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建立何种社会主义的斗争（1957-1962）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下一步的问题是建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此时新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国际上有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国内有上万工人罢工、学生罢学，以及其他各种闹事现象【*】，反映了党内官僚主义的猖獗和人民群众本能的反抗。面对这种局面，党内有不少的干部还是以对付阶级敌人的思路来对付老百姓的不满，总是怀疑群众闹事的背后有“一小撮”坏人在捣蛋。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612页。】 此刻的毛泽东敏锐的察觉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再地告诫党的干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一再地劝导各级领导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看待，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来对待人民内部不同意见的争执，希望通过整风来克服党内逐渐增长的官僚主义作风，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毛泽东的伟大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研究马列导师不曾研究过的、斯大林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到毛泽东主义转变的分水岭，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起点。 1. 1957年的阶级斗争：从整风到反右，利益集团的形成，走资派破壳而出在如何划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的斗争比毛泽东当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也只能在实践中去探索。这期间，由于走资派的出现，他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碰了不少的钉子，其中最大的要算1957年整风变成反右的那一场斗争。 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出发，起先毛泽东的处方是全力以赴地在全党，在全国推动整风运动。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群众对党内官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党内那些指望“坐江山”的官僚主义者、民主革命派越来越坐不住，纷纷本能地要求反击。此刻社会上的老牌资产阶级和其在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也趁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给党内官僚的反击制造了极其便利的口实。 对待类似匈牙利事件的方法是通过整风，克服官僚主义来化解矛盾还是通过镇压来掩盖矛盾被证明是党内高层革命派和走资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分歧。真正的右派当时翻不了天。他们一不掌握军队，二不掌控舆论，三没有群众基础，稍微反击一下便能解决问题。但是此刻党内高层的走资派却利用右派的攻击虚张声势、大动肝火、小题大做、借题发挥。 1957年5月14日是一个转折点。上午毛泽东还给党内高层批语：“不整风党就会毁了。”【*】但是，14日晚和16日晚，政治局一连开了两晚的会议。《毛泽东传》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从前后对比来看，党内高层对整风极其不满，把右派的进攻无限扩大，否定了毛泽东的判断，得出与他所担忧截然相反的结论，即“再整风党就毁了”。由此开始，局势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整风急刹车，运动变为反右。 【*《毛泽东传》同上，689页。】 对右派开始进行反击的时候毛泽东也很紧张，也以为自己误判了，惹祸了。据《毛泽东传》的记载，他“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同上，696页。】 虽然一周以后毛泽东就摸到底，缓过一口气，发现右派并不可拍，翻不了天，估计全国顶多不过几千个右派知识分子【*】，但是他对整风运动如何后来被反右斗争所绑架，邓小平如何把右派人数百倍扩张到55万，从此以后人们普遍的不敢讲真话，以及由此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浮夸风”、饿死人）要在几年以后才真正的意识到。 【*同上，709页，原话是：“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 现在看来，新生资产阶级利用反右斗争不但击退了老牌资产阶级的挑战，而且给所有反对他们的革命派一个下马威，毛泽东陷入空前的被动。他的观点在党内高层极其孤立，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想法完全被架空，民主集中制约束着他对反右斗争方针、路线和政策的不满【*】。毛泽东担心的是党变质，党内高层的多数担心的是党下台。社会主义时期，在没有认清走资派的真实面目以前，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谈何容易！ 【*见《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七章。】 表面上看，通过反右斗争，看得见的，公开的资产阶级被打的稀巴烂，一败涂地，无产阶级专政看似是更加巩固，私有制遭到了空前的清算。但是实质上，通过反右斗争，党内民主革命派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走资派，并向世界宣告：群众监督要不得，官僚特权反不得，批评意见提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从此以后，向党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向上而不向下负责的官员升迁机制。其结果就是正当人民庆贺反右斗争的“胜利”之时，一颗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定时炸弹已经深深的嵌入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肌体内部，一个独立于无产阶级的利益集团正在形成。走资派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此刻已经完全具备：官僚特权的确立和群众监督的取缔。反右斗争的“胜利”反而成为走资派破壳而出的庆典，“党的领导”从此就不一定代表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20年后文革的夭折与此刻埋下了的伏笔密切相关，但是党内高层走资派们的真实面目还要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才较为充分的暴露出来。 从整风到反右，就是革命派和走资派有意或无意的较量。文革的群众运动是整风的继续，【六】%【四】的镇压才是执意反右的本意。无论当权者如何标榜自己，“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被证明是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根本区别。 