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运动99岁童年祭

　　（二）计划经济和文革

　　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动物经济、必然王国经济;共同富裕的计划经济，才是真正的人类经济、自由王国经济。如果说，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进行劳动，使类人猿开始脱离了动物界，那么，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使人类最终地脱离动物界。

　　计划经济可以分为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种形态。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应该是在商品经济消亡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完全以计划机制配置资源，实行按需分配的纯粹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消除了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是以劳动者为主人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为上层建筑，以计划调节为主导，以市场调节为辅助，既严格限制市场关系的致命消极性，又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关系的积极性的更高级的商品经济形式——指向商品经济消亡的过渡形式。

　　新自由主义理论鼓吹，市场经济有制度性效益(涵盖经济效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势，而计划经济则是低效益的空想经济形式。事实果真如此吗?

　　狡兔三窟而居，田鼠秋藏冬粮，说明很多动物都有行动的某种计划性。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礼记·中庸》)，“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谋攻篇》)的计划重要性，则更为文明人类所称道。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家们无不在不管黑猫白猫地谋企业管理的计划性，国家也在殚精竭虑地进行宏观(计划)调控。可是，谋求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什么就大逆不道了?垄断资本势力处心积虑地谋行霸权计划，却咒骂计划经济，这是为什么?其实，资产阶级根本不是恨计划，而是恨断了他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财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

　　诚然，在市场经济只能是私有制的条件下，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资本家只能竭力进行企业计划管理(改进技术，强化监管，降低生产消耗，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实现价值等)，工人只能被迫拼命做工，从而使企业的社会微观组织效率比较高(效益却不理想)。但是，社会经济是个大系统，不但有社会微观组织效益问题，还有社会宏观组织效益问题。资本家们竭泽而渔地独占剩余价值，引发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疯狂扩大生产，追逐利润最大化，使社会整体经济呈现盲目无计划状态，企业的活动呈现一盘散沙式的“布朗运动”;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相对降低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劳动群众失去劳动热情，阶级对立严重;市场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疯狂消耗性、浪费性，使资源、环境和生产不可健康持续;私有制引发严重的社会腐败堕落和战争，等等综合因素，不断消解着其较高的社会微观组织效率，使得社会宏观组织效率很低，尤其是效益更低，并且日益降低。请看现在的宗主性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空洞化，依靠“软、硬战争”掠夺全世界而生存，而广大的附属性市场经济国家，则贫弱、动荡不堪，维稳不迭。同时，疯狂追逐利润最大化，疯狂浪费资源扩大生产，疯狂诱迫超前消费的市场经济，也使得地球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难以持续。这说明当代市场经济，已经堕落成了越来越寄生、腐朽、罪恶、反动的经济制度，还谈何制度性效益优势?

　　而在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下，社会经济制度必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生产目的不是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化;在经济运行上以计划调控为主，在政治运行上则要求必须以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为根本;全民共享劳动红利(剩余价值)，实现共同富裕，消灭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公有制还有凝聚民心，激发群众积极性，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所有这些积极因素，综合决定了计划经济内在地具有社会微观、宏观组织高效益的制度优势。

　　根据系统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的原理，社会系统自组织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从无序的市场经济(企业有序，社会整体无序)，向有序的计划经济(企业和社会整体都有序)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所以，否定计划经济，就是企图阻止社会系统自组织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必然发展，这就好像否定母腹中的胎儿应该由原始态向成熟态的发育，是一样的荒唐可笑!

