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运动99岁童年祭

　　四、社会主义社会演化的三种形态

　　“传统社会主义”，是有关文章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这个概念贬义过重，致使对社会主义这个新生事物(包括对斯大林)的态度有失客观公允。例如，当代著名的左翼学者和政治理论家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英国)就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官僚式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论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但在客观上却产生了根本否定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包括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后果。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属于高能态耗散结构体)，比之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属于低能态耗散结构体)，发育起来确实难得多，但我们终不能因为新生儿尚未发育成熟，就非要说他不是人吧!笔者认为，提出“朴素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和“大众民主社会主义”三种发展形态概念，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演化，应该说比较好。卡利尼科斯的错误，在于把朴素社会主义与官僚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形态混为一谈了。而“传统社会主义”概念，则把社会主义演化的三种不同发展形态都搅成一锅粥了。

　　一般来说，仅具有朴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完成了夺取行政统治权，或者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革命任务之后，往往不能自觉地转向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有效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任务。也就是说，很多仅具有无产阶级朴素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人，在革敌人的命的过程中，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在需要革自已自私灵魂的历史阶段，往往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糖弹”的心灵腐蚀。所以，在朴素执政的过程中，安于现状的领导集团，往往难以遏制当官做老爷的腐化颓势。只有具备了自觉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才能领导社会自觉继续革命，不断“斗私批修”、践行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的革命任务，从而能够遏制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严重颓势。

　　（一）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演化　　

　　社会主义在诞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可以称之为朴素社会主义形态。所谓“朴素社会主义”，应该说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建立的新生的、不成熟的、朴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占主导的社会主义幼年形态。这里所谓的“朴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主要是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强化提高、但尚未达到自觉继续革命的理论认识和精神作风的状态(例如，能够朴素忠诚地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群众路线、践行民主集中制等)，而不是指在和平执政时期，在建设大众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通过“斗私批修”的思想文化革命而形成的“自觉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精神”(即自觉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认识和精神作风)。

　　朴素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实行朴素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朴素的民主集中制。

　　①朴素计划经济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既对市场关系的积极性利用不足，又对市场关系的消极性限制不利。这是经济基础方面的一个十字路口：既可以向公有制计划经济不断改革完善的方向艰难攀登，更可能向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方向自发退变。

　　②朴素民主集中制的不完善性主要表现在：其大众民主基础很弱。并且，共产党执政后，由于自觉不自觉地推行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基本路线，使得大众民主基础越来越弱。而其高度集中，则随着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推行，则日益官僚化、专制化。这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一个十字路口：既可以向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的方向艰难攀登，更可能向官僚民主政治的方向自发退变。

　　③朴素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在朴素社会主义形态中，无产阶级革命的两大历史夺权任务，只完成了第一个，即夺取国家的行政统治权，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第二个更重要的历史任务，即不断夺取社会主义公有思想文化的统治权，持续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进展。这就使得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觉继续革命性很弱，形成了思想上层建筑方面的一个十字路口：既可以向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艰难攀登，更可能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泛滥的方向自发退变。

　　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理论工作者和高层领导干部，往往形而上学地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认为只要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会相应建立并适应其经济基础，无需搞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大众民主政治，只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专心致志地发展生产力，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路线，反之，就是“极左”路线。这种打着唯物史观红旗的思潮，把近百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害惨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马恩列毛的辩证唯物史观，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史观，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在理论上误导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使其不知不觉地滑入了修正主义歧途。

　　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如果形而上学地理解为经济基础“直线单向决定”上层建筑，无疑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强调过：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就不存在“残余的旧社会上层建筑卷土重来推翻新社会经济基础”的危险性。

　　只有理解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双向决定”关系，才算抓住了辩证唯物史观的精髓——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由生产力基础性决定着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则发挥着正向的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

　　也只有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能如实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生、发展、演化的规律，尤其是阶级斗争规律。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就世界生产力大系统和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方向而言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当社会进入生产力社会化和垄断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危机逼迫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但这种由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的转型，不像历史上由一种私有制社会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私有制社会的转型那样，先自然发展新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萌芽，然后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建立新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是在社会化世界生产力大系统提供的公有制新社会产生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在社会化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然后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再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并且，即使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建立的初期，也不是建立了市场经济基础后，以经济建设为纲就万事大吉了，因为残余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还有复辟的危险性(实际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也经历过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反复斗争)。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则不仅是在建立的初期，即使是在政权比较巩固的中后期，残余的资本主义思想上层建筑和资本影响因素势力，也仍然是很强大的，故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是一种时刻处于量变过程中的直接现实性。为了有效遏制量变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必须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而其唯一正确有效的途径，只能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通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持续地建设大众民主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否则，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也不可能自发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相反，由于资本主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残余的自发扩张性，使其可以自发地夺取统治地位，实现复辟。可以说，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逆水行舟，如同让水往高处流，必然“从善如登”;而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如同顺水行舟，如同水往低处流，自然“从恶如崩”。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地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必然导致自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经济主义的管理路线!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还不到五年的时间，列宁就发现并深思，为什么新的苏维埃权力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披着苏维埃外衣的旧沙皇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复活)?直到逝世，列宁都在忧虑苏维埃政权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颓势问题。列宁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0页)列宁还天才地指出：“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7页)可见，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大师的列宁，当时已经基本抓住了社会主义的要害问题：离开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不可能防止“不完全社会主义”的退化堕落。可惜，由于列宁的英年早逝，使得他雏形的英明思想政治路线，难以得到贯彻和完善。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他的重大功绩在于：坚定地排除了布哈林的“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的路线干扰，朴素地坚持了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创造了经济发展和卫国战争的伟大业绩，把苏联从一个扶犁耙的个体农业弱国，建设成为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拥有核武器的工业强国，等等。

