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克服派性的努力，革委会的成立从1967年初的夺权斗争到1969年3月九大召开前的两年多期间里，为了克服派性的泛滥，为了防备派仗蔓延成为真实的全面内战，革命派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地平息了全国各地的派仗、武斗，通过推动各派的大联合，成立了由群众组织代表、支左军代表和一些被解放了的干部“三结合”组成的革委会，糅合、重建了各地的党、政权力机构。 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中以派性为代表的错误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手法有着根本的区别。走资派善于“运动”群众，尽力鼓动合己意的，不惜镇压不合意的，各地武斗连绵不断都与此有关。革命派想方设法发动群众，鼓励符合大方向的，批评、教育、说服违背大方向的，而不是去镇压。 山西武斗持续的时间在全国算是比较长的。起因就是以革委会主任刘格平为代表的、更倾向于造反派的“红总站”和以副主任、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为代表的、更倾向于保守派的“红联站”之间长期的矛盾所致。引用吴思的分析：“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远远望去，只见两个对立的集团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对方的威胁越大，血债越多，本派内部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有力量，对于对方的威胁也就越大，于是对方也就更加团结，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已经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中央最后无奈，只好把两个负责人都撤换才平息了两年多的武斗。 【*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http://tydao.com/suwu/zhuanji/chenyongui/033.htm 】 为了克服派性，党中央在1969年九大后起推进了一个“清理阶级队伍”和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1970年又搞了个“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运动。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你的打法，他有他的高招，革委会里的那些恢复了官职的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走资派，趁机再次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当初反对过自己的造反派，进行了反攻倒算和秋后算账，一批造反派头目被以各种借口逮捕、坐牢，甚至就地枪决。 6. 继续革命还是派系斗争：林彪事件的实质林彪事件的出现对革命派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方面文革没有军方，也就是国家暴力的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在党内的路线斗争和道路之争上，国家暴力站在哪一个阶级，哪一个路线和道路上是至关紧要的问题。林彪事件暴露出无产阶级专政最脆弱的环节。 相比党、政各级领导干部普遍所犯的走资派错误，军队内部的官僚特权最为严重，群众监督最为匮乏，因而它最有可能成为走资派的大本营。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就已经反映出军内对文革的抵触有多么的严重，林彪事件暴露出军队最高层对文革抵触的激烈程度。 以林彪为代表的军方将领对批判像刘少奇这样的没有打过仗的党、政干部可以容忍，甚至欢迎。尤其是大量军代表加入“三结合”的革委会，进入各地党、政权力机构，使得九大几乎成为“军人执政”的顶峰。下一步如何走成为革命派和形形色色的走资派争论的焦点。以林彪为代表的自觉走资派认为文革就是换人，文革三大任务中“斗、批、改”的“改”字就是改朝换代，主张恢复原有的制度不变。他们既不反官僚特权，又排斥群众监督，对继续革命毫无兴趣，甚至敌视，表现在九大政治报告内容的争论中，表现在是否恢复国家主席职位的争斗中，表现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 7. 走资派和革命派的僵局，左派幼稚病的泛滥，四人帮的出现，邓小平的复出迟迟难以终结的派仗和武斗加上林彪事件的打击，革命派的势力本来就不强大。加强团结，抓住主要矛盾，反对四面出击，争取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但是愿意改正的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应当是当务之急，但是此刻很多革命派却犯了左派幼稚病。在经济、文教等领域里，他们借用了反右的方法，对很多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文艺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抓辫子”、“扣帽子”、“上纲上线”，大搞“文字狱”，孤立了自己的队伍，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就是“四人帮”出现的背景。虽然上海在各个方面的工作都优越于全国，但是从上海出来的（如王洪文等）革命派毕竟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在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面前没有多少影响力。既然文革的目标不是“整人”而是教育人，那么像邓小平那样有能力的，且发誓对文革“永不翻案”的领导干部就没有理由不允许他们恢复工作。这就是邓小平复出的背景。 8.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努力邓小平复出不久就开始一个个地否定文革的成果，用各种借口把支持文革的干部和文革中涌现出来的群众代表边缘化，把被夺过去的权力夺回来，不经过群众讨论和认可便恢复了旧有的领导班子，以反对派性的名义，对所谓“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大搞复辟活动。 此间邓小平的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阴险嘴脸已经有所暴露。他一方面大讲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偏偏不去学习、推广当时全国经济建设搞得最好的上海经验（十年后，重新掌权了的他不惜把中国的航空飞机制造技术推迟二三十年也执意要把以上海为中心的运十项目砍下去，否则就难以全面否定文革和上海的成果）。 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自觉走资派的反扑，革命派掀起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轰轰烈烈的，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反抗。邓小平的职务虽然再次被罢免，但是此刻的党心、军心、民心已经被走资派左右，不自觉走资派几乎完全站在自觉走资派一边，革命派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表现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上。 9. 走资派的胜利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自觉走资派就发动政变，“一举粉碎”了无产阶级专政，全国各地大批的革命派遭到镇压。但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顽强反抗，尤其是1989年的那次几乎全民的抗争，新生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花费20多年的时间，靠“摸着石头过河”才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造。 这40年来，当局全面歪曲、封锁文革的真实历史，把反文革势力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嫁祸于文革身上。但是他们这样做就像把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嫁祸于抗战一样的荒谬。按照他们的逻辑，没有文革也就没有“破四旧”，也就没有武斗。如此分析，没有抗战，也就是如果中国人民心甘情愿地当亡国奴，日本帝国主义也不会花费枪支弹药去屠杀。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反抗就有镇压。把镇压者的罪行栽赃于反抗者，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文革也是一样的。革命派要放手发动群众，走资派就组织一部分太子党为首的红卫兵去抄家，砸文物。革命派支持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走资派就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中走资派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文革后他们全然逍遥法外。他们垄断话语权，把一切都责怪在文革身上。目前不光是那些被抄家被殴打或被整死者的亲属要求清算文革中的细账，要求肇事者承担法律责任，被当局镇压的文革造反派也要求清算文革中的细账，要求追查到底武斗是如何发生的，到底哪些人才是“打砸抢”的凶手。文革历史的真相对当局很不利，所以他们必须用“宜粗不宜细”的手法去掩盖自己的罪行。