　　当然，计划经济的组织效益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很高的，就像原子弹的高能量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释放出来一样。在“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封建色彩资本主义管理路线统治下(用私有观念管理公有经济)，计划经济实际释放出来的效益必然每况愈下;而只有坚持“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群众路线，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管理路线(用公有观念管理公有经济)，才能使计划经济释放出蕴含的高效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最大忧患，不是生产力比较落后，而是私有观念，尤其是领导干部为私观念的主导性腐蚀瓦解作用。所以，要保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首先必须革领导干部为私灵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了，这首先是领导干部浴火重生的痛苦过程。很多官僚精英，不愿意浴火重生改造为私的灵魂，不愿意放弃特权阶层或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反对计划经济、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向往市场经济资产阶级生产生活方式，将改革宗教化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市场经济的综合低效益，是制度性的不治之症，而计划经济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较低效益，却不是制度性的病症，而主要是因为用私有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的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管理路线的干扰所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有像列宁和毛泽东那样的与民同甘共苦、大公无私的哲学大师人民领袖，有像大庆的王铁人、大寨的陈永贵、南街村的王宏斌和兰考县的焦裕禄、张钦礼等那样的以革命精神统帅经济建设等工作的领导干部，焉能搞不好?——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成为这种非常优秀的管理者，但这也正好说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的必要性——而如果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带头谋私贪腐，设置高薪，营造特权，追求“不争论”地“先富起来”，计划经济焉能搞得好?至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谓的计划经济宏观管理“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收，收了再死，死了再放”的恶性循环，也决不是计划经济的内生病症，而是反映了错误管理路线的干扰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弊端，和不愿意拉计划经济公车的官僚精英们扣屎盆子泼污的下作!

　　当然，现实计划经济在运行和效益上的某种程度的弊端，确实也反映了计划经济机体尚处于童年，发育得还很不完善：

　　一是计划经济脱胎于旧社会，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和社会关系，使计划经济的基础很脆弱，时刻面临“系统木马病毒”的肆虐。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机制(相当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机体的“监控杀毒系统”)尚未得到实质性的发育。然而，计划经济确实是历史的进步，是能够根治市场经济不治之症的必然替代制度——就像婴儿是老人的必然替代、但婴儿的发育成长却很脆弱一样——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制度性优势的发挥，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公有文化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人文环境（绝不是只要建立了公有制生产关系，就可以无视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没有公有文化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人文环境，计划经济必然被官僚精英集团糟蹋完了再扣上屎盆子打入冷宫，然后自己“倒逼”自己另辟市场化私有化邪径。

　　二是上个世纪计划调节的技术基础尚不完善，不像当今有“互联网+”智能化科学技术的充分支持。然而即使如此，新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能够凝聚社会人心、集中力量和资源干大事的制度，还是取得了市场经济无可比拟的高效率。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尤其是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就是雄辩的证明。所谓中国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扣向大众民主和计划经济头上的屎盆子!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复兴的物质基础，在当代世界金融垄断市场经济时代的母腹中，实际上已经孕育超熟，完全具有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的客观必然性。

　　而当代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霸权计划操控的发展，也畸形地体现着计划经济因素在市场经济磐石下的顽强发展趋势：

　　19世纪中叶之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以自由竞争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正统的、本义上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处于进步上升期的市场经济。

　　而19世纪中叶之后的“垄断市场经济”，则是以垄断寡头为主导、垄断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日益腐朽变态的市场经济，后来发展成为垄断寡头控制了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霸权计划市场经济”。尤其是当代全球化金融霸权计划市场经济，其调控方式，更不是所谓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而是金融寡头霸权计划“看得见的黑手”。当今的国际金融霸权资本寡头，就是靠操控霸权国家制定全球霸权规则、运作美元美媒美军三军协同立体战的霸权计划方式，操控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奴役抢劫全世界劳动人民。所以，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如果再相信什么“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所谓的世界规则，云云，实在是迂腐、悲哀得可怜!

　　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到霸权计划市场经济的演变，表现了在私有制磐石的重压下，市场经济从市场一极向计划一极的畸形震荡。这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死亡，垄断市场经济的世界统治地位也正在进入死亡倒计时，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的必然性，却正在空前增强。当社会化生产力(尤其是“互联网+”智能化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发展要求，受到私有制的顽强束缚时，生产力不断积累的内在能量，必然会冲破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爆发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的更加光辉灿烂的花朵!

