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是否在党内的斗争：矛头向下还是向上的争论（1962-1965）这一阶段实质上成为文革的准备阶段。 1962年春节前后的七千人大会对三年困难的原因做了一个总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认为是人民公社搞早了，抽象的代表“中央”做了自我批评，但是对自己力推的“浮夸风”、“共产风”没有承担任何实质上的责任。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是靠集体经济还是靠个体经济才能度过难关。虽然大会肯定了三面红旗，但是这些早先反对合作化的走资派在七千人大会后仍然试图利用三年困难来否定合作化。明明是他们推动“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灾难，他们非要用“单干风”来解决。主张用资本主义的逻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走资派的本质终于暴露无疑。如果“单干”确实有助于度过难关，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由此可见，走资派当初大搞“共产风”仅仅是为了征购粮食的方便，为了更多地剥夺农民！“单干风”的崛起迫使毛泽东面对走资派的问题，意识到党有分裂的危险，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进而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 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该如何进行，中央反反复复一连出了个前十条、后十条和23条。争论的焦点就在于下梁歪还是上梁不正，运动的重点是党外的地富反坏右还是党内的走资派，是仅反“贪官”还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 在探索什么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总结基层的经验，提出“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与走资派主张的“包产到户”和“利润挂帅”针锋相对。 但是，为了“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回避道路问题，刘少奇派妻子王光美蹲点总结了一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桃园经验”，未经中央许可，传播全国。大量基层干部受尽了苦头的“人人过关”是文革期间“打倒一切”的前兆。 第四阶段，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和后期的反扑：走资派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1966-1976）文化大革命，作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群众大规模地如此深入地探索如何才能实践自己当家做主权利的运动，它不可避免的将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运动，其复杂性其实早已蕴藏在1957年整风到反右的转变中。作为一个开放式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的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意识形态都必然要顽强地表现着自己。颠覆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党内还是党外？依靠发动群众还是“运动”群众来解决问题？这些是党内外争论的焦点。文革的群众运动方式否定了反右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走资派在文革中仍然顽强地坚持反右的那一套。文革后，“伤痕”文学所控诉的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恰恰是走资派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后果，而走资派上台后又把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栽赃在文革身上，对被自己打击过的精英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有着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不是任何顶层设计所能驾驭的，毛泽东也只能因势利导。出乎预料的派性大爆炸和走资派的顽强反抗使得革命派手中能够打出去的牌越来越少。几乎失控的派性泛滥表现出阶级的不成熟，走资派的顽强反抗反映了先锋队变质的严重程度。两者是文革夭折的根本原因。 限于阅历和篇幅，本文只能对文革做一个初步的和简要的综述，但是一些客观规律还是能够较清晰地梳理出来。 1. 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五一六通知》从四清运动未能触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到底是在走哪条道路这一核心问题来看，依靠自上而下的方法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到底哪个领导，哪个干部是走资派，哪个是革命派，区分自觉和不自觉的走资派，只能依靠、相信和发动群众才有可能。当走资派占据着许多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1957年整风到反右的重演，毛泽东必须一方面团结党内干部的大多数，一方面利用走资派之间的矛盾，通过各个击破的方法来推动文革的进展。为此，革命派在四清运动以外，在全国展开了一个批判文艺领域里面泛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群众运动。一贯善于“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的走资派彭真，此时跳出来，反而搞了一个把文艺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范畴的《二月提纲》，以便压制群众的批判运动。 在革命派的迫使下，党内的走资派又不好公开的主张资本主义道路，1966年5月那些在京的中央领导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了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但是，1957年整风到反右的较量还是必不可免。 2. 发动还是镇压群众的斗争虽然《五一六通知》发布了，但是如何发动群众还是个问题。5月底以北大哲学系老师聂元梓为首的批判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广播登报以后，各个高校机关单位都开始效仿，批判本单位领导的一些错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央一线领导运动的刘少奇、邓小平急急忙忙地派出新的工作组到各个高校，替换原有的四清工作组。此间，批判走资派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取代。6月初到7月中的50多天里，1957年反右的景象又重演，仅仅北京的高校几万个师生就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毛泽东7月中旬回京后愤怒的质问：“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又说：“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革命派正在苦于探索如何进一步地发动群众的时候，受《五一六通知》的影响，清华附中一部分高干子弟与该校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于5月底秘密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他们的造反精神很快地在北京各校传播开来，各校纷纷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由于是高干子弟组建的，当权派们当初并没有反对这些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在7月底给毛泽东写信，并获得毛泽东有条件地支持。毛泽东一贯反对顶层设计，一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看到了红卫兵是个在执政党体系以外的自发的朝气蓬勃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群众组织形式，并决定一连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轰轰烈烈的推广到全国，并通过红卫兵的大串联，打破了各个地方当权派对权威和信息的垄断，极大地推进了群众广泛深人地投入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斗争中去。 正当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奋起投入到“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文革洪流中去时，走资派并没有坐等待毙。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的“革命”，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此时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口号，指使公安部门为一些保皇派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提供“地富反坏右”份子的住址，组织抄家，甚至屠杀，造成血腥的“红八月”。