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千席宴庆回迁的背后

杨箕村七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本文首发于2016年11月11日总第780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姚蕴珊的记忆中，从前的杨箕村，最让她难忘的是自家天台上的石榴树和白兰。石榴花花红似火，白兰花花白如玉，花香似兰。


那时候，姚蕴珊就住在靠近村口的一栋四层小楼里，因为靠近马路，所以采光好，不像村里其他的农民自建房，密密麻麻格子般挤在一起，阴暗、潮湿、一线天，是一年四季不变的景象。


2010年6月，随着“轰”的一声，姚蕴珊的家被推土机和钩机推倒。很快，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这个拥有960年历史的千年古村近乎被夷为平地，只有几栋钉子户所属的楼房孤零零地立在瓦砾残垣中，依然阴暗、潮湿，却再没有以前的一线天。


姚蕴珊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居住了近十年的地方竟然这么小。以前，她踩着单车在村里狭窄的小巷里绕来绕去，道路弯弯曲曲，溅起的污水在脚边炸开，路两侧的发廊和打工仔与她擦肩而过，小小的姚蕴珊要骑好久才能绕回家里。那时候，她觉得杨箕村好大，楼房和头顶密布的天线像一张网，而她太小了，根本看不到头。


那一年，姚蕴珊11岁，刚上初中，她的家在广州市越秀区杨箕村泰兴直街54号。现在，这里已经是一栋40层的现代化电梯楼。楼里住着回迁的村民，和以白领为主的租客。楼前是一个小花园，有花有草有树，楼下的桌子前坐着两个物业管理人员，懒懒地晒着太阳。


距离2010年拆迁已经过去了七年。旧的杨箕村消失了，新的杨箕村在原来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上重新生长。告别了曾经的脏乱差，现在的杨箕村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小区，与城市里的千千万万个小区并无太大区别，唯一的不同或许是村口按旧制重建的四大祠堂，分属占据杨箕村人口最大比例的四大姓氏，姚李秦梁。


抬头望去，靠近街道的新楼外侧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恭贺业主，乔迁之喜”，几个红字热热闹闹地印在上面，空气中仿佛还能闻到不久前“千围宴”的油烟味。


2016年10月2日，回迁取房完毕的五个月后，广州杨箕村摆下1500桌宴席庆祝回迁，新小区的4000多户业主受到邀请，参与者超过12000人。当时专门从顺德请来了600位厨师和厨工，在临时搭建的6个临时大厨房中为回迁村民准备食物。每桌包括十菜一点心一水果。现场还设有安检和流动食品检测车现场监督。


这一日，杨箕村锣鼓喧天，与此同时，网络上亦是人声鼎沸。“千围宴”的盛况被媒体报道，引发热议。有人称杨箕村成为土豪村，是因拆致富的典型。按照城中村“拆一补一”的原则，杨箕村每栋（户）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以同地段4.5万元／平方米的楼盘均价估算，相当于户均拥有近900万元的资产。因此，有评论者认为 “杨箕村千围宴是打在所有奋斗者脸上的耳光”。


无论是褒是贬，对于杨箕村民而言，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才懂。七年拆迁，在他们的生命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就像从前巷子里那弯弯曲曲的小路，很多时候，连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也不知道哪边是正确的方向。


前夜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扩张，和所有其他的城中村一样，杨箕村也经历了从种田到种楼，经拆迁而回迁的发展历程。1992年，村中田地大部分被征，杨箕村村民全部“洗脚上地”。其时，广州的发展蒸蒸日上，让全国人民心生向往。外来的打工者在这里淘金，年轻人在这里寻梦，而狡黠的杨箕村村民也利用这一发展契机进行转型。


一栋栋小楼在原有的田地上缓缓竖起，速度并不快，大多数村民贫穷，只能一层层地建，卖了这批猪、那批菜有了钱，再盖新的一层。渐渐地，全村被密集地建满了这种“握手楼”——由于缺乏规范，所以野蛮生长，楼与楼之间距离狭小，打开窗户，就可以和隔壁楼里的村民握手。