　　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其经济基础无疑必须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其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无疑必须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辅以必要的市场调节)，按劳分配(为主体)，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等。笔者认为，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从广义上说，就是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也就是人民大民主与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有机结合，它是在发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众民主权利的基础上，依赖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统领，从而实现人民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利的政治形式(当然，这需要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持续建设)。

　　搞公有制，必须有为公的干部队伍——没有为公的干部队伍，有多么先进的计划经济制度、有多少公有财富，也不够官僚精英们祸祸的。而为公干部队伍的形成，必须主要依靠老百姓的监督——大众民主监督，而不是主要依靠干部个人自我约束或者党内、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可以说，大众民主政治，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基石。对待大众民主政治的态度，是真假社会主义者的分水岭。

　　邓小平南巡时，面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曾经说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然而同时却很“清楚”地断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选》第三卷第373页) 这一论断，显然并不包括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而离开这两个基石，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就是送给百姓的一张美丽画饼吗?当然，这一论断的本意在于，通过首要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化改革开放，打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社会都有“发展生产力”的一定功能;所有社会的上升进步期，都有“解放生产力”的一定功能。这是普遍性功能，怎么就成了特殊性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再则，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人的需求与生产供应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所有阶级社会的政治纲领、中心任务、基本路线，都只能是维护阶级统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虽然在哪个社会都是人和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但它却只能是政治统帅下的基本经济任务。可是，邓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却刻意阉割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大众民主政治，连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石和政治基石都给抽掉了，还如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把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作为统帅全局工作的中心和纲领——在“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中，把本来是“纲”的“四项基本原则”贬低为“目”;把本来是“目”的“经济建设”拔高为“纲”，犯了明显的颠倒性错误。(对这个错误，彭真当时曾提出了异议)——这显然是用经济统帅政治、用发展盲动代替社会理性的唯生产力论、经济主义基本路线!在这一路线的误导下，改革开放焉能不走上颠覆性方向?!

　　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高度民主(大众民主)和高度集中(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辩证统一，所以，它的本义就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体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政治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统帅性决定”着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的兴衰存亡；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和社会公有文化观念是否占据统治地位的状态，又“基础性决定”着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和社会主义的兴衰存亡。

　　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背离了民主集中制，过分强调民主，会滑向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极端;过分强调集中，又会滑向官僚专制的极端。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机构和“官方马克思主义”，往往偏好强调“集中和服从”的绝对权威，同时偏好边缘化甚至严厉遏制大众民主政治的发育和制衡，致使官僚主义的膨胀不可抑制。而官僚主义膨胀的过程，也就是从内部和平瓦解社会主义的过程!

　　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制构建不了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而官僚主义和官僚精英特权阶级的顽强滋长，又是共产党一党领导制的主要危险。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了既要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无产阶级中央集权，又要遏制官僚主义专制集权，共产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必须以无产阶级大众民主为基础、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的集中为指导。

　　毛主席曾经强调：“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宪政民主多党制选举不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而执政后党的领导干部往往会在当官做老爷中使党和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究竟应该怎样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决“权力腐败变质”的问题?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近百年来碰到的天大难题。如何应对这一难题?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古典传统模式：即自上而下的官僚精英民主监督模式。事实证明，这种实际上是“以权力之刀削权力自身之柄”(或者说“用权力自身的左手去防止右手盗窃”)的古典传统方式，根本不能使国家摆脱权力腐败的历史周期律。在中国，毛泽东开创了大众民主监督模式，理论和实践证明，这是社会主义跳出历史周期律、摆脱幼稚童年的唯一出路。可惜可痛的是，毛主席辞世后，这条唯一正确的出路却被全面否定了，继之走上了“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的新路，实际上，这还是官僚精英民主监督的传统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不绝于耳，法律被抬到了大于天的地位，“人治”则被踩到了脚下。可问题是，“法治”就不需要人治去“治法”?其实，所谓的“法治”，不就是统治阶级的人借助统治阶级的法实施的统治阶级的“人治”吗?资产阶级的法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人治;无产阶级的法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治!对于治国来说，仅有“法治”，只是一条腿走路，普遍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的两条腿走路，即“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所谓“德治”，即统治阶级通过道德教化、文化教育、艺术熏陶、风俗引导、思想政治运动等等进行的综合治国方式。德治是法治的统帅，法治是德治的工具，换句话说，法治只是人治中治标的强制性工具，德治才是人治中治本的灵魂教化。当然，德治也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德治，是最进步的德治，而剥削统治阶级的德治，在社会上升期，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而在社会没落期，就只能是愚民教化。例如，西方的普世价值，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政治路线等等，就是这种愚民教化。所以，把有阶级性的法律、法治吹嘘成天王老子(即把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抬到了大于天的地位)，是连处于进步时期的剥削阶级优秀思想家、政治家们都不齿的。一个社会如果主要依靠强制性的法治了，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到了道义上和发展上的没落期了。

