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会冲击经济,是根本错误的观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本义是: 一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承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具有敌我阶级矛盾的性质;而在法律领域内,认为犯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错误的人和事件,很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若对此类问题一律按照敌我矛盾进行法律处理,则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 二是在经济工作中,不是要用政治来代替和冲击经济,而是要用政治来统帅和促进经济工作,使经济建设坚持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空头政治的“左”倾错误。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并不是其内生的弊端,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路线从“左”、右两个极端干扰破坏的结果。 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真理。社会主义要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假马列毛主义的分水岭。而是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真假无产阶级专政的分水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方式。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会有大众民主政治权利,就无法建立人民监督政权的大众民主制衡机制,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失去了革命的灵魂,成了冒牌货,执政党也就必然滑向人民的对立面。看看那些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蜕变为实际上的资产阶级专政? 可以肯定的是,各国执政的共产党,一旦染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政治瘟疫,实行以经济建设为纲的路线,执政者即使怀着自认为良好的动机,也改变不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很多精英,往往比共产党的很多高层领导和理论精英都敏锐得多。例如,针对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替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美国的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就曾一针见血地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注;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连马特洛克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客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伙社会主义的叛逆者所否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实质的内容。如果抛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种“别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也就成了资本主义世界都能认可的主义和社会了。又如,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的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也有触目惊心的评论:“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注;指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着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愈来愈不象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象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的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商业共产主义(注:指“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演变成腐败的共产主义,腐败和贪欲的幽灵困扰着中国。”“(进入21世纪后)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风起于青萍之末,其来也渐,其入也深。起点差之毫厘,终点缪之千里。从自觉不自觉地实行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义基本路线开始,新生的社会主义就开始了指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的量变。由于经济主义管理方式主要关注金钱、利润和实惠,刺激的是经济人的自私积极性,在放弃改造主观世界、为了特权利益而盲目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使官僚主义、权力腐败日趋坐大,使计划经济难以释放其强大的效益潜能,于是,资改派精英又将“屎盆子”扣到计划经济头上,借口所谓的“倒逼改革”,进一步向激发经济人自私积极性的方向找出路——掀起了彻底解体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逆潮。 总之,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两种对立认识,决定着两条管理路线的矛盾:一条是以经济建设为纲、建设官僚民主政治的资产阶级管理路线;另一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大众民主政治的无产阶级管理路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危险的忧患,是内部的机会主义路线,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以经济建设为纲及其引发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开放,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具体表现。 (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路线 如果说,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那么,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则发挥着正向的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其中,“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发挥着正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而“保护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价值观则发挥着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路线,从朴素的革命路线,到经济主义管理路线,再到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路线的蜕变,本质上就是以自私价值观为强大吸引源的堕落过程,表现为官僚精英特权阶级不断向“人性自私论”投降的过程。 “人性自私论”(宣扬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是西方经济学和西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它既是私有制的产物,又是维护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理论武器。 人,既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又是在社会群体中通过分工合作相互依存地生产、生活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性是个体性与集体性、自私性与为公性的对立统一,这种公私对立统一的状态,随着社会所有制的变化和社会执政路线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变化。那种认为人的本质完全是自私的观点,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谬论。