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的共产主义之路

   到了第二学期，学生们因为伙食问题而大闹学潮，我也跟着卷了进去。按规定，学生每人每天伙食费是两毛钱，但实际上只有八分钱用在伙食上，余者均被校长刘志远及经办人员等克扣、中饱，因而激起公愤。刘志远平吋顽固守旧，惯用封建专制手段压制学生，在大多数学生中不得人心。学生们本来就恨他，这次着实抓住了他的把柄，于是，就对刘志远群起而攻之。学潮开始时，学生们的行动完全一致。当时学生们举行罢课，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表宣言，向外界通告第三师范学潮的真相，揭露刘志远等人的种种劣迹。学校当局不但不理睬学生们的合理要求，反而牌示开除袁痴、罗严、唐朝英等三名为首的学生，这就激起了同学们的更大义愤。同学们遂选派代表到省城长沙向教育司请愿，呼吁社会各界同情声援。前去请愿的学生代表露宿省城教育坪，闹得满城风雨，全省哗然。省长赵恒惕看到事态越闹越大，不好收拾，便出面进行镇压，将请愿的学生代表强行押解回校。学校当局遂开除了五十名学生。但学潮非但没有被平息，反而更加剧烈地展开，尤其是一些为首的学生，态度相当坚决，毫不妥协。当学潮逐步发展到驱逐校长刘志远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学生中分成了两派．一派赶校长，一派保校长。两派的矛盾相当尖锐。我那时还有点“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又不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遂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两派我都不介入。

后来我才知道三师学潮的真实背景，这里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和影响，赶校长的一派多是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学生，而为首者多是党、团员。第三师范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我党早期曾在这里播下过革命火种。早在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就在第三师范设立了衡阳分社，并开办书报贩卖部，出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向导》、《先驱》、《新潮》、《新青年》、《少年中国》、《劳动界》等革命报章杂志。1921年10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回长沙不久，就乘轮船溯湘江而上，到衡阳考察。翌年4月，毛泽东再次来到衡阳，在湘南学生联合会厅堂和第三师范风雨操场，发表关于马克思的革命斗争史、社会问题、中国农民运动等著名讲演，并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蒋先云、黄静源、雷晋乾、唐朝英等即是其中的优秀分子。当时在衡阳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著名共产党员夏明翰，曾是毛泽东为培养党团骨干所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922年暑假期间，我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张秋人，经陈独秀推荐，从上海来到湖南，先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随即被聘为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英语教员。毛泽东、何叔衡还介绍第一师范学生、共产党员戴述人到第三师范担任国文教员。这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分别以读书和当教员作掩护，秘密领导着衡阳地区的党团活动，第三师范成了湘南地区党团组织和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自五四运动以来，以第三师范为基地，联合设在衡阳的省立三女师、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第三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师生，开展了许多次颇具影响的爱国学生运动。

三师学潮从1923年的3月一直闹到6月，学生坚持斗争，拒不复课。学校当局没有办法，就宣布放假，食堂不开饭，学生只好散掉了。张秋人、蒋啸青、屈子健、贺恕等党员教师被强行辞退。张秋人后来在黄埔军校任教官，1927年9月在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不幸被捕，翌年2月遭反动派杀害。他是我在第三师范时最尊敬的一位教师，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

三师学潮是我接触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斗争，它给我的教育很深，感触甚多。虽然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但那些为首的学生们不畏强暴、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使我由衷地钦佩。事后我曾问自己；是什么力量驱使袁痴他们那样勇敢忘我地去进行斗争？为什么我就没有这种力量？答案当然是后来才找到的。

由于三师学潮在湖南全省引起很大震动，省长赵恒惕不得不对三师校长职务作了调整。到了1923年下半年，第三学期开学以后，第三师范的校长换成夏寿康。夏校长是一位庸碌无能的老学究，又未聘到得力的教员和助手，因而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学生中因袁痴、罗严、唐朝英等一批革命分子被开除，也不活跃了。整个学校处于一片沉寂之中。这时我对学业已毫无兴趣，全神贯注地阅读我所能接触到的各种书刊报章，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政治问题。一时间，国内的各种政治思潮一齐进入我的视野，我从中发现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问题。例如国家、民族正受到外国列强的宰割；军阀战争连年不断，土匪蜂起，灾民遍地等等。我看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既然国家、民族、社会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个人出路还从何谈起？这样，我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不再考虑个人的出路问题了，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要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

当时，国内的救国论调多得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佛教救国，基督教救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才是拯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正确道路，自己该何去何从，我一时又找不出满意的答案。我开始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像抵制日货运动、援助工人罢工运动、反基督教运动等等，我都是自觉主动地参加进去的。

   到了1924年春，第四学期开学以后，我认真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以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的一些著作，开始明白了一条道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才会有出路；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而要革命，就须有革命党，即由立志革命者加入革命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