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白鹿原》与《软埋》——革命到底坏在哪里？

作者：老田

以文学形式去消解革命的精神价值和遗产，早已经是官府豢养的那部分文学界的三十年主导性潮流了，这个状况是与1989年之后可以“坏话公开说”的政治境况，有着一定关系。

　　但是，有很多人吹嘘说《白鹿原》和《软埋》在艺术方面多么成功，这个老田还真是有不同的体会。记得高中时候校图书馆收有冯梦龙的基本小说集，老田当时通读过不止一遍。有了这点功底，从前读《白鹿原》的时候，就感到这是在抄袭冯梦龙，现在读《软埋》又感到是老熟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使用了彻底的白话文，兼且情节展开方面极为啰嗦拖沓，相比冯梦龙读起来少了那一份爽快劲。

　　一

　　《软埋》与《白鹿原》相比，有很大的共同点：核心故事情节，都围绕着投机分子掌权并对代表性人物的命运产生悲剧性影响。读者读完之后的印象就是：坏人张狂了，好人悲剧了，这个坏结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革命对乡村带来了扰动和变革。

　　在文学之外，长期有人做各种文章，说就是革命坏了世道人心，文学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承载这个对革命的久远指责。

　　《白鹿原》的叙事想象力，是古代读书人通常持有的那种“忠臣反受奸臣制”那个套路，把投机分子说成是主导历史演进和代表性人物命运的权力之手，正直的人士总是会受到排斥和不得志。

　　冯梦龙的“三言两拍”中间，许多故事的展开就蕴含着这个叙事意象，把这个讲故事意象展示得很彻底。当然冯梦龙生活在古代，他可以借助冥冥之中的报应，来解决现实社会中间的机会主义困境，使得这个矛盾和冲突得到解决，据以实现故事的大圆满，借以给世道人心输入正能量。这个可以称之为“冯氏想象力”及其解决方案，老田中学时期读冯梦龙的三言两拍，所以读《白鹿原》的时候，就感到很熟悉，对故事中间涉及到迷信和风水也感到有必然性，既然抄袭了冯梦龙的故事设计原理，就必须要抄袭其冲突解决原理。这就像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巨擘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你抄袭了开头就一定要抄袭结尾。

　　就投机分子制造个人命运悲剧来说，《白鹿原》和《软埋》是一样，都是抄袭冯梦龙的设计。但后者的故事丰满度很低，与社会与历史现实的啮合度也更差，不可信的情节设计与故事演绎过程，都遗留下过多的作者硬性介入的影子，结果也导致作者自身的思想表达更露骨——故事的不圆满和不合逻辑让幕后的作者给暴露出来了——是作者硬要这么着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差别，从前需要偷偷摸摸才说的那些话，现在可以公开说了，所以，方方和《软埋》代表了对革命价值颠覆的新高度。

　　二

　　核心问题是，终结阶级斗争为纲和路线斗争提法之后，土共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的历史了，革命到底有什么必要性，以及怎样对社会造成了进步性变革，几十年没有见过土共写出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来。

　　中国革命被毛泽东定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内涵着资本主义价值和底层阶级的世界观，也就是说，革命除了可以按照传统的红道话语进行解释之外，还可以用白到话语进行解释，按照这两个标准，革命都是合法与合理的。

　　用白道语言来表述共产党革命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斗争会这样的方式，把旧时代的私人领域改造为公共领域，确立群众参与和道德审判基础上的公共性标准——权力服务于私人利益是不对的，此后，农村基层政权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终结了秦始皇以降两千多年“皇权不下县”的历史。

　　毛泽东1955年说“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个党就是那个领导群众进行组织和斗争的政治主体性的出场，是代表了终结传统私人领域的替代性政治力量与新的公共领域运作方式。党与群众的积极互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只有在与乡绅垄断权力的旧式私人领域相对照的时候，才更为明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来。

　　党与群众的积极互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是与朱先生与白嘉轩所构成的传统私人领域(哪怕是小说竭力美化了这两个私人领域的代表人)，是一种相互替代和不兼容的关系，前者的确立是以后者的声望瓦解为条件的。传统的运作及其县以下的代理人，无关乎其本人品德和主观意愿如何，这个群体的存在及其权势和影响力本身，客观上就已经构成社会进步的根本性障碍，这些人的存在及其影响力起作用的方式，使得服务于多数人需要的那种权力无从产生并很好地起作用。

　　近代中国农村人多地少，有一个特殊要求是：需要动员剩余劳动力去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实现高产稳产，要不然，晚清以来的困局——全部粮食产量远不够全部人口温饱，就无法突破。而要进行这样的建设，土地私有制以及依托于土地私有制运作的私人领域的私权力，都是公共组织形成与运作的障碍，需要彻底瓦解之。为了新组织，必须葬送旧社会，这里土共的看法至今依然正确，舍此别无出路，虽然洋共已经不理解了。

　　共产党革命的深刻逻辑在于“斗争会”，通过民众参与和有引导的评议，打击代表性的坏人，消解与财富不公平占有相关的影响力集中于个人的不均衡现实，来根本性地改变两千年来“皇权不下县”造就乡绅自治局面——实质是私人领域中间的私权力作用规则，这个私人领域是在皇权默许下的辅助控制系统。而共产党革命，则是以斗争会的模式引入公权力的规则和群众参与，打压与终结县以下的私人领域和私权力主导局面，结果是要造成黄仁宇所说的建设一个有效的底层结构和数目字管理的基础。要实现这样的变革，其前提条件就是：终结私权力主导下的私人领域规则，把县以下的领域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造为公共领域，引入公权力起作用的规则。

　　共产党革命在农村造成的革命性变化，核心逻辑是把从前的私人领域改造为初步的公共领域，正是在这个公共领域中间，共产党能够找到清廉的官员建设起一个低成本的廉价政权组织，依托这样一个政权组织，进行劳动力动员和经济剩余攫取，才有可能。国民党也想要攫取经济剩余，但是其底层政权代理人的发财欲望，就已经远远大于农民的最高负担能力。共产党也提取农村经济剩余，但是全部干部的所得之和，远小于农民最高负担能力，同时，国家除了困难时期也不需要对农村和农民竭泽而渔，还能够得到支持工业化的可观资源数量。

　　目前的集体村庄如南街村和洪林村，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工作，通过党支部领导下的党员群体，与群众积极地形成政治互动而营造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间，发挥集体智慧和认同的力量，在最小化对权力控制与金钱激励的条件下，激发群众的较高自发努力水平，发展集体经济并把村集体设成为所有人的依靠。集体经济村庄的主要特点，是干群的积极而频繁的互动，由此，形成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间保证权力运作的公共性，以及由此营造一个村民对集体的较高认同，在较少依靠强制性权力起作用的条件下，提高所有人的自觉努力水平。这与已分田的村庄内部，管理权运作业已部分地私人化的局面，请客送礼老关系的私人领域规则也相应地侵蚀和牵引权力运作，与公共领域的权力运作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今天，农村基层治理有着向传统的私人领域转型的趋势，还有人公开主张过“县政乡派村治”，部分地恢复“皇权不下县”时代的私人领域规则，并通过私权力的影响力去完成治理。而塘约道路通过党支部的建设去联系全体村民和土地，组织生产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这是一种对抗私人化的努力，在塘约的努力中间，正如他们所实践的，是一定要通过群众评议来保证官员与权力的公共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