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干部若能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利”的领导作风,就能够带领群众发扬人的为公性,抑制人的为私性,使计划经济得以健康运行。反之,若领导干部在和平执政时期追求安逸享乐,奉行“当官做老爷,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领导作风,则只能挫伤群众的集体主义精神,激发人的自私性,使计划经济的运行陷入困境,社会矛盾不断凸显。计划经济是公有经济,必须用公有价值观进行管理,才能凝聚和发挥干部群众的为公积极性,使计划经济释放出巨大的有序组织效益。而运用公有价值观进行管理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发挥以身作则为人民服务的积极带头作用。否则,若领导层带头追逐私利、用私有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则必然造成强大的“社会堕落惯性场”,使得推行经济主义管理路线的官僚精英集团,必然向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寻找保护特权利益的“退路”。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广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退化脉络: ①随着官僚主义的滋长,必然逐渐告别革命理想,引发思想政治路线的退化——在计划经济基础上推行“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义管理路线。 ②经济主义管理路线引起计划经济运行矛盾的积累,“倒逼”出承包经营改革(在集体化农业中,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再到“分田单干”,“土地流转”,堕落方向直指土地私有化的中外资本大农场经营)。 ③承包经营的短期效应不治之症,又进一步“倒逼”出产权私有化改革——这标志着正式进入市场化私有化改革阶段。 ④产权私有化改革的堕落惯性,引发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浪潮(管理层以几乎零收购价将产权私有化以后,又通过所谓“善意取得合法”的《物权法》和大赦富豪原罪,对官商勾结抢劫公产所形成的巨量私产进行法律洗白和保护),从而基本建立起以私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尚未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在排除“鞍钢宪法”管理模式的条件下,也只能堕落为事实上的官僚所有制。对特大型国有企业,不直接进行私有化出卖,而是进行股份制混改,实际上搞的是曲线私有化。苏东等国家的产权制度私有化改革,走的基本是“休克疗法”激进模式。 ⑤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一般结局——如果体制内外健康力量不能强大到通过“党群一体化”有效遏制颓势,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浩劫,只能是唯一的结局! 当今中国的主导观点认为: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导致了苏联解体,因为他们搞的是激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和多党制民主政治;而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因为中国搞的是稳健的、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并且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社会主义终于找到的正路。这种理论观点,只有某些部分道理,而从根本上说,则包含着致命的颠覆性理论错误——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坚持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不管是采取“休克疗法”的激进模式,还是“温水煮青蛙”的渐进模式:不管是坚持多党民主制,还是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制,其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一般结局,都是一样的。这是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世界金融寡头专政时代”的国际形势共同决定的历史必然。 苏联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在戈尔巴乔夫主政的后期,于1990年10月才正式推行。而在这之前的1987年,戈氏就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原则,并于1990年3月正式推行多党制民主政治,引起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以致丧失了苏共的领导地位,结果不到一年,就在1991年8月爆发了苏联开始解体的过程。应该说,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来,苏共意识形态已经日益资产阶级化,导致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推行,是官僚精英特权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发展到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战略总攻的阶段。 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从方针政策的明确上讲,正式开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共十四大,而从现实上讲,则正式开始于1983年的强制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推行农业分田单干的制度。对于中国来说,将渐进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与共产党一党领导制结合起来,是不是就真的是找到了一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正路?应该说,社会主义发展的邪路有很多条,但正路却只有一条,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路线。老路的关键是正路还是邪路,是正路的老路,不但应该走,而且必须走!用嘴吃饭不就是走老路吗?谁见过正常的人非要折腾出一条用鼻子吃饭的新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因。雇佣劳动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是资本吞噬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狼。你激进地催肥养大它,它要吃羊,你渐进地呵护养大它,它还是要吃羊!所以,若不想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推入火坑,就决不能走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之路!中国已经被霸权主义牵着鼻子搞了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恶狼已经养得膘肥体壮、凶恶异常了——私有制已占绝对地位,政治腐败、官民对立、两极分化、社会腐烂、道德崩溃、汉奸文化猖獗等等社会矛盾,正在登峰造极,房地产泡沫冲天,转基因毒食品泛滥,资源趋向枯竭,环境濒临崩溃,经济危机愈陷愈深,霸权势力磨刀霍霍……。所有这些都说明,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比苏东剧变时要凶险得多。中国之所以还能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决不是因为在发展道路上找到了一条有什么突破性的正路,而是得益于特殊的社会环境: 第一,中国存在着“毛泽东热”这种源自民心的社会主义伟大精神政治力量。中国人民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的正面教育,植入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基因。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之所以忌惮“休克式”,只能选择“温水式”;中国迄今之所以没有出现公开亮出资本主义宪政黑旗的叶利钦式人物,都与文革所造成的社会主义浩然正气有着直接的关系。生前的毛泽东,西方和西化势力无法战胜;身后的毛泽东,化作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幽灵,他们仍然难以战胜!要不然,为什么在世界上所向披靡的颜色革命,一到中国就会“泥牛入海无消息”?这使他们强化了一个邪念:要瓦解中国,就必须逾越毛泽东这道坎。怎样逾越?只有妖魔化毛泽东。可是,妖魔化毛泽东,就如同火上浇油,妖魔化越甚,毛泽东热越炽!面对越扑越旺的毛泽东热,宵小们陷入了两难的窘境。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毛泽东代表的是真理民心、天道正义,越是妖魔化毛泽东,他们的反面教员嘴脸就越是凶恶丑陋。中国人民不像苏联人民那样,在社会剧变时,只能在“官僚民主”和“资本民主”之间二选其一,而是多了一个毛主席开创过的“大众民主”选项,并且,也只会压倒性地选择后者。