文革之所以是一个禁区恰恰说明了当局的不自信。 10. 文革夭折原因的探讨既然自觉走资派上台了，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了，资本主义复辟了，那么文革未能达到它的预期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失败了。 客观因素论者对此强调的（不是我们无能）是资产阶级太强大，是小生产太顽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三大差别的存在，是帝国主义的包围，等等。 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革命者还必须从主观上去寻找原因。 首先，革命派对走资派的认识来的晚了些【*】，因而没有能够及时的推行防范走资派的措施，比如废除官僚特权和实施群众有效的监督，尤其是没有能够防备像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转变这类事件的发生。 【*这个责任在斯大林，因为他有机会但没有能够提前认识到走资派的危害。】 其次，文革期间，当权派和群众组织各自的权限不明确，因而文革犯了两个不可避免的“错误”：先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但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后是解散上海除外的所有群众组织（但不解散就会全面内战）。 再有，且最根本的是派性的泛滥，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才是文革夭折的关键。虽然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根本原因当然是那些党内的自觉走资派篡党夺权所致，是他们在1949年以后，一步步地变质，成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是之所以革命派没有能够挽回这一结局的关键还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派性所致。大量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党员和干部被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所困扰，不能从全局利益出发，给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兴风作浪创造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全国文革成效最显著的是上海，派性最少的也是上海，而且全国唯有上海的工人考虑过武装对抗政变，但是毕竟当时上海工人的大多数还不可能预见到走资派上台后自己的命运，也就不可能冒险去反抗。 其他地方，有了派性就不能客观地分析阶级的利益，就不由自主的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就更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得不用“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和把对立面的错误“无限上纲”的手段，把对立面打成敌人，就不可能团结大多数。 要团结就要有约束，就要照顾到各方的诉求和利益。面对派性就不能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和稀泥，而是像延安整风那样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认识问题以后方能达到团结的目的。为此就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这些都是容易说到，不容易做到的事。在这方面，反右运动开创了一个危害极大的先例。 大多数的走资派毕竟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主观上还是要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是认识上有偏差，轻视了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在灵魂深处私有观念的影响下，不自觉地维护了自己的官僚特权。大多数的武斗是那些不自觉走资派挑起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的后果。革命派与这些不自觉走资派之间的矛盾毕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饭要一口口地吃、仗要一个个地打、问题要一个个地按照轻重缓急来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派时时刻刻都要从如何团结和教育干部、群众的大多数出发，不能四面出击。看不到这一点的造反派和“四人帮”犯了打击面太宽的左倾错误。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处理七•二〇事件的方法中清楚地看出。林彪想用此事件“做文章”，而毛泽东一再地试图挽救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见徐海亮，同上】 11. 对一些关键人物的评价对文革的总结当然也离不开对一些关键人物的评价，其中最主要的，争议最多的要算是“四人帮”和周恩来。 “四人帮” 所谓的“四人帮”，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其实都是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他们对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大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40年来，通过造谣和污蔑，垄断了话语权的国内外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了丧心病狂地攻击和围剿。尤其是对江青人格的谩骂和诽谤使得中国妇女的地位倒退了几十年，女性在政治上至今很难抬头。 但是，阶级敌人的攻击不应该作为阻碍后人对革命派所犯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依据，就像不能因为前线打着仗，延安就不应该整风一样。 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一方面江青的优点非常突出，表现在不朽的样板戏上，表现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坚决支持和对走资派的深刻批判上。但是，另一方面，江青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团结人，往往没有很好的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文革后期对很多文艺作品上纲上线的批判），树敌过多，孤立了左派。江青的这个缺点在左派里具有普遍性（比如张春桥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团结像陈永贵那样优秀的革命派）。【见张怀英，《大寨·陈永贵!--我的思考与回忆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六篇】 进一步地分析，这四位里，除了张春桥在1966年的上海安亭事件中表现出一个革命家应有的无产阶级立场，经受了独立行动的考验以外，其他的成员只能算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奋战英勇的战士，在他们被捕以前还算不上是经受过独立行动考验的革命家。 周恩来 虽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超凡工作能力的革命家，但是他又缺乏宏观视野，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善于埋头苦干，低头拉车，但不太善于抬头看路的人。国史上影响深远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等级制都和周恩来等人虽然善于处理具体事务，但是又缺乏政治远见，对各种制度设计的后遗症缺乏足够的思考有关。 在历次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往往认识不清，屡屡犯错误，但他又是一个赤胆忠心、光明磊落、知错就改、从不搞阴谋诡计的人。 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的全力支持。这是一些右派一再指出的事实。另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又总是慢半拍。这是特色资产阶级企图把毛泽东和周恩来割裂开来的依据，也是一些左派把文革夭折的原因归结于周恩来的由来。 但是，不像大量党内的高层被证明是起码不自觉的走资派，周恩来是个自觉的革命派。他反对官僚特权、支持群众监督，相信和依靠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是他忙于大量的具体事务，既不擅长，又没有时间去做理论研究，因而他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导师。 他和“四人帮”如果有矛盾的话，就像他和毛泽东的矛盾一样，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革命者之间就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出现的不同方法或路线之争，都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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