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

总结毛泽东时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几个基本的规律来。首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往往被路线斗争掩盖着；其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以理服人”还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武力征服”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第三，文革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无产阶级自身的视角来反思，是自己队伍中的派性所致。其中最主要的是不自觉走资派的派性，其次是文革中保皇派的派性，再有就是造反派之间的派性。

下面笔者试图论证这些观点。

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集中表现当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以走资派为代表的新生资产阶级，由于其不可能直接地掌控生产资料，因而他们不得不依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里，起码在初期，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本增值的逻辑，以路线斗争的方法来改造世界。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与其匹配的计划经济无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党的领导和计划经济还不足以保证无产阶级的专政。要真正区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其他几个标志性区别还在于：反对还是捍卫官僚特权，支持还是反对群众监督，依靠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依照资本的逻辑去发展经济。

对于革命队伍中不同想法和意见的各种争论，到底他们是不同路线的争论还是不同道路的斗争，这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核心难题。同时，区分路线斗争和道路之争也是解读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一把钥匙。为此，我们有必要分清何为路线斗争，何为道路之争。否则，“横眉冷对”的不光是“千夫指”，“俯首甘为”的有可能是“儒家奴”。

1.           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如何达到共产主义的不同方法之争。比如国内早期就有城市暴动还是农村包围城市之争，或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还是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之争；国际上就有共产党人与托派否定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

路线斗争的本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没有明确的背叛行为，只要不是内奸，同志之间的分歧，哪怕是严重的路线分歧，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且还是革命者之间的矛盾。对抗性的路线斗争，比如斯大林和托派的斗争，是处理不当的后果（毛泽东处理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就比斯大林处理托洛茨基高明的多）。

党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两大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继续。路线斗争的根本原因是革命者的世界观改造得不彻底。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要么是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么是不调查研究，自以为是，唯心主义泛滥，要么是摇摆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盲动和悲观、绝望情绪之间等等的表现。严重的（像张国焘那样）为了争权夺利、出人头地、争当人上人全然不顾革命的利益。这些问题，（即便是像张国焘那样的人，在其试图背叛以前）基本上还是认识问题，因而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阶级斗争。

解决路线分歧的方法是在毛泽东所说的“三要三不要”（即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国际共运上影响深远的托派出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违背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尤其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原则，进而拒绝民主集中制的约束，置派别于党之上。

在路线斗争上，毛泽东从来是既反对掩盖或回避矛盾，又反对闹分裂。路线斗争是原则上的分歧，不能和稀泥，不能无原则地让步，但是必须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革命者之间闹分裂是革命队伍不成熟的表现，比如国际上有印度、欧美等地马列毛主义者团体派别林立的现象，更不说四分五裂的各种其他革命派别或宗派主义猖獗的托派体系。

在如何防止革命队伍的分裂上毛泽东一贯的做法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充分的革命队伍内部的民主，而不是用“专政”的手段去对待持不同意见的或犯了错误的革命者。在国内的历次路线斗争中，恰恰是那些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法。是他们打压不同意见；是他们在解决路线斗争的问题上没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批评持不同意见者；是他们一旦掌握革命队伍的领导权就盛气凌人，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在国际上，斯大林对托派的处理也激化了两者的矛盾，这是托派至今耿耿于怀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恰恰是在总结当时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着党内有些人试图模仿斯大林1936-1938年错误的“大清洗”提出的。

2.           道路之争

广义的道路之争指的是人民群众在反压迫的大方向上，或终极目的上的争论。比如革命阵营内部，或统一战线内部，有的主张仅仅改良现有的制度以便“可持续性剥削”，或指望在不触及所有制的条件下，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有限的变革，有的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推翻旧制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不一样，但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双方在终极目的还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搁置争议，共同对敌。由此可见，广义的道路之争一般的来说也不是敌我矛盾。只要党外的改良主义者不抗拒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加入革命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敌我矛盾。

狭义的道路之争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以及终极目的之争。作为共产主义者，这个争论是不应该有的。这一争论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马列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是那么彻底，以至于反马列主义者也不得不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掩盖着他们的真实目的。