这就是中国民意独一无二的特色!有些人认为,中国广大的年青一代,不会成为左翼。错!在不断升温的毛泽东热正面教员和私有化改革废墟的反面教员的双重教育下,绝大多数年青人只能被逼成左翼主力军!孔庆东老师说,90后将出现毛泽东。这应该是一句名言。 第二,中国存在着拼死捍卫共产党的左翼爱国力量。“30多年来,党校反党,党报反党,党的新闻媒体反党,特别是党的电视台反党,已经成为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在这方面,中国的问题远远比苏联东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严重。之所以中国没有变成第二个苏联东欧,不是因为党的新闻媒体反党力度不够,而是毛主席生前布局的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在利用网络媒体,率领广大民众拼死捍卫共产党的结果。”(《张宏良:党的新闻媒体必须姓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第三,中国存在着党内健康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拒绝宪政民主邪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借助“毛泽东红利”的社会氛围,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尤其是习总执政以来,大力扭转改革初期延续下来的“放权让利,党政分开”的错误方向,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中央集权,等等。否则,中国恐怕早就爆发“升级版的苏东剧变”了。 不过,要想有效借助“毛泽东红利”,长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社会主义,就必须补上大众民主的民权平衡保障机制,使中央集权与民权有机结合起来。民心强烈要求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必须切实努力,为毛泽东政治路线和文革正名,摘掉“极左”和“文革余孽”的大帽子!堂堂的中华民族,决不能再让真理民心、天道正义继续哭泣了!否则,已经坐大的官僚民主政治,由于比资本民主政治还要落后,根本就不是西方操纵下的宪政民主势力的对手!看看当今国内外矛盾和敌对势力的惯性发展,就会知道我们在崛起和毁灭的“十字路口”所面临的“升级版的苏东剧变”危机,实际上是何等的凶险! “或许有人会说,国家解体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不是照样生活得挺好吗?那是因为苏联原本就是许多独立国家,具有彼此和平相处的历史,特别是又拥有广袤的资源,再加上俄罗斯抗拒着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掠夺,因而没有发生血流成河的惨剧。如果这种解体发生在资源和环境已经濒临崩溃的中国,那么历史上军阀混战的分裂惨剧就会重新上演,即使是按照历史上伤亡规模最小的分裂战争来看,至少也会有70%的中国人死于非命。这就是中国坚决不能走上解体道路的根本原因。”(《张宏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纪念8.19事件25周年》) (四)毛泽东的自觉继续革命路线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1967年3月.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贯穿着两条对立的思想政治路线: 一条是机会主义路线。它包括左倾机会主义,但主要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阶级斗争熄灭论(广义上包括阶级斗争非主要矛盾论);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一长负责;“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有些国家甚至让大批资本家加入共产党,进行阶级成分的和思想组织的“掺沙子”);“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直至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等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一条以主观唯心史观和机械唯物史观的二元论混合历史观为基础的、从内部自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自我颠覆性的路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重要、最经典的代表,不是苏联的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而是邓**路线。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能够在近百年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大范围地占据统治地位,表明了领导干部改造自私灵魂、掌握辩证唯物史观的极其艰难,也标志着99岁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尚未脱离幼稚童年。 另一条是自觉继续革命路线。它主要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建设为中心”),进行斗私批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断建设与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以政治为统帅,促进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全局工作,等等。需要强调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革资产阶级灵魂的命,而不是主要革资产阶级肉体的命)。当然,那种把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属于敌我阶级矛盾性质、而在法律领域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阶级斗争事件,在法律上也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行为,无疑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并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生错误,而是机会主义思想路线干扰破坏的结果。所以,决不能因为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就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真理性、必要性,就像不能因为尿床而不睡觉一样。深刻的历史教训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借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上演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灾难”,例如,用暴力手段解决文革中的路线斗争矛盾(抓捕审判“四*帮”,清理“三种人”);军事镇压学生运动;大规模私有化,工人下岗,农民失地,野蛮拆迁;扭断讨薪民工的脖子,公审讨薪民工;暴力拦截上访群众;黄赌毒黑泛滥;主粮搞转基因;甚至苏东剧变中的共产党被全面镇压,等等。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以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为基础的八大政治决议中,就已经包含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雏形。若不是毛主席及时遏制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这种经济主义路线萌芽(邓小平曾经以“政治正确”的口吻说过:“56年八大的路线……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代表的路线”),恐怕最先发生的,就不是“苏东剧变”了! 全面否定文革的《1981年历史决议》,实质是邓**路线的政治宣言,以它为标志,实际上根本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全面否定文革,打造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策源地,在客观上主动为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锻造了一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推翻共产党、肢解中国的意识尖刀、政治尖刀,是政治自杀行为,犯下了颠覆性的政治错误。 关于毛、邓政治路线的社会作用,美国前国务卿、著名的政治家基辛格,以他的立场和语言作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评论:“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了,但是这是一种不同的‘革命精神’——推崇个人创造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依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非自给自足。