　　国家、法律、法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所以法律法规无疑有阶级性。而法律法规的阶级性是由执政党的政治路线的阶级性决定的，在不同阶级性的政治路线的统帅下，可以对包括宪法和党章在内的法律法规进行指向不同阶级性的制定、修改和运用。这就是说，执政党及其政治路线的阶级性，统帅性决定着法律、法治的阶级性。因而，主要依靠法治决定不了政治路线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不了宪法和党章的阶级性，从而遏制不了无产阶级革命党向官僚资产阶级执政党的内在自然蜕化，遏制不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庄严名义下向资产阶级专政的内在自然蜕化。所以，排除大众民主的群众路线，只想主要通过法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一劳永逸地解决执政的共产党官僚化、腐败化的问题，只能是一厢情愿，其发展的逻辑归宿，只能是堕入宪政民主的陷阱!因为，在资本专制时代，脱离大众民主约束的法治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大众民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就只能官僚化资本化。当资本的市场经济基础坐大以后，国家权力就只能陷入“资本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宪政民主资本专制结局!

　　任何系统正常运行的对立统一状态，都表现为异质结构部分间的协同平衡，社会主义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也是这样。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就是两个基本的异质结构部分，人民群众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和服务(身无头不行)，共产党也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头无身不立)。如果官方只依靠封闭的自我监督和法治，却排斥开放的大众民主群众路线监督，就是只要“法治”不要“治法”;只要“官治民”不要“民治官”;只要“党要管党”不要“民要管党”;只要剥削阶级愚民，不要无产阶级德治。这就把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这两个最重要的异质结构部分间的协同平衡给打破了(就像钟表上的两个基本联动齿轮脱节一样)，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处于“排异反应”状态，社会主义机体焉能不患危急重症?只有以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统帅德治与法治这两种人治手段，才是能够遏制共产党政治路线资产阶级化的根本保障，从而能够遏制执政的共产党官僚化、腐败化、资本化的顽强颓势。如果把共产党比作希腊神话中力大无穷的巨人安泰，那么，大众民主政治就是安泰的大地母亲。安泰只有保持与大地母亲的亲密接触，接上了“地气”，他才是不可战胜的。

　　而害怕和否定自下而上的大众民主监督——例如：中国《1981年历史决议》全面否定文革;《1982年宪法》废除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权利和工人罢工的权利，取消了“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1999年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反革命罪”一词。又如：《邓选》中有30多处强调“不搞政治运动”(注：主要是指：不搞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政治运动，不走群众路线，只搞精英的依法治国);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更进一步强调“永远不搞政治运动”;在起草《1982宪法》时，邓小平还强调：“四大”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作为一个整体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则一党领导制和精英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相结合，就只能蜕化为官僚民主政治。可以说，一旦背离了大众民主政治，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只能成为背道而驰的空谈。

　　毛主席曾经强调：“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39—140页) 而人民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利，就是通过大众民主政治的形式来行使和保障的。