拿“北上”还是“南下”比喻道路之争的话，“北上”的路线千千万万，遇到大山，左右绕行或直接翻越只是快慢而已。但是那些骨子里要“南下”的总是打着绕行的借口朝南走。

比如欧美国家那些还没有掌握国家机器的新、老修正主义党派就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宣传改良和议会道路是推动工人运动前进的最佳途径。实质上他们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因而他们的领袖人物是有意地歪曲、篡改马列主义的革命内涵，在革命高潮来临之时，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

这样的道路之争不光是不可调和的，还是对抗性的，甚至是敌我之间的矛盾。民主集中制不可能解决道路之争。在道路之争上不分道扬镳是背叛革命的表现。这就是俄国布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根本原因。

3.           路线斗争掩盖下的道路之争

革命道路的艰难不光是由于敌人的强大，还在于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与道路之争不易划分。反马列毛主义者一开始几乎都是打着路线斗争的幌子，使得真假马列毛主义之间的道路之争复杂起来，两类性质矛盾的区别起先往往并不明确。

比如，毛泽东和走资派在解放后的斗争起先看上去也是路线斗争。刘少奇先是反对没有机械化的合作化，后又力推“共产风”、“浮夸风”，惨败后又说人民公社办早了。表面上看，这些都是路线斗争。

再比如，半个多世纪前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发起过十年论战。起先人们以为这是革命者之间的路线斗争，后来发现这连革命阵营内部的道路之争都不是，而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历史证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自觉走资派上台后就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拥有压迫人民的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彻头彻尾的（或特色的）资产阶级。无论他们打着何种旗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不再是道路之争，也非仅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间接的阶级斗争，更不是革命者之间的路线斗争，而是直接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由于革命队伍中的反马列毛主义者必然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要区分与他们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还是道路之争，只能从实践上看他们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来鉴定，从他们的斗争方法是否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否是光明正大上来识别，最根本的是从他们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来鉴别。

走资派的出现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马列毛主义者与走资派的斗争起先必然是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展现出来。

4.           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在如何处理党内、人民内部的矛盾上，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世界观，有着全然不同的方式、方法。这是因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斗争虽然是典型的阶级斗争，但是被压迫者内部的争权夺利，争当压迫者的斗争是阶级社会人压迫人制度的继续，因而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追求的是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有此觉悟的无产者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因而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他们要么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来对待人民内部不同意见的争执，要么对于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无论同志间争论的多么激烈，他们坚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最后做决定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官”可以罢，“财”不得丢，政治和路线斗争不得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挂钩（当然腐败和敌我矛盾除外）。战争时期能够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和平时期就更没有理由剥夺他人的人身和言论自由。即便是那些在道路之争中立场不稳的同路人，革命者仍然坚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给予出路，而不是一棒子打死。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方法。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本质就是一切为了争当人上人，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当老大而奋斗。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行我素、各自为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到了他们那里就变成了“以我为中心”的联合。因而他们的斗争方法不是救人而是“整人”，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他们对别人的错误无限上纲，对人家的优点视而不见，辩不过就抓人，剥夺人家的话语权。这是走资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方法。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以理服人”还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武力征服”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纵观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或国际共运中的宗派主义现象，明显地，他们之间斗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看谁“辩得过”谁，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压倒对立面，不是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而是为了当老大，因而谁也不服谁，那怕“单干”也自以为荣。这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但是在道路之争上，自觉走资派反而指责革命派对他们的批判是无中生有，是无限上纲，是小题大做。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自觉走资派的惯用伎俩。

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高度地概括了他一生党内斗争的经验。“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针对的是道路之争，“要团结不要分裂”针对的是路线斗争的目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针对的是斗争的方法。

5.           派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所谓派性，在这里指的是那些那怕是松散的，但是有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思想上的差异。派系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因为它和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只要有人群存在，即便是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意见上的分歧和争论，思想上的差异和斗争都必不可免。【派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差别可以借用人文学科和理工科的差异来比喻。由于缺乏客观标准，且和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人文学科派系林立，各方为谁说了算，谁是老大争执不休，论资排辈是常态。但是理工科在学术上有争议的是未经验证的假设，而非对客观认识的不同学派。即便各方为了名利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地争夺科研经费，但是最终谁的观点代表真理是实验结果说了算而不是哪个权威说了算。同样的，一旦达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就不再和个人利益相关，争论就越来越像理工科有关真理的争论，派系斗争将会失去它存在的物质基础。比如，当前开源软件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就已经越来越带有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特征。】