他(邓小平)将像‘伟大舵手’(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基辛格2011年推出的大部头专著《论中国》,第437页) 这段话的社会背景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过两次“彻底改变中国”—— 一次是毛泽东的“彻底改变中国”,是打破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大众成了摆脱剥削压迫的主人。另一次是邓小平的“彻底改变中国”,而“方向正好相反”,他打破了自己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工农大众重新打回了受剥削压迫的奴仆地位。 俗话说“人活一口气”。社会主义活着,也是靠着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所锻造的大众民主政治。没有这口元阳正气,阳虚阴盛,必然导致官僚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官僚社会主义的形成。等到“社会官灾人祸”积重难返时,就只能导致宪政民主剧变动乱或者“武化革命”。而毛主席的“文化革命”,却可以温和地、持续不断地将社会矛盾遏制于萌芽状态。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选择,都要么是“文化革命”,要么是动乱或“武化革命”。拒绝了温和的“文化革命”,无论如何“依法治国”、“党要管党”,都不可能摆脱动乱或“武化革命”的逻辑结局! 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经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正反两面反复检验,确凿地证明了:毛主席晚年不但没有犯所谓的严重错误,而且主席的晚年更辉煌——在国际共运史上作出了开创科学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空前伟大的贡献。毛主席开创的(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与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有机结合的成熟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现实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载体,它使马克思主义经过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正确思想政治路线的唯一经典代表。否定了这条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 “原本是最正统的苏联社会主义,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变成了争霸世界的超级大国;毛主席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被邓小平妖魔化为是历史浩劫,被污蔑为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一条死路;现在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变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镇压学生运动的国家。如此一来,看上去条条道路都行不通的社会主义,已完全进入了历史死地。”“西边的太阳本来早就应该落山了,就是邓小平的出现,拖延了西边太阳的落山。当然,邓小平的出现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现象,而是一个阶级现象,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劳动阶级取代剥削阶级统治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反复现象,如同皮球落地一样,只有经过几次不断地反弹,最终才能落稳在地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同样会有这样一个反复过程,同样是这样一个道理。”(《张宏良:西边的太阳早就应该落山了》) 综上所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首先必须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统帅。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由矛盾的性质决定的。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由建立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意识形态的、经济形态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正确的政治路线,非“以阶级斗争为纲”莫属。如果对客观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不能或不敢正视,就根本无从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于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是以私有观念和资本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导致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从内部自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始作俑政治路线! 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具体执行,在国家陷入被侵略战争的非常时期,还必须考虑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殊形势(虽然民族矛盾的实质也是阶级矛盾)。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判定国家处于战时状态的非常时期?我认为,在虚拟经济发达的金融霸权时代,被侵略战争的爆发,不仅表现为枪炮“硬战争”的爆发,而且更表现为经济、金融、文化(汉奸文化相当于政治转基因战)、主粮转基因生物战等“软战争”的爆发。这是因为硬战争是软战争的收官战,如果硬战争爆发了才宣布进入战时动员状态,无疑为时已晚!当今中国是否处于被侵略战争(尤其是软战争侵略)的战时状态?是否应该进入人民子弟兵军事管制(反汉奸文化)的非常时期?这已经不是一个模糊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火上了房子的明确现实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政治路线是策略的基础,策略是政治路线的实现形式。正确路线强调“正”,正确策略强调在“守正”的基础上“出奇”。不能守正而出奇,就会继续犯南辕北辙的颠覆性错误,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政治势力的大忌。扭转数十年错误路线的强大惯性和物极必反极端的强力吸引,是一项极其艰难的认识和行动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一非常历史时期,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无疑应该首先守住逐步回归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和党群一体化的大方向之“正”——打好正确理论和正确路线攻坚战,对改革进行改革,对法治进行治法,分清敌友,丢掉“中美斗而不破”的战略幻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同化,这是霸权主义的软战争,比硬战争更为可怕!“中美斗而不破”,美国从来不信,而是殖民文化瓦解中国党心、军心、民心的“思想政治转基因迷魂汤”)——否则,处于毁灭和崛起“十字路口”的历史转机,将会稍纵即逝、一去不返! 祈求人民之神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保佑中国在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不要重蹈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铁托和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萨达姆的伊拉克、穆巴拉克的埃及、卡扎菲的利比亚之覆辙!!!保佑中华!!!保佑世界!!!保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世界性复兴!!!保佑21世纪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复兴!!!保佑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早日告别幼稚童年、长成理性成年人!!! 【2016年11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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