，否则就毕不了业。不懂得工人、农民和阶级斗争，当然也不可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毛泽东在谈自己的感情转变时说：“我是个学生出身，在学校养成一种学生习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熟悉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1页）
毛泽东的教育路线，首先就是要把学生推到工厂、农村，让学生与工人、农民接触，转变感情。我们上大学时，被推到农村劳动，写村史;以后到大学当老师，也让我们到工厂、农村，向工人、农民学习，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根本改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如果联系到我在机关工作时的干部教育，毛泽东也是要求干部深入工农群众，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大学毕业以后，在机关工作了十几年，其中参加三年“四清”，“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四年，都是为了培养和增强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
总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就是培养为工农群众服务的知识分子。而要培养和工农的感情，就必须到工厂、农村，接触工人、农民，参加劳动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工人、农民，消除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距离，才可能有共同的感情、语言，仅仅在大楼啃书本，是啃不出工农的语言和感情的。
新社会的学校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与工人、农民接触，向他们学习，和脱离工人、农民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说：“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4页)
列宁早就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材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6、349页)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思想，他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的现象，在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第58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