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其本性就是争权夺利，因而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是天经地义的。追求无产阶级翻身解放的革命者之间如有派系斗争，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对共产主义的背信弃义。

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共有制的捍卫，离不开先锋队遵守的阶级利益至上原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而派性原则却是派别、小集团利益至上，以派别划线，忘记、忽略或排斥阶级利益至上原则，甚至不惜背叛阶级的利益。党性和派性的差别就在于是为阶级利益还是为个人、小集团的利益而奋斗上。

无产阶级内部派性出现的根源在于小生产。在一个由小农经济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到一个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代表的工业社会的转变中，那些大量的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者的无产者群众，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有着两重性。无产者反对剥削、压迫和争取平等的行为，以及争取社会财富支配权的斗争是革命的，但是那些带有浓厚小生产习俗的刚刚沦陷为无产者的群体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对个人的约束和对习惯的冲击则是消极的。他们留恋于小农经济本能的自由散漫，反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所必有的严格纪律约束。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公社解散以后很多农民欢呼“自由了”就是这类情绪的表现。小生产追求的是“我行我素”的不排队的“自由”，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自由”，不按时上班的“自由”，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自由”。反映到革命队伍中就是拉帮结派的自由。

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内部的派性有着至少三种表现。最主要的是不自觉走资派的派性，其次是文革中保皇派的派性，再有就是造反派之间的派性。

走资派的出现就是一个独立于无产阶级的官僚特权利益集团形成后的结果。是他们的派性原则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把大量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打成“右派”；是他们在文革中扶持保皇派群众不惜用武力去镇压造反派群众；是他们最善于把自己掩盖成党性原则的捍卫者，把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倒打一耙地标榜为派性组织。

但是，有组织的造反派的形成恰恰是因为走资派把他们掌权的党的组织变成了一个为个人或小集团利益服务的派系组织。因此，表面上看，造反派是一个“派性”组织。但是，在客观上，组织起来反对走资派恰恰是符合从阶级利益出发的党性原则。只要有走资派的存在，就有看像是“派性”组织的造反派存在的理由。

克服无产阶级内部派性的关键是首先克服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不自觉走资派的派性。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首先废除走资派赖以生存的官僚特权，其次通过自发的群众组织来有效的监督当权者。这是笔者对文革基本经验的总结。

结论

无产阶级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任务离不开自己先锋队的冲锋陷阵，改造自己的任务首先体现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身改造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斗争中磨炼出来的。无产阶级能否改造世界的关键是先锋队自身能否接受改造。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历次路线斗争都是个先锋队自身改造的过程，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这种改造的集中表现。1957年的整风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地准备继续进行改造的努力，而当年的反右是这一队伍的多数不愿意或拒绝接受改造的反映。改造的矛头向上还是向下、向党内还是向党外，这两者的反复胶着贯穿着之后近20年的斗争。

无产阶级当时面临着的不光是先锋队自身的改造任务，同时还面临着北方苏修的大军压境、东方美帝扶持的反攻大陆威胁、南方美帝的侵越战争，以及国内被推翻的旧的统治阶级的垂死挣扎。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两者的叠加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和复杂，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极其艰难。

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只能按照自己手中已有的牌去干革命。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的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其中的大多数虽然是要革命的，但很多人往往又不懂得如何去革命，或不愿意改造自己的那些妨碍革命的私心杂念。1949年革命的成功改变了革命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改变了他们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关系。如何引导这些不完美的革命者去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革命派的艰巨任务。文革的目的不是打倒这些人而是希望改造这些人。先锋队中那些不同程度上变了质的或者完全变质了的成员（即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们顽强的拒绝自身的改造，这是文革艰难之所在。文革夭折的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变质和背叛，而这一变质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过程。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史的核心内容。

阶级斗争有它的客观规律，你有你的打法，他有他的对策，每个阶级都在总结经验，都在不断的摸索。只要资产阶级存在的土壤没有最后的消除，也就是只要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还是大多数劳动者的谋生手段而不是自愿的爱好或人生的第一需要，物化了的劳动就有可能成为奴役活劳动的工具，成为资本，实际掌控这些社会财富的管理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利益集团，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就一定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杜绝官僚特权的出现，坚持群众对先锋队的监督是避免这一利益集团的形成和防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活的根本措施。这是文化大革命永垂不朽的核心内容。

2016年12月稿，反馈意见请寄：laohuashi#gmail.com (请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