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 文革夭折四十载祭

2.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走资派的表现

1957年反右斗争的一个正面结果就是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在如兴建水库等方面进一步挖掘合作化“红利”的人民公社运动就水到渠成地应运而出。

同时，在反右“成功”以后，基于原先的民主革命派，此刻的走资派心灵深处的私有观念，争权夺利是他们有意无意的本分，如何瓜分革命的成果成为他们之间斗争的核心。

这时革命派犯了几个错误。钢铁、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核算单位一再升级的“共产风”、公共食堂的普及等等现象被刚刚由民主革命派转变为走资派的党内官僚接管过来。他们把高指标变成为自己搞政绩的“浮夸风”游戏，把“共产风”变成自己掌控更多社会财富的手段，把公共食堂变成自己掠夺他人劳动果实的渠道。既然农民吃饭可以不要钱，城里干部的特供也就理所当然。

一方面，有了反右斗争的“胜利”，党内民主革命派的地位和权威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有了高岗这些“红区党”对“白区党”的藐视，刘少奇这样的干部就更需要搞政绩，以便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而他指望像解放战争三大战役那样，国民经济“大概经过几个决定性的战役，才能够过关，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刘少奇,《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

此刻，我们要历史地看待革命派的高指标错误和“浮夸风”的起源，要懂得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工业化压力。一方面，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为了援助兄弟民族的反帝斗争，一个一穷二白的曾经的“东亚病夫”和二战结束后不可一世的头号霸主在朝鲜战场上打了个平局。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落后的工业基础，抗美援朝的代价也确实太高。要想不受霸权的欺负，要想摆脱一穷二白的面目，要想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中国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农民，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也只好主要的依靠他们。因此，农民上交的粮食越多，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才有可能会越快。恰好这时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陆续到位、上马，工业化对粮食的需求急剧上涨。哪个地区的领导能够提交征购的粮食越多，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就越大，在党内的话语权就越充分。这是高指标背后的客观原因，也是“浮夸风”之所以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一个奇怪的现象遍及全国。类似刘少奇那些当初反对合作社的党内当权派，此刻像是看到了公社化更容易征购粮食，为了政绩，极力推进公社化的一哄而上，各地领导攀比公社化的速度和规模，并提出一系列荒谬的主张：比如刘少奇主张公社实行男女分居的军事化管理【*】，担心农民富了就不愿意共产，主张趁着大家还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陈伯达主张废除商品经济，等等。此刻他们可能是看到了解放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也被胜利吹晕了头脑，因而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大搞“浮夸风”，亩产上千、万斤的“卫星”一再上报，在唯心主义大同世界的观念下进一步地推动“共产风”。这些或是彭德怀在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所指责一线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表现。

【*《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有了“升官发财”的官僚升迁机制，有了反右斗争中被罢免干部的悲惨下场做对比，敢于揭露浮夸和反映实情的干部和群众就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各级官员欺上瞒下的现象就越来越严重，越到上层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就越离谱，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派遣自己身边的亲信和工作人员到基层去了解一些实情。【见《戚本禹回忆录》（上），同上，第九章】

1958年夏起，毛泽东等革命派察觉事情不妙，开始反对高指标，要求报纸压缩空气【*】，一连开了好几个高层会议试图纠正一些错误倾向。但是党内此刻缺乏勇于讲实话的革命派，多是类似陈云的明哲保身派。后者明知高指标完不成，却一再为其辩护，担心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即便如此，革命派对高指标的纠正还是来得比较快，但是对“共产风”的察觉要相对慢一些，对公共食堂的纠正要到两年以后才认同。

【*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五、第七章】

1959年春，为了反对“浮夸风”、“共产风”的蔓延，毛泽东不得不绕过一线领导，以主席的名义，写了党内通信，直达基层干部，引起部分地方领导的反感，在其管辖区（如四川）竟然拒不下达毛泽东的通信。【见，比如《戚本禹回忆录》（上），同上，第十三章】

3.           庐山会议的争论

在反右运动上，党内的走资派，无论是否打过仗，他们的步调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击退党外右派的进攻后，党内走资派之间的争权夺利就必不可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是“五不怕”的革命派海瑞，而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海瑞。“升官发财”的等级制威胁着革命派海瑞，却激发了走资派海瑞。