【见《戚本禹回忆录》（下），同上，第十一、十二章，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四章】 3. 一月风暴，夺权的斗争随着群众运动的高涨，文革开始由学校向工矿企业扩展，各地厂矿工人逐渐地开始质疑本单位的领导。但是不像学生和知识分子，当时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对政权还是充满了信任和爱戴，还带有强烈的感恩情怀，还不懂得捍卫自己当家做主权利的重要性，因而怀疑那些敢于给领导提意见者的动机。这些造反派工人在原单位受打压，强烈地感觉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1966年11月，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协助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了工总司。他们邀请上海市委领导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被拒绝，恐惧当权派的秋后算账，近万名造反派工人决定到北京去伸冤，被困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安亭的小车站里。工人们拦截北上的火车，造成南北交通的临时中断，震惊了中央，派张春桥处理事件。只身面对近万名工人，双方谈判一整天，张春桥意识到要么同意工人的要求，要么派军队去镇压，别无它路。考验一个革命者的时刻到来了！张春桥不相信上海工人中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在无法及时获得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冒着毁灭个人政治前途的危险，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承认了工总司，把整个事件的责任归结于上海市委，获得了工人的支持，化解了这一危机。从此，张春桥成为自觉走资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走上了与走资派势不两立的绝路。 毛泽东事后表扬了张春桥的决策，激起上海当权派的强烈不满，决定通过培育自己的保守派组织来和造反派对抗，唆使铁路调度、码头等关键部门的工人北上串联，威胁停电、停水、停交通【*】，自以为把事端搞大了就可以迫使中央退让。当权派这种不负责任撂挑子的行为又激起了造反派的强烈不满。为了保障文革的进行，为了上海人民的生存，造反派不得不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接管市政府的行政部门，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就是夺权！一月风暴由此展开。 【*李逊，同上，第十四章】 4. 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大爆发，全面内战的边缘其他地方的各级政权和工矿企业的各级领导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的冲击下虽然有所瘫痪，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上海市委那样靠撂挑子来对抗文革，因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各地当权派快速地扶持起保皇派组织以便和造反派对抗，同时各个造反派内部又被自己的派性所困扰，往往没有团结一致对付走资派，夺权斗争就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很多地方的派系斗争逐渐地升级为规模越来越大的武斗。 武斗的背后既有当权派的挑动，如武汉“百万雄师”1967年春对造反派的武装镇压，也有人民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派性【*】在作怪，如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派的“百日大战”【**】。当权派的大多数可能犯有走资派的错误，但起码不是自觉的走资派。他们本能地喜欢自己的特权，不喜欢群众的监督，自以为很革命，工作很尽力，总是怀疑反对自己的人是别有用心，或是阶级敌人，不惜使用专政的手段来对付政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全然不顾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这是小资产阶级派性在党内的表现，或不自觉走资派的特点。党内小资产阶级派性与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派性相结合就为各地的武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本应是造反派大联合的夺权演变到了全面内战的边缘。 【*在这里，给派性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定语不是说还有无产阶级的派性，而是强调派性的阶级本质而已。；**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版，第十九章】 现在看来，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妨碍文革进一步发展最大的绊脚石就是群众中的派性。保皇派的出现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表现。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去反对造反派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评，因而用自己的行动剥夺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权利。 我们不妨拿两个典型城市做对比。上海和武汉都是大工业城市。上海老工人多，有着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武汉的工人多是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带有较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特征，表现在夺权的斗争中。比如以大型重工企业职工为主的“工总”看不起以中小轻工企业职工为主的“工造总司”【*】，结果是一次次的夺权落空，给保皇派的反扑提供了可乘之机。这种现象在上海不明显。上海的工人从一开始就极力地反对派性，造反派的领袖王洪文坚决主张吸收保皇派的群众转变立场加入造反派的队伍就是一例【**】。相比之下，武汉的造反派成熟的就比较慢。 【*见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武汉的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四章；**见李逊,同上，第十四章】 除了两地工人的差异以外，两地的干部也是相差甚远。同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张春桥和王任重的表现就截然相反。前者极力反对工人阶级中的派性，后者善于挑动群众斗群众。上海还有以马天水为代表的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各级干部，而武汉以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湖北省长张体学为代表的一大批各级干部却顽强地抵制文革和造反派。震撼中外的武汉1967年“七•二〇”事件就反映了当地党、政、军各级干部对文革的抵制情绪有多么的强烈。【见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5. 克服派性的努力，革委会的成立从1967年初的夺权斗争到1969年3月九大召开前的两年多期间里，为了克服派性的泛滥，为了防备派仗蔓延成为真实的全面内战，革命派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地平息了全国各地的派仗、武斗，通过推动各派的大联合，成立了由群众组织代表、支左军代表和一些被解放了的干部“三结合”组成的革委会，糅合、重建了各地的党、政权力机构。 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中以派性为代表的错误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手法有着根本的区别。走资派善于“运动”群众，尽力鼓动合己意的，不惜镇压不合意的，各地武斗连绵不断都与此有关。革命派想方设法发动群众，鼓励符合大方向的，批评、教育、说服违背大方向的，而不是去镇压。 山西武斗持续的时间在全国算是比较长的。起因就是以革委会主任刘格平为代表的、更倾向于造反派的“红总站”和以副主任、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为代表的、更倾向于保守派的“红联站”之间长期的矛盾所致。引用吴思的分析：“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远远望去，只见两个对立的集团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对方的威胁越大，血债越多，本派内部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有力量，对于对方的威胁也就越大，于是对方也就更加团结，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已经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中央最后无奈，只好把两个负责人都撤换才平息了两年多的武斗。 【*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http://tydao.com/suwu/zhuanji/chenyongui/033.htm 】 为了克服派性，党中央在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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