　　他的错误和不足：不在于坚持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恰恰相反，这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是在于，在坚持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时，没有抓住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牛鼻子，从而不能建立保障高度集中体制正常运行的基本平衡机制，即占统治地位的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当然，这更多地是历史的局限。由于最早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尚没有前人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酷教训可供借鉴等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致使在高度集中体制的基础上，特权官僚主义失去天敌制约地膨胀起来。由于公有制的新生社会主义脱胎于私有制旧社会的历史局限，由于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使得他难以理解和推行列宁所设想的正确思想政治路线，难以避免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官僚主义的强大腐蚀。;例如，斯大林不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1938年，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偏离了唯物辩证法。他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在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急忙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1936年，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以致走上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道路。

　　由于尚无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历史材料可供借鉴，斯大林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领导。都难以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最大的困难不是推翻旧的剥削统治阶级，而是摧毁旧的社会关系，并防止它复辟；仅仅在法律上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能废除资本主义关系因素渗透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力量，不能消除阶级存在的条件。在现实公有制的基础上，正在量变指向质变地滋长着新的剥削统治阶级——首先是官僚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经济形态的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之后，“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还严重地存在着，并且首先在官僚精英特权阶层内部量变指向质变地滋长着经济形态的官僚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代理占有支配权的实际分离，为行使代理权力的政府官员公器私用、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果官员代理权力的滥用，得不到大众民主政治的天敌制约，就必然会滋长出能够无偿侵占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官僚精英剥削统治阶级。同时，社会上也还存在着雇佣劳动关系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因)，如果在以经济建设为纲(放弃对人、尤其是对干部的思想世界观改造和群众监督)的经济主义基本路线的催化下——例如，斯大林在30年代就提出了唯生产力论和经济主义的口号：“速度决定一切”(如同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然会由量变到质变地复辟。所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必须重视对国内外敌对分子的专政，但其核心必须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不断夺取和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如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也是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一样)。

　　种种主客观原因说明，在斯大林等高层领导者的身上，正在难以突破历史局限地滋生着修正主义的萌芽，这为苏联的朴素社会主义蜕变为官僚社会主义提供了原始的内在根源。然而必须强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严重缺陷，但总归是朴素社会主义的新生儿。俗话说：“月子孩丑似驴”，却也没有人因为自己的新生宝宝污秽丑陋、发育不完善，就咒骂他不是人!所以，我们必须对斯大林模式给予辩证的肯定，切不可继续自毁根基，跟在西方势力的后面，将新生的朴素社会主义咒骂为“极权主义”、“官僚社会主义”，制造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性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

　　可以肯定地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一正确路线尚不能自觉践行之前，官僚主义特权精英必然会通过经济主义的管理路线，将朴素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官僚社会主义，酿成权力腐败的“社会官灾人祸”，最终导致“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浩劫。在苏联，斯大林刚刚逝世三年，赫鲁晓夫就在1956年苏共20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官僚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官僚社会主义”，就是在朴素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由于放松阶级斗争、尤其是放松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使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上层建筑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官僚精英资产阶级在经济形态上强势滋长，形成了名义上还保留着社会主义框架，实质上却蜕变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通过宪政民主剧变向正统资本主义的自然过渡，或者向更高层次社会主义的自觉过渡)。

　　在苏联，从赫鲁晓夫的以准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熄灭论;发展上的经济主义;管理上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开始，发展到戈尔巴乔夫的以激进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路线——经济上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多党制改革等，再到其逻辑终点的宪政民主剧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自然堕落过程。这说明，苏联的失败，绝不是如同西化派和西方势力所攻击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而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失败，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失败，是资产阶级文化泛滥、共产党初心丧失所酿成的失败！

　　市场经济是资本专制的经济基础。资本在经济上“自由民主”地剥削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在政治上表现为宪政民主诉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基础的建立，决定着宪政民主上层建筑迟早会形成。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形成了如同一个钢镚的正反两面那样的不可绝对分割的共同体关系。而官僚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上，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和平演变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层建筑上，已经不是推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一党领导制，而是推行官僚民主集中制的一党专制。市场经济与官僚民主政治媾合的这种社会怪胎，是一种没有亲缘关系的不稳定杂交体，是处于分化中的过渡态。因而，苏联官僚社会主义，从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报告开始，在不断深化的准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仅仅过了35年，就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与西方的勾结中，爆发了苏联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原因是一些上层领导人犯有颠覆性错误或罪行，但社会文化原因却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也必然会有其他的“某某夫”、“某某钦”之流来代替前者颠覆社会主义!

