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膨胀 —— 社会大动乱的先兆？

　　注意中国统计数据的人可能会发现，中国的广义货币M2自1985年公布数据以来持续高速增长。于是有人担忧中国货币超发。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国务院特贴专家姚洋教授对此不以为然，10月15日下午，他在北大国发院的朗润讲堂称“我们国家的M2上升非常快，M2/GDP这个比例已经是200%以上了，很多人会说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美联储是我们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是无中生有的印钞票”。(《姚洋：中国货币超发严重?美联储才是世界最大印钞机》http://www1.guancha.cn/YaoYang/2016_10_18_377563.shtml)

货币发行量比较

　　中美两国到底谁的货币发行多了?有无客观的标准判断之?姚洋提到的M2/GDP(当年价)被经济学界用来度量一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我国金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是“金融深化”，即经济的货币化。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如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爱德华•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都是在1988年底翻译出版的。当时我国理论界的主流看法是：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太低，造成了“金融抑制”，制约了要素的合理配置，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从经济货币化程度的视角看，M2/GDP可用于观察一国的货币发行量。中美两国的M2/GDP(当年价)演化轨迹见图01：

　　图01：中国美两国的M2/GDP(当年价)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http://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

　　数据显示：1985年中美两国的M2/GDP(当年价)不相上下，而此后美国的轨迹大体维持着横向推进，而中国则呈明显的加速态势。1885年为53.88%，2015年已达205.79%，为1985年的3.82倍。如果说美国是在滥发钞票，那中国又是什么?

　　头衔如此显赫的姚洋教授，为何睁眼说瞎话?太不可思议了。细读姚教授的文章，原来他耍了个花枪，他先说“我们国家的M2上升非常快，M2/GDP这个比例已经是200%以上了”，让人以为他会基于M2/GDP(当年价)讨论问题，却不想他一掉头转而谈M0去了。一边说我国M0没有失控，一边说“谁印钞票?美联储是我们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是无中生有的印钞票，美国的财政纪律极其差，他不让别的国家印钞票，其实他自己印的是最多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历年M0的数据，但美联储网站上只能找到历年的M1、M2数据，而Currency(亦即M0)只能找到2015年的数据。这些数据见图02：

　　图02：中国美两国的M0/GDP(当年价)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http://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

　　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的M0/GDP(当年价)于1993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6.54%，此后总的趋势是波动着走低。201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9.34%。即使在这个最点上，也高于美国的7.42%。如果说美国是“印的是最多的”，那中国呢?

　　别忘了，中国的M0主要用于国内，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才刚开始;而美元早已世界通用。两者都用本国的GDP(当年价)来度量，只可能高估美元的发行规模。即使用这高估的美元发行规模作参照系来观察，中国的M0/GDP(当年价)也不能说是低的。

M0、M2那个更能反映货币发行量

　　主流经济学对货币下了个嵌套式的定义：最核心的是M0，M0加上活期存款是M1，M1加上其他存款(又称准货币)是M2。

　　姚洋的讨论在M0、M2间跳跃，那到底哪个更能反映一个经济体中的货币发行量呢?姚洋有一句话说得正确：“什么是债务?什么是货币?其实就是一种信用”。他将债务、货币、信用放在同一范畴，因为债务和货币都是产生、承载信用的工具。

　　注意图02中中国的M0/GDP(当年价)在1993年达到峰值，而这一年正是南巡讲话导致的通胀高峰。可见M0/GDP(当年价)与通胀相关。实践中M0主要用于购买最终消费品。所以它与物价高度相关，因此大体满足费雪公式(见 王中宇 《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第二编 宏观调控观察第一章 宏观调控之惑 1.1 “货币的迷失”还是经济学的迷失?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2490.html)

　　这一特性迫使货币当局严控M0的发行。一旦连M0的发行都控制不住，就像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国民党政府那样，这个政权就岌岌可危了。

　　而作为M2的主体--准货币(占M2的比重已从1985年的约两成膨胀到七成以上)，它是除活期存款之外的全部银行存款，银行需为之付息，因而需用它挣钱。它是逐利资金，与作为交易媒介的M0不同，完全不满足费雪公式。准货币的膨胀其实就是信用膨胀。姚洋说：“我们国家货币多纯粹是因为我们储蓄太多了”。这只是表象，准本金率使商业银行可以以存款创造新的存款，实现信用的膨胀。而这些膨胀的存款统统需要追逐利润。正是这些追逐利润的信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运行，经济景气总是与信用膨胀相关联，而信用膨胀终归会导致泡沫破灭，这就是经济周期的根源。

