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 文革夭折四十载祭

第一阶段，是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1949-1956）

此时阶级斗争的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和公开的、已被推翻的国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一员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在国际上的抗美援朝反帝斗争，另一方面是和党内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早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替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那么它的自发倾向就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这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党内的民主革命派是比较坚定的。他们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理念仅仅达到认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即节制资本的三民主义，并不认同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捍卫。

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走哪条道路的问题，表现在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刘少奇语），公私企业在税率上是否“一律平等”（薄一波语），要不要推进合作化运动等问题上。后者的争论最激烈，持续的时间最长，暴露出党内大量的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触及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本能的抵触。

在基层，土改后的农民各家分到部分地主的土地，但是地主的牛马和农具不好平分，互助组的建立成为必然。这样新的矛盾就产生：农闲期间大家互助，农忙往往是各顾各。解决的办法要么通过两极分化把农机具重新集中在个人手里，要么互助组升级到合作社。前者迟早要造成耕者无其田，否定土地革命。只有后者才能防备历史的循环，避免土地革命成为改朝换代的闹剧。这一斗争反映到基层党内就是党员是否可以雇工的问题，以及基层是否应该试点创建合作社。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毛泽东，对那些党内的革命派（比如1950年提出合作社试点的山西省委）和贫下中农里面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给予高度的支持，对那些留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党内各级干部，用劝、拉、推、赶、踢的方法突破了他们设置的种种阻力【*】，带领全党在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见老田，《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如何当少数派的》http://www.snzg.cn/article/2009/0709/article_15086.html 】

反对合作化的阻力起先是北方局的刘少奇和薄一波，后来是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刘少奇当初的主张是先发展富农经济，就像“养肥猪”一样，当富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国家可以“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以此来实现合作化。【*】邓子恢在合作社遍地开花以后认为这样做太快了，冲击富裕农民的利益太多，下令砍掉几十万个合作社。【**】

【*见陶鲁笳：《建国初一次高层争论》，200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7938?page=1 ；** 杜润生的回忆谈到毛泽东“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53年错误，毛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见《杜润生缅怀毛泽东：不朽功绩永垂青史》http://m.dwnews.com/history/news/2015-10-08/59686731.html 】

同时，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此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拥有了财政大权。但是这个先锋队的成员不都是完全的革命派。有的参加革命是为了改变社会，有的是为了改朝换代。虽然后者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建国后便更在意自己的地位。因而党内民主革命派之间必不可免的权力斗争通过高岗事件爆发出来。高岗代表了党内一大批“红区党”对“白区党”的蔑视，看不起没有打过仗的，以“动嘴皮子”起家的刘少奇，对他犯的各种错误不饶不让，到处搞宗派，主张“打江山”者要“坐江山”，结果斗不过刘少奇，只好以自杀告终，成为1959年庐山会议那次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派系斗争的前兆。

当时要认清这些斗争的实质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时期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除了在合作化和宗派主义的问题上，还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上中国要走英美的、苏联的，还是探索自己独立自主道路的问题上，表现在《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对《武训传》的批判上，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争议上，表现在是否“反冒进”的问题上。

后人不假思索地把三年困难和饿死人的起因归结于这个时期有关总路线的争论，归结于1956年的“冒进”和1958年的大跃进，不懂得事件的前后次序并不意味着事件的因果关系（比如马云头天打喷嚏并不意味着其后股市的崩盘由此所致），不懂得管家（强调平衡的周恩来、陈云）和战略家（强调跃进的毛泽东）的差异（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的邓小平也是从如何巩固政权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有意的通过滥发钞票来收买人心，对其必然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并不在意，自信有【坦】【克】可以应对群众的任何反抗）。

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快速地实现工业化，以便尽早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就必须发动群众，大搞生产建设，通过群众性的生产热潮去发现和纠正不平衡的地方。这就像抗日仅仅依靠正规军还是依靠人民战争去完成的道理一样。在这时期，民主革命派的主张就是稳稳当当的依靠专家，依靠官僚去组织和安排生产，劳动者仅仅需要服从与配合即可。他们把社会主义要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任务仅仅当做一个忽悠人的口号。这是“反冒进”和反“反冒进”斗争的实质。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来的确栽了一个大跟头，三年困难、饥荒和饿死人确实是国史中一个重大的事件。懂得它的起因是认识建国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把钥匙。后面我们会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人们通常仅仅关注到当时看得见的斗争，忽略了另一个意义更深远的事件，即1955-1956年的干部工资改革和军衔制的确立。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更为严重的侵蚀。它把由延安时期延续的干部待遇供给制更改为具有“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特征的等级森严的工资制，违背了巴黎公社的一项基本原则，为走资派的破壳而出和成长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有了“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等级制度，就有了与官位挂钩的官僚特权，乌纱帽便有价值，利益集团随即形成。因为党内对待政治错误和路线错误，一般都是检讨一番“治病救人”即可，但是如果顶撞和触犯了领导，不服从上级的指挥，就有被罢官的危险，全家人的生路就会遇到灾难。因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成为此刻的民主革命派，即而后走资派的处世哲学。

工资改革和军衔制的危害不在于它否定了不可持续的供给制，也不在于它没有废除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的级别差异。其根本危害在于它没有把个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隔离开来。这种“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机制是按“职”、按“权”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对以后党内斗争的腐蚀性极其严重。1957年的整风转为反右，1958-1960年屡禁不止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下情不得上达，都与此密切相关。

所以，虽然1956年完成了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此改造完成之日反而提供了一些党内民主革命派转变为走资派的物质条件。遗憾的是，当时党内绝大多数的干部对此毫无察觉。虽然毛泽东多次表示对早期供给制的留恋和对军衔制的不满（表现在拒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上），但是作为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派，他一时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只好很无奈地等待着实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