　　（二）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演化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形态，与苏联斯大林模式有很多共同点。例如，坚持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但是，毛泽东模式又是辩证扬弃斯大林模式的更高级形态，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计划经济运行机制上，既以计划调节为主，又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对市场关系积极性的利用和对其消极性的限制，都做得比斯大林模式更好(当然，对于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左”右干扰，则另当别论)。在经济管理上，发扬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公有价值观管理模式。

　　二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史观，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公有思想文化建设为中心、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经济建设等全局工作的统帅的基本路线。

　　三是在政治体制上，通过“斗私批修”的文化革命，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上层建筑的建设。

　　公正地说，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绝不是所谓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帝国主义的封锁制裁，不是毛泽东模式的所谓“封闭”!毛泽东时代并不“僵化”，也有改革开放，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是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继续革命的前进方向，开创了正在质变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形态——大众民主社会主义。

　　所谓“大众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在朴素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到能够自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史观的哲学路线，自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思想政治建设为中心、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经济建设等全局工作的统帅的政治路线，通过持续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基本建立了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的自觉社会主义形态。当然，大众民主政治，是一个需要不断建设和改革完善的过程，但是不管如何改革完善，都不能脱离其精髓，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大民主，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腐败作风，发动群众运用“四大”自由进行批判揭露(可谓“群众专政”)，不断夺取和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关于大众民主和三大复兴等问题，张宏良老师有大量的论述，很有世界科社理论前沿的高度，令人惊叹!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思考。张老师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在这个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分权体系当中，由执政党选拔干部，人民监督委员会罢免干部，人民代表大会决策和审查政府工作，政治协商会议咨询和批评政府工作，这就彻底清除了现在这种由权利滋生权利、用权利谋取私利的制度基础，从而能够彻底解决人类社会迄今没有解决的腐败问题。”“对官权最主要的剥夺，就是要彻底剥夺官员任免官员的权利”(《张宏良：社会主义复兴大纲》)“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将是21世纪社会历史变革的主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中华民族复兴奉献给人类社会的伟大政治文明，比资产阶级奉献给人类社会的宪政文明更加伟大。”(《张宏良：民主绝不是在两个流氓中选择一个》)

　　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应该是社会主义脱离幼稚童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成熟的根本标志，她无疑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唯一正确目标。笔者坚定地认为，一些关于“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如果在精髓上与毛泽东的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相抵触，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潮的羁绊。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内在地要求建立为其服务的公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而“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还非常强大。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是变换了斗争的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属于阶级社会，其主要矛盾，绝不会是人的需求同生产供给之间的非阶级性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必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主要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基本上总是落后于公有制经济基础。所以，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离开这个纲领，绝不可能解放生产力，也不可能正常发展生产力。例如，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发展的都是不可持续的“大流血生产力”——资源、环境的大流血，国民财富向官僚买办资本和西方列强的大流血。

　　“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就不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也不是只抓革命轻视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的左倾机会主义，而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恰恰是资产阶级路线“左”右干扰正确路线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忧患，不是国内外有形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而是执政党政治路线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经济主义纲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路线的否定。这才是最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创造性开拓前进的严峻时刻，人民领袖毛泽东撒手人民，使阶级意识倾向和政治力量的对比急转直下。1978年年中，一向对真理并没有什么兴趣的顶层官僚精英，开始导演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了反向无底线思想大解放的序幕，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政治旗幡，首先指向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的中枢神经——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众民主。否定了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众民主政治制衡机制，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革命灵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得以大行其道，致使经济建设资本化，权力商品化，干部官僚化、贪腐化，执政党去革命化，使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以不可遏制之势羽化为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

　　与我们党的很多高层领导政治态度截然相反的是，一个外国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尔•贝特兰，却敏锐地认识到了文革的伟大作用：“文化大革命是使人民群众具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阶级斗争……广大群众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基本的条件，因为只有具备这一意识形态，广大群众才能够正确分析社会矛盾，并通过阶级斗争解决这些矛盾。”(夏尔•贝特兰：(1973年1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而全面否定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是社会主义的灾难，是历史的大跃退。关于这一点，夏尔•贝特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否定文革的华国锋时期，就看得很清楚：“(中国)在宣布文化革命结束的同时，一年多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官方讲话和报刊文章中所阐述的论点，实际上是对文化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系统地全面地总结文化革命，……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组织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夏尔•贝特兰：(1978年3月)《大跃退》)

　　然而，夏尔•贝特兰的警告和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的断然行动，没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历史逆流，以全面否定文革的《1981年历史决议》为标志，代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前进方向的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被实际上根本否定了(虽然宪法和党章中还保留着“毛泽东思想”的条款)，中国开始从形成中的大众民主社会主义向官僚社会主义大跃退。

　　50年后，重温毛主席在1966年的预言——“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会觉得不可理解吗?还会觉得这是毛泽东晚年的“极左”阶级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