　　由此，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信用膨胀，M2/GDP(当年价)显然是比M0/GDP(当年价)更合适的指标。

信用膨胀的历程

　　中国的信用是怎样膨胀的呢?先看看图03：

　　图03：中国M2/GDP(当年价)的膨胀历程及其构成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2003年，中国的M2/GDP(当年价)持续膨胀，这膨胀的主体是准货币，而活期存款和流通中的现金并未明显膨胀。可见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逐利资金的高速积累。这种积累迅速地使中国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1996-1998年间，这一过渡完成，此后宏观经济调控当局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启动内需”。其主要手段就是教育、住房、医疗的市场化，以图逼出百姓兜里的钱，驱使其进入消费领域。

　　然而御用经济学家们笔下的“百姓”其实是两个已经截然分化的群体，其中的绝大多数，靠工资性收入为生，货币收入有限，不过维持生存而已。教育、住房、医疗的市场化使他们不堪重负，反而不敢消费了;另一个群体，是厉以宁大师代言的、占人数极少的“先富者”，他们坐拥巨额资金，靠资本利润生活，其消费需求已经被充分满足，早已进入奢侈性消费领域，他们渴望的是以钱生钱。于是有真实需求的没有钱，有钱的没有新增需求，导致刺激内需毫无成效，不得不靠投资拉动GDP。于是M2/GDP(当年价)的膨胀一直持续到2003年。对M2膨胀的警告声也越来越强。

　　2003年后，货币管理当局意识到，靠信用膨胀催出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于维持。同时业界发现，靠来料加工、OEM可以从海外挣利润。于是这以后M2/GDP(当年价)的膨胀停止。而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大幅飞跃。图04中，2003-2009年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轨迹远远陡于长期趋势线。

　　图04：中国外贸依存度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消耗农民工的青春和中国的生态资源维持的，依附于西方产业链的低端，使中国的资本家们只能挣得微薄的利润，逐利资金的增长只能与GDP的增长同步。前期那种超越GDP增速的资本积累不可能了。于是，这一阶段的最大获利者，只能是海外资本。

　　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波传到了中国。海外市场萎缩，这样的增长方式结束。中国经济陷入了走头无路之境。绝大多数国民有限的货币收入，不可能支撑内需这架“马车”。在内需严重不足的条件下，投资无疑是赔本的买卖，这架马车也废了。现在外需也垮了。经济能如何走下去?

　　这时的当局，真的被逼疯了，企业一个个倒闭，老板成群跑路，工人大批失业，眼见就是个爆炸性的局面。该如何处置?这时的中国，产能有，劳力有，客观需求有，唯一没有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所必须的盈利可能性。其原因也很明白：货币经过30年的利润极大化，已经高度集中在体制内外的各类资本家手中了。而他们需要的利润源----亦即普通百姓手中的货币，却同时相对枯竭。

　　走头无路之际，当局总算找到一个神主：铁公基。于是大批巨大工程迅速上马，很快造就了今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等。这类建设通常被视为投资，但姚洋说了句实话：“高铁能回本吗?永远都别想，它是不能回本的，那它就是消费，消费就是回不了本的东西。”所谓投资，是将本求利。若不能通过回收的货币流还本付息，并积累起新的资金，它就不是投资。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必要的建设都不属于投资范畴，如国防、外交、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稳定、生态保护等等。然而我们高铁的建设被放在投资的范畴对待，于是有了巨大的负债，成了推动铁道部公司化，铁路私有化的口实。

　　另一个神主就是房地产，于是地价、房价暴涨，地方政府和地产商营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气，而广大普通百姓的住房需求，则在高企的房价中沦为“中国梦”。

　　这样的大规模建设，只能靠政府投入。这投入的渠道不是印钞票，而是财政拨付和银行贷款，这些钱产生的存款又经准备金率派生出新的存款和贷款。于是我们看到了图03中2009年以后准货币/GDP(当年价)令人咋舌的暴涨。

　　这样的态势可以维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