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危机 —— 资本主义新动向

（作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苏长和）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始于金融、经济领域，并逐步蔓延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从影响程度和范围看，这场危机当属近百年来最严重之列，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人们思考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层次问题。

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突出表现为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

此轮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发端于金融领域，但突出表现在债务问题上，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债务负担率（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势：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不少国家甚至超过了80%甚至90%的高压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早已有之，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陷入整体性、系统性的债务危机，却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

造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金本位制脱钩后，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美元扮演的国际货币角色，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维持长期逆差，这就进一步使生产与消费发生分离。跨国公司的贸易迅速扩大，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诸多产业向外转移，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的税收。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领域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而多党政治体系中政党政策的短期性以及政党的胜选需要，又从体制上助长了福利扩张和财政透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缺乏节制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现实生活中市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不确定是常态。在缺乏法律和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特别是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或者采取投机、欺诈行为，从而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损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累积起来，就会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甚至产生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有人将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状况形容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这与我国古代“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节制财政思想截然相反。这种状况自然无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导致债务危机。

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债务危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国家公共开支的剧增同经济复苏乏力、税收减少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债务的进一步攀升。只要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膨胀速度，国家支出与国家税收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必然导致债务问题越积越重。长远来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应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但这必然降低民众生活与福利水平，进而加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不断。为了缓解债务危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财团的巨大阻力。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实际上，债务问题大大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最小政府”经济思潮盛行的必然结果。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不单单是市场失灵，还有严重的政府失灵。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这些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同时也成为危及当今世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这一轮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褪色。二战后，西方几代理论家苦心包装的所谓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价值观，既在其国内遭到质疑和反思，又在国际上遇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阻击。曾经被宣扬为一些西方大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逐渐流失。危机之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对外政治中的表现，让人很难将其与人类理想的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轮危机对全世界来说，还是一场生动的政治制度教育。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相互掣肘、漫天许诺、彼此否决、分裂对立等现象，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反思这种制度体系的合理性。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契机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体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为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打开了新空间、提供了新契机。

资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构造了一个包括中心和外围的体系，使其可以将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几乎不受限制地转嫁到外围和边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产生严重的消极外溢效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在国内和国际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固有的成本社会化和利润私人占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并不具有在内部消化危机和压力的能力，它只有不断通过成本的外部转嫁才能维持运行。这与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价值理念是背离的。近年来，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经济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机转嫁。这表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如果纵容一些国家将内部成本转嫁给别国承担，或者对此类现象束手无策，这样的体系就不可能公正，也很难持久。正因如此，国际金融危机后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取代过去的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系统性债务问题，使得其承担世界经济政治治理责任的信用和能力受到质疑。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为许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抵制力量。构建国内制度体系和世界治理体系相互适应、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道路上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国制度体系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积极作为，为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始终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放在世界格局下来考虑，通过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同时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以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种促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制度方案，它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以内部制度创新的方式消化压力，而不是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对外扩张、搞殖民地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中国很重视将合理的国际方案通过国内发展规划予以认真落实，这种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保持协调的方式，是中国制度体系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在对外关系上的逻辑迥然有别，为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拓展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视野。

风物长宜放眼量

（作者 彭国华）

在人类已走过的21世纪历史进程中，要论及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事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可以重重写上一笔。这场2007年肇端于美国华尔街的危机，至今仍然阴云不散，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步履蹒跚、前景不明。与此同时，一直热衷于向世界推销其“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猛然发现，自己已陷入“后院失火”的尴尬境地：“华尔街运动”轮番在美欧上演姊妹篇，“收入鸿沟”引发众怒；“棱镜门”“邮件门”事件接续曝光，自诩“政治正确”的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光环尽失；难民潮不断涌向欧洲，暴恐事件在德、法等国此起彼伏，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欧盟一体化、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尖锐挑战，使得一个经典理论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资本主义是否已陷入系统性危机？

也许很多西方人士并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承认危机的存在，但又小心翼翼地将其严格限定在金融和经济的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世界上是否存在孤立的金融危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否只有金融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而后者则对前者起强大的反作用。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来观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必然深刻影响其政治上层建筑，同时也是其政治上层建筑诸多危机在金融和经济层面的暴露。因此，仅仅从金融和经济层面来看待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事实上，近年来在欧美社会频繁出现的各类危机与乱象，也远非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能涵盖，而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内涵与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这一科学论断穿透近170年的历史烟云，仍然可作为我们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锐利武器。在它的烛照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社会财富在大资本家、大财团手中的过度集聚，正是西方垄断资本在其本国甚至全球范围的无序扩张和增殖，正是资本与政治、文化的“联姻”与“合谋”，才使得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个链条中蔓延，成为一种系统性存在。与此同时，作为系统性危机的最大受害者，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也在加强“革命性联合”，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再度觉醒，“华尔街运动”、巴黎“黑夜站立”运动等次第爆发就是明证。“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与所谓“历史终结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结论显然更有现实依据和说服力。

然而也要看到，“两个不可避免”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是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马克思同时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判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以蒸汽机和电力为主导的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而且在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又抢得了先机。现在说资本主义生产力“气数已尽”，还为时过早。同时，尽管欧美的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反垄断资本的意识在增强、行动在升级，但尚未从自发走向完全自觉，尚未形成科学组织，尤其是未能从掌握“批判的武器”上升到进行“武器的批判”。由此来判断，“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观察和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两个不可避免”和“两个决不会”都应成为认识基点，而不可有所偏废。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危机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提供了最新佐证。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个不可避免”还将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冷静地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将长期面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优势的压力。风物长宜放眼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需要建立在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基础上，都需要经历时间的洗礼和检验。对此，我们应有足够耐心和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