如果仅仅给单位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社会主义”不可能是人民群众奋斗的目标。反右斗争一方面把绝大多数原本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仅仅对各级领导有些意见的大量群众当成阶级敌人来看待，反而迫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站到真正的右派一边。另一方面它把党内敢于讲真话、敢于顶撞错误领导的耿直但不一定完美的革命派干部打成“右派”。 整风的出发点是担忧党的变质，因而矛头是向党内、向上，从上梁不正下梁歪出发，首先解决党内，尤其是高层的认识问题。路线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为标志的相信、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运动。方法就像延安整风那样，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下，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团结大多数的目的，而不是“一棒子打死人”。这是毛泽东在反右前推动整风时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中一再强调的思想。 反右的出发点是担忧党下台，因而是矛头向下，向党外、且被打成“右派”的99%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其大方向是错误的。其路线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其方法是在与延安整风截然相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原则下的“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文字狱”和“无限上纲”，其结果是破坏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反右斗争实际上是刚刚破壳出世的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第一枪，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典范。反右斗争因而把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引上了歧途，是“浮夸风”、“共产风”和三年困难饿死人的总根源。由此可见，反右的所谓“成绩”是非常次要的，其危害是严重的，不是一个简单“扩大化”就能解脱得了的。 表面上看，反右“扩大化”和历史上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延安整风挽救“失足者”扩大化类似，但是反右和以往的扩大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往推行扩大化的负责人还是要革命的。他们的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路线斗争的范畴，即革命者就如何推动革命的不同路线。反右斗争的负责人刘少奇、邓小平推动“扩大化”被证明不是个认识问题。反右得到党内当权派的普遍支持，因为反右给那些急于“坐江山”者一个巩固自己地位的借口，属于道路之争的范畴，即人民群众是否有当家作主权利之争。只不过这一斗争被像似革命者之间的路线斗争所掩盖。联系到1966年夏天的工作组如何再一次搬用“右派”的帽子去打压各个高校给校党委提意见的左派师生，邓小平上台十年后如何利用一些右派学生的“西化”行动为出动【坦】【克】镇压人民找借口，我们就可以看出，党内高层走资派一贯的伎俩就是利用右派的进攻来镇压要革命的人民群众。右派知识分子只是他们镇压人民的“牺牲品”，1957年如此、文革期间如此，他们上台十年以后也是如此。“坐江山”者与人民为敌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走资派的一个基本特点此刻已经明显地展现出来：他们非常善于用政治上的形“左”来掩盖他们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右本质。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政治上往往是“左”得出奇。从反右、“浮夸风”、“共产风”到“桃园经验”，从文革初期的50天、血腥的“红八月”、“一打三反”、追查“五一六”到【六】%【四】的镇压，他们都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但是恰恰是这些人在自己得势以后反而倒打一耙地给革命派扣上“极左”的帽子。 2.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走资派的表现1957年反右斗争的一个正面结果就是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在如兴建水库等方面进一步挖掘合作化“红利”的人民公社运动就水到渠成地应运而出。 同时，在反右“成功”以后，基于原先的民主革命派，此刻的走资派心灵深处的私有观念，争权夺利是他们有意无意的本分，如何瓜分革命的成果成为他们之间斗争的核心。 这时革命派犯了几个错误。钢铁、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核算单位一再升级的“共产风”、公共食堂的普及等等现象被刚刚由民主革命派转变为走资派的党内官僚接管过来。他们把高指标变成为自己搞政绩的“浮夸风”游戏，把“共产风”变成自己掌控更多社会财富的手段，把公共食堂变成自己掠夺他人劳动果实的渠道。既然农民吃饭可以不要钱，城里干部的特供也就理所当然。 一方面，有了反右斗争的“胜利”，党内民主革命派的地位和权威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有了高岗这些“红区党”对“白区党”的藐视，刘少奇这样的干部就更需要搞政绩，以便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而他指望像解放战争三大战役那样，国民经济“大概经过几个决定性的战役，才能够过关，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刘少奇,《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 此刻，我们要历史地看待革命派的高指标错误和“浮夸风”的起源，要懂得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工业化压力。一方面，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为了援助兄弟民族的反帝斗争，一个一穷二白的曾经的“东亚病夫”和二战结束后不可一世的头号霸主在朝鲜战场上打了个平局。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落后的工业基础，抗美援朝的代价也确实太高。要想不受霸权的欺负，要想摆脱一穷二白的面目，要想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中国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农民，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也只好主要的依靠他们。因此，农民上交的粮食越多，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才有可能会越快。恰好这时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陆续到位、上马，工业化对粮食的需求急剧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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