庐山会议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那些会打仗的走资派，利用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冷嘲热讽地对待那些以刘少奇为首的没有打过仗的走资派和其他一线领导，看着他们出洋相，指望趁火打劫地捞一把。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以前的所有中央会议上，彭德怀并没有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过任何指责，恰恰是在很多问题都已经开始纠正了，庐山会议原本快要结束了，他才提出对一线领导的批评，引起了革命派的愤怒。这些会打仗的走资派，他们骨子里是反对人民公社的，所以他们不是像毛泽东那样不断地探索，寻找一个既保留公社的优越性，又不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出路。他们不便公开地反对人民公社，只好口头上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人民公社办早了。看似奇怪的是，正当彭德怀在内部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时候，美帝和苏修同时在外面大量地抹黑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这也是革命派愤怒的一个原因。

虽然刘少奇从50年代初反对合作社到1958年的“共产风”是忽左忽右，但是此刻他还没有暴露出其走资派的真实面目。在要不要推广人民公社运动，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和如何看待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这些问题上，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辩护表现出高水平的马列主义，与其文革初期的态度截然相反。彭德怀此刻反对的刘少奇也不是走资派的刘少奇，而是表面上还是要革命的、要合作化的刘少奇。

半个多世纪以后看庐山会议，它明显的既有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称为阶级斗争，从国际国内来看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但是，这时毛泽东还仅仅把党内的斗争看作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不是现有体制下新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

4.           三年困难时期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本来要批评那些“浮夸风”的错误和克服“共产风”的左派幼稚病，半路杀出一个挑战一线领导权威的、否定三面红旗的彭德怀。走资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使得“浮夸风”、“共产风”在庐山会议以后更加猖獗。不巧又赶上连续三年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和偿还苏联的债务，三者叠加造成国史上最为严重的灾难。

虽然右派把三年困难期间总的死亡人数都说成是非正常死亡人数，同时回避中国那三年期间高达1.8%（即1.6%, 2.5%, 和1.4%）的平均死亡率【*】仍然低于印度同期2.2%的正常死亡率【**】，而且同等程度的自然灾害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饥荒和死亡，但是由于营养不足和抵抗力下降，毕竟还是有大量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应该发生的饥荒和死亡确实出现。据半官方统计，三年不正常死亡有千万以上的人口【***】，还集中在河南、安徽和四川这些大跃进期间“浮夸风”刮得最猛烈的几个省份，局部灾难的严重程度就可想而知。

【*国家统计局；**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India；***见国史网《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http://www.hprc.org.cn/gsyj/jjs/rkzyyhj/200909/t20090905_29888.html 】

令人发指的是，像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等主要领导，为了政绩，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还是大吹大擂，非要把减产说成是大幅增产，不顾人民的死活，强迫农民把自己的口粮、种子当作公粮上交。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封锁消息，围追堵截逃荒难民。在真相暴露以后，他们又把矛头直指基层，逮捕上万生产队的干部做替罪羊【*】。这些欠了累累血债的“杀人犯”“法西斯分子”在邓小平上台后竟然被平反！？

【*见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214/02/34235_11062701.shtml 】

除了个人责任以外，我们必须回答为什么“浮夸风”、“共产风”那么难以制止？为什么有些人为了政绩吹牛、说假话，通过“共产风”占据老百姓的财富？说到底，资产阶级其实就是那些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掌控着生产的调度和分配权力的群体，叫他“老板”还是“书记”确实无所谓。毛泽东1957年5月14日批示“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的结论是对的。这才是三年困难和饿死人的根本原因，而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只有认清了走资派的本质我们才会懂得这些人顽固地推动“浮夸风”、“共产风”的根本原因。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断定“走资”是党内高层一些人的本来面目，先是认为大家并没有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试图引导他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经济问题专著，在庐山会议以后又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调查研究，提倡各级领导蹲点调研，直到七千人大会还认为出乱子的根本原因是党内缺乏民主集中制所致。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不轻易给人扣帽子的，总是从如何教育人、团结人出发去探索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