这些“握手楼”大多四层，每层40-50平方米，除了村民自己居住以外，其他的房间均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90年代，一个单间大约100-200元，进入21世纪，则涨到了400-500元。从原来的种田改为种楼，自此，杨箕村民开始以房租为生。


随后，广州东扩加剧，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相继建成。90年代初，广州市政府提出建设珠江新城，其定位不仅是中央商务区，更是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广州新城市中心，成片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而这一次，村落的自然发展已经远远跟不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从高空俯瞰，光鲜亮丽的钢铁森林之中，有一块低矮阴暗的沼泽，这便是毗邻珠江新城的杨箕村，对于力图打造国际化都市的广州城而言，仿佛一贴膏药，又如鲠在喉。


而对于姚蕴珊一家而言，这里却是自己的家以及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姚蕴珊所住的小楼属祖父姚礼津名下，拆迁前，她和父母、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占据了整个三楼，其他楼层则全部出租。她还记得住在四楼的是个来自广西的年轻姐姐，二十出头。每天下午，小小的姚蕴珊放学回家，就坐在四楼的楼梯口等温柔的姐姐下班，陪她一起去天台玩耍。住在五楼的哥哥也来自广西，二十出头，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姚蕴珊记得他养了一只猫，黑白相间，十分漂亮。夏日的午后，哥哥、姐姐，还有一只猫，小小的姚蕴珊跑上跑下，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那个记忆深处的天台！因为杨箕村治安较差，刚上初中的姚蕴珊很少在狭窄的巷子里玩耍，而天台就成了她的游戏乐园。这里有她的石榴树和白玉兰，有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她的童年。从天台向东看过去，是奶奶名下的另一栋楼，伸出手就可以够到，姨妈住在那里。向北望去能看到姚氏祠堂，几个老人正坐在门口的石阶上闲聊。向南看过去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一片，就是杨箕村的内巷。姚蕴珊很少在里面长时间停留，巷子里很黑，经常有打工仔蹲在两侧抽烟，每次遇到这些人，她就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快速走过。


拆迁前的杨箕村，是外来务工人员到广州落脚的第一站，由于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租金又比周边的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至少便宜几百元，因此成为外地人来广州租房的首选。那时候，杨箕村容纳了4万多外来人口，租客来自四面八方，覆盖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吃过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工，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亦有想要赚第一桶金的生意人。


在这里，粤语和各地的方言混杂在一起；站街的小姐在发廊前面抽烟；吃着大排档的打工仔吃着吃着就抡起胳膊干架；罪犯、盗版碟和南方都市报在同一个角落出没。


终于，到了2010年，政府决定彻底清理这个城市的“伤口”。2010年，越秀区将其列入52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之中，作为亚运会前必须完成拆迁的9座城中村之一。2010年7月，杨箕村开始清拆工作，98％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除完毕。


姚蕴珊很难过，尤其舍不得天台的石榴树，但也没有办法。


拆迁


事实上，早在2009年7月，杨箕村就开始启动拆迁工作。每户村民均收到一份村委下发的《城中村改造征询意见书》。《意见书》的补偿条款并不明细，只是粗略列出了 “拆一补一”原则，即对村民实行拆一平方补一平方的方式，进行原地安置，没有回答包括超规违建面积如何计算、复建房容积率和密度是多少、原有的村集体物业如何处理、如果烂尾由谁来负责等关键问题，因此绝大多数杨箕村民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同意。


姚蕴珊的外祖父姚礼津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一份《改造征询意见书》中，他列出了自己对于改造方案的几点建议，其核心是“两个公示”，即要求对改造前现有房屋现状、数据、村内物业集体资产进行公示，对改造后所有房屋现状、数据、小区的基础商铺、车铺、会所等，以及入住时候的摇珠分配情况进行公示。


