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单仁平文章所代表的，正是洋共不理解土共，洋共穿西装打领带，与土共在思想上也有了不可通约性。还算是洋共中间比较有积极性出来说话和办事的，但他既不能理解对手，这正如他不了解土共一样，文章摆出一副中庸之道的脸子，其实体现的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土共的革命就是最大的偏向性选择：打倒一方去造就另一方，不是所谓的技术正确或者公正，革命党和革命军都是统治阶级正当性标准中间的“奸党”和“匪军”。单仁平采取一种自以为聪明的洋共策略，给革命的反对派推荐一种在革命大潮中间正确地选择那一滴正确的水的技术性方法，这看起来是“不偏不畸”，其实是一种最愚昧的“技术正确论”——似乎只要选择正确的拿一滴水，革命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呈现，这个恰好是对手所反对，他们有着确定的标准，一定要选择不正确的那一滴水。 借用法学中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称概念，革命所需要确立的基础政权特点，是需要终结私人领域中间的私权力规则，以此为基础去确立公共领域和公权力起作用的条件，这样才能够建立起廉价政府。中国革命的战略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核心条件是能够在乡村建立起有执行力的基层政权，从而能够保证农民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战争和革命。没有公共领域的形成，廉价政府就不会出现，而公共领域的形成，则是以对旧统治阶级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剥夺为先决条件的。 正是在公共领域建设与私人领域关系方面，出现了《白鹿原》小说叙事的两条对照性主线，一条主线是朱先生+白嘉轩的组合，他们代表了传统乡村秩序的支撑点，乡贤和绅士(族长)这样的人物，其身上寄托着作者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这是作者缺乏对革命的理解，同时也缺乏对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放任一种简单的恋旧情绪的结果，这恰好与所谓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接上轨了。这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较为温和地提出质疑：革命真的有那些价值和进步吗?朱先生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形象，对《乡约》的操持，甚至于对于人命运的点拨——白嘉轩的好运就是从朱先生指点下改变祖坟地开始的，似乎是一个帮助个人把握自身命运可以信托的智慧符号。 在朱先生与白嘉轩组合的传统秩序的对立面，是革命和投机分子的机会主义，及其对于权力配置和相关人物命运的主导性影响，这是小说的另一条对照主线。在这个方面，《白鹿原》的编造比《软埋》要隐晦一些，跟事实更近一些。如白孝文这种人，钻进共产党是很普遍的情况，这是可以相信的艺术再现，但是说这样的人当共产党的县长，那就是笑话了。1949年之前武大许多地主子弟，已经看清楚共产党要得天下了，所以都伪装进步靠近共产党组织，目的是挤破脑壳要钻进共产党里头去，例如后来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就是那时候入党的。即便是董辅礽这样的高素质共产党员，也无缘领导干部职位，整个湖北72个县，71个县长都是南下干部担任的(剩下一个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来自根据地时代冀南地委的老干部，新近入党和加入政权组织的本地人，多在区以下当干部，或者在县里当辅助型干部。在白孝文手上制造黑娃悲剧的情节，基于史实和政策是不能够成立的。要知道共产党的剿匪政策是“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黑娃这种早已经放下武器的前土匪，根本无需置问，这个地方明显是作家遇到编故事难题：陈忠实需要制造悲剧性与投机性的对立，为了悲剧性不得不让黑娃放下武器改邪归正从而具有应该原谅的情节，为了投机性情节需要又要让白孝文亲自置其于死地，这样，就造成了为满足故事情节发展需要与史实的脱节。 四 人们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期待其提供理解社会与人的命运的内在机理，需要给人以力量和掌握命运的改进想象力。白鹿原这些作品是向后看的，只是提供一种对革命价值的否弃和想当然，而不负有主体性建设使命，其功能本身是近似于颠覆革命时代结论的翻案文学之作。 中国改开搞年代以来，最叫座或者说被文学场内部的权势人物捧得最高的那些系列作品，就体现他们追求的文学职能或者“所载之道”，对于那些被拔高的作品和作家，进行政治和历史分析，才算是进入了文学场运作的内部规则，形成对话。进行这样的分析，不是干预创作自由或者作家表达，而是追问作为一个政府意识形态生产部门的代表性产品，如何向观众和雇主进行“汇报演出”——这等同于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见面会，消费者可以提出自己的使用体验，生产者应该听取产品使用体验的信息和数据。 对于文学性的公共性有要求，这是中国很古旧的传统，要求微温要做到“文以载道”，因为这个关乎世道人心，是公器而不是私器。古人还认为“诗言志”，可以用于朋友间的唱和，近似于相互消遣与应和之作。两者之间是有不同要求的，古人的观点，写诗可以是私人性的写作，但著文需要问道，这是承载公共性要求的文体，其间是有职能划分的。 更何况，今日中国的专业文学生产，还是财政供养的一个意识形态生产部门，那公众就就更有充足理由进行功能性的“载道”追问了。陈忠实、莫言、方方这些奢遮人物，哪一个都是政府以财政经费雇佣的写手，其雇佣合同的核心条款，就是“双为”“双百”。要是今天网络上的玄幻文学作品，付费看完消磨一下时光，就拉到了。人们对一个时代的经典或者优秀作品的承载力，是有要求的。 五 而在革命的最后一天发生的那些事情，使得政权的道义形象崩溃，这导致不认同可以公开讲述，为后来的公知们也预备了假资本主义敌视真资本主义的心理状态。 公知们是用假的资本主义价值，穷凶极恶地反对真的资本主义现实，这种以虚打实的策略背后，是彻底的政治不认同。公知们的强势和霸道，是他们以西方的价值反对中国的现实，哪怕是合理的现实也会遭遇到他们的反对，这样一种精神状况，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哪怕是中间派的群众，对于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很听得进去，这首歌的歌词说：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做什么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总是说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 …… 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 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这首歌的意象，不仅老百姓能够接受，而且也觉得应该去追问那些人与革命时代公共性的落差，这同时也很符合中国古人的艺术美标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但文学界的状况，实在是叫人匪夷所思，竟然逆着历史潮流去跟地主“哥俩好”起来了，讲故事方面也简单抄袭冯梦龙的设计，这早已经不是裴多菲俱乐部的路数，而是公然的保皇党和辫子军在那里招摇过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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