　　不是说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人、领导干部是社会公仆吗?可是，公仆怎么可以不让主人监督?怎么可以不让主人发言、“不争论”地杜撰顶层总设计?社会公仆如此轻慢社会主人，反仆为主(自称“父母官”，已经成为官场文化)，必然会把官员对社会的代理管理权异化为不受群众监督的官僚专制权。封建社会的官权，有维护皇家天下的皇权制衡;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权，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权操纵制衡(表现为资本专制的幕后操纵和宪政民主多党制的幕前制衡);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权，既无把国家当作家天下的皇权制衡，又无占统治地位的资本权制衡，如果再排除了大众民主的民权制衡，这样的官权，虽然有法治和纪检监察的权力系统自我监督制约，也仍然摘不掉“绝对权力”的帽子。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自由与权力》)，所以，绝对的官权，必然会导致比正统资本主义更甚的权力腐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弱化，汉奸文化泛滥)——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说：在修正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权力体系内部的强化监督、反腐败，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时甚至有较大的震撼作用，应予必要的肯定，但这种积极功效，不过是遏制权力腐败燎原之势的杯水而已。明朝朱元璋皇帝那么严酷的体制内反腐败，都奈何不了权力腐败的顽强颓势。更何况改革开放后，顶层还总设计了这么个“废除大众民主四大自由和罢工权利，取消惩办卖国贼和反革命罪条款，不搞政治大民主运动，不走群众监督路线，‘硬道理’、‘不争论’地发展市场化私有化，“不管黑猫白猫”地让特权精英先富起来，不换上猫论思想就换人的官场逆淘汰律”的权力腐败激进工程?可怜的领导干部们，得需要有多么超级高尚的定力，才能逃过骄奢淫逸、贪腐败国的政治瘟疫?!

　　这从举世震惊的中国裸官现象就可见一斑。据中国官方权威机构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披露：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中，存在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定居或加入所在国国籍这种情况的，中央委员中有187人，占委员总数204人的91.7%；中央候补委员中有142人，占候补委员总数167人的85%；中纪委中有113人，占委员总数127人的89%。另外，在2010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谈到裸官问题时说：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现在的裸官人数是多少?不得而知。面对这样一大批连祖国母亲都嫌弃的裸官(可谓“准西方国籍官员在华执政团队”)，如何期望他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维护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观朝鲜和俄罗斯，为什么对霸权主义那么硬气?为什么没有汉奸文化泛滥和第五纵队嚣张的乌烟瘴气?一个重要直接原因，不就是因为官员的钱袋子、户口本和直系亲属人质不在西方手里捏着吗?裸官现象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大问题。在任何国家，大批中高级官员怀揣双国籍、脚踏两只船，不忠于自己的国家，都是一个国将不国的天大问题!对此，习总上任初期就清醒地指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境外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社会已把这三个问题列作新时期亡党亡国的三大祸端。”“党在今后五年时间内将面临着一场自我反思总结、自我改造、自身建设的生死存亡抉择，人民和历史留给共产党的时间是不会无止境的。”

　　笔者认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腐败度一旦持续超过40%(可用官员贪腐人数的比例进行量化)，社会腐败的惯性基本超过反腐败的力度，无疑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存在着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腐败、经济政治两极分化、汉奸文化泛滥，可以说已经名列古今中外世界前茅，上下全面腐败(包括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路线的“腐败”)的惯性，顽强超过反腐败的力度。这种令世界瞩目的全面腐败和经济政治殖民化现实，不能不标志着以全面否定文革、推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为核心的邓**路线的根本错误和全面失败!另外，即使从“把公有制占绝对主体地位改革成私有制占绝对主体地位;几乎无官不贪;几乎无一物不造假;几乎无一食没有毒;全世界唯一的主粮搞转基因国家;裸官成灾酿成的国将不国忧患;党校反党、党媒反党、党员干部反党、文人公知反党的诡异现象;黄赌毒黑成灾;恶法横行;汉奸文化泛滥;农村凋敝，三农严重;涉及人口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工人下岗失业大潮;国民经济的私有化、外资化、殖民化;美国负债消费、中国负债生产的‘中美国’模式的形成;东海南海台海危机，美国军舰定期开进中国南海巡逻;等等”之中，拿出任何一条，都可以独立标志邓**路线的根本方向性错误——当然，党内外健康力量正在扭转这一严酷的路线惯性现实。正如习总所说的：“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国家前途危机能否化解，根本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勇气、坚定性，取决于社会的呼声和动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面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挑战，面对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势力的全面腐蚀，共产党应该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组织，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绝不是执政的生产党、经济建设党!党的根本政治任务，在执政前，是夺取政权——是在政治统帅下做军事等工作，而不是单纯的军事主义;在执政后，是不断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持续建设大众民主政治，防止和平演变(要维持一个政权，比夺取它还要难)——是在政治统帅下进行经济建设等工作，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说，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属于“万里长征”第一步的经济基础革命，那么，不断夺取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思想文化的统治权（核心是建立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就是不到共产主义永远也不会结束的“万里长征”整个过程的上层建筑革命。如果不能持续有效地完成上层建筑革命任务，社会主义就永远脱离不了幼稚的童年，就会堕落成畸形的官僚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的主要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基本上总是落后于公有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首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认识到上层建筑革命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而是认为：夺取了政权或完成了经济基础革命后，打天下的功臣们，只要代替人民坐天下、以经济建设为纲，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大众民主政治制衡，就必然会滋长出新的剥削统治阶级，照样会陷入“社会官灾人祸”的历史周期律。关于这一点，即使毛主席的很多战友们，也没有跳出这一深重的历史认识误区，总看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顺眼;不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文革，开展的是必需的上层建筑革命，大众民主革命。