然而，姚礼津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村干部的及时回应，其他村民的情况亦与之类似。于是，村民的不满开始发酵，要求公开村集体物业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直到村委会通知村民要拆迁为止，村民们对自己村里的财务状况仍然一无所知。


事实上，杨箕村村委会已经三十来年未曾公开村财务和集体物业的资金去向。村民们担心“城中村改造”这个项目会出现贪腐，使复建房的质量出现问题，或者演变成烂尾工程。而村财务的公开是抑制村官贪腐的第一步。


8月17日，全体村民上陈《建议书》，公开提出五点要求：


一、要召开一次全体村民会议；


二、强烈要求公开村集体的所有物业；


三、村内的所有政务问题要与村民公开讨论；


四、强烈要求公开村干部所有的私人物业和个人收入；


五、希望能够重组村委会，新的村委要由村民投票选举。


就这样，为期一个多月的“8·17”抗议开始了。抗议持续了好几轮。


期间，发生了冲突，村干部缩头不理，同村人冷眼旁观，同行者心灰放弃。头顶是炎炎烈日，有激动者忍不住冲进村委会砸碎了一个花瓶。


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普通村民内部亦开始分化。


最终的结果是一纸不合格的《财务收支情况表》，没有公章，没有财务负责人签名，没有企业负责人签名，没有村委会干部签名。“四无”财务表让杨箕村民非常愤怒。有村民指出，其中公布出来的费用极其不合理，22人的饭堂一个月就花了村民4.3万元。十个村干部，一个月就以“招待费”的名义花了村民二十几万。


与此同时，很多村民被抓，大多数在拘留二十四小时后被放，另有四名村民因涉嫌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逮捕，被判七至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缓刑一年。


2010年4月18日，杨箕村拆迁动员表决大会在杨箕小学操场举行。根据广州市三旧改造的相关规定，必须经过两轮的集体表决，同意改造户数比例达到90％以上，才能启动改造。


据姚礼津回忆，表决大会完全是“走过场”。台上的村干部发言完毕，就问村民有没有不同意见，话音未落，便马上说：“没有？好吧，散会！”而此时，台下的很多村民尚未来得及举手，有些举起的手僵硬地悬在空中。


“完全没有给村民说话和提意见的机会。”姚礼津说。


时任村书记的张建好在接受央视新闻栏目《看见》采访时曾对主持人柴静说：“当时讲完了以后表决，没有人出声。”


柴静继续追问：“但这个方式是并没有让大家举手表决？”


张建好说：“没有没有，没有表决。”


而就在本次股东大会举行之后的一个半月内，99.5％的村民同意签署了拆迁协议。张建好曾以此为依据回应柴静对表决程序不民主的质疑，她说：“不到一个月，99.5％的人都签了，那你说没有表决，没有表决大家为什么会签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杨箕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签订协议的人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村干部以及跟村干部关系很近的村民。另一种是房屋本身地理位置不好，位于黑暗角落，常年采光不足的人，这一类人早就对自己的房屋不满，希望通过拆迁获得位置更好的房屋。第三种是村里的大多数，即跟风的人。


跟风的人大多受到签约优惠政策的诱惑。村委会承诺，5月30日前签订安置协议，可以获得1万元的签约奖励费，并且在复建房的分配上拥有一定的优先选择权，有更大的概率获取地理位置好、房间采光较为充分的房屋。


坚持拒绝签订协议的村民，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经常被断水断电，受到村里地痞流氓的骚扰和威胁。两相对比下，很多村民逐渐妥协，签订了协议。


2010年7月，杨箕村已是一片废墟。99％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完，而作为剩下的1％，18户拒绝签订协议的留守户，依然在断壁残垣中坚持了三年

10月2日，广州市昔日的“城中村”杨箕村举办千围宴庆典活动，庆祝改造完成，村民回迁新居，逾万人参加宴席。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