　　关于文革和大众民主的必要性，邓小平也曾经有过高度的肯定：

　　“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讲话)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文革时期邓小平给毛主席的检讨信)

　　“……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在中央重要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叶剑英元帅临终时，在全面否定文革的社会氛围下，表达了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第一个全盘肯定毛泽东和文革、否定邓小平的一句政治遗言：“现在看来，毛主席生前整的人，一个都没有整错。”(叶选宁曾经在小范围公布了他父亲叶剑英临终最重要的这句政治遗言)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是语出令民心震撼。凤凰卫视曾经采访过王光美，当记者问到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她实事求是地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一句话，表达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良心!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包括体制内的一些干部)，才开始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毛泽东的文革。

　　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一旦脱离了大众民主政治这个群众基础，而又不能有效地纠正，就会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离开大地母亲一样，只能走向失败!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跳出权力腐败(社会官灾人祸)历史周期律，开创了唯一正确的出路!所以，文革绝不是所谓的“十年浩劫”——文革中的三分错误，根本不是文革内生的，而主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反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所造成的。随着人民觉悟程度的不断提高，文革必然会走上规范化、常态化的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当代的网络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艰难而又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中)。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公有思想文化大革命，是继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无产阶级探索自身和全人类解放道路的第三个里程碑，是社会主义告别幼稚童年、创新完善科学社会主义、开创世界大众民主时代的空前伟大的社会革命(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实践，将毛泽东思想推向了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毛泽东主义阶段(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政治理论)。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两个彻底决裂”，是共产党“初心”的精髓。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开始了其中的第一个决裂——同私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文革实践，就是开始了第二个决裂——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不开始第一个决裂，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就不会诞生;而若不开始第二个决裂，不对私有文化观念进行大众民主的“斗私批修”，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就不能建立，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形态就无从诞生。而国家机器虽然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但若建立在私有文化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就无论如何强调“依法治国”、“党要管党”，都避免不了社会主义被和平演变的历史宿命!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若否定了改造人、尤其是改造干部灵魂的温和的文化革命，就只能拥抱“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武化革命”!

　　综上所述，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必须是计划经济基础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没有计划经济，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就没有立身的经济基础;而没有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成了失去保护的“唐僧肉”(计划经济是群众路线经济、大众民主经济。没有大众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群众路线，干部队伍就必然官僚化，公有制计划经济就只能走向解体)，必然被和平演变为私有制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否承认和坚持计划经济与大众民主政治相结合，是真假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水岭。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建设保障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的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就是“群众路线治国、群众路线治党”，就是“人民治国、人民治党”，这是社会主义机体的精气神。没有这种内守的浩然正气，社会主义机体必然丧失灵魂、道义和民心，成为政治僵尸，走向自我解体!新生的社会主义，如果始终不能通过思想文化革命自觉持续地建设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即使没有帝国主义战略遏制的外因，内部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文化因素势力，也必然会由量变到质变地占据统治地位，将共产党“政治转基因”，使其自我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简单一句话，如果共产党放弃思想文化革命的基本路线，推行把阶级斗争降格为生产斗争的经济主义路线，社会主义就只能自我和平演变。笔者认为，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平演变定律”。即使将来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也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自觉持续地建设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否则，同样跳不出无情的和平演变定律!

　　总之，社会主义离不开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离不开大众民主;大众民主离不开文化大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世界、救地球，而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众民主革命）才能救社会主义、救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