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一旦长征开始，他肯定很快就会被留下。所以毛泽东在五次反“围剿”间歇的时候，也就是中央把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六军团派出去以后，毛泽东说，我来承担一项任务，到于都探探路线。他自己先到红军出发的地方去了。红军还没有开始动，他就到红军出发的地方去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领导人，他是不会乞求于别人的脸色的。 红军的走的非常仓促，几天内就决定谁走谁留，然后就立即开拔。开拔后，当时没想长征，而是想突围，突围到张家界和贺龙、萧克会合，走的时候坛坛罐罐都带上了。毛泽东说长征初期是“大搬家”、“大逃跑”。搬家的挑夫就两万多人，邱会作说长征开始的时候是乱糟糟的。干部队伍每天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想在哪儿吃饭就在哪儿吃饭，干部随意离队，总而言之根本不像行军的样子。这么笨重的队伍，一天才走15里、20里，怎么还能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我到了江西寻乌县，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纪念馆，纪念馆门口的牌子叫做“鸽子飞了”。怎么有这么一个纪念馆？我到里面一看，又揭开了一个秘密。 红军长征前期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通过广东、江西交界地区进入广西，通过四道封锁线，最关键的问题是周恩来派代表做通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工作。我们知道陈济棠是“南天王”，但陈济棠跟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一起，一直是反蒋派。他和蒋介石打了三次仗，最重要的一次是蒋桂战争，陈济棠被打败了，被迫屈服了，结果他心里始终咽不下这口气。而且更重要的，陈济棠和江西苏区有重大的贸易关系，钨矿生意。毛泽民挖出钨砂来，翻山越岭到广州卖给陈济棠，陈济棠到广州再倒一手，出口卖到德国，这是陈济棠一大经济来源。蒋介石这时候命令陈济棠当南路军的司令，进攻苏区，陈济棠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陈济棠先派了他的部下，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联络红军，说咱们两家不打行不行？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了，于是就派出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共产党贿赂了陈济棠的代表，双方达成了四条协议：第一，就地停战；第二，互通情报，不用电报和电话，用鸡毛信；第三，互相通商；第四，必要的时候红军可以借道。就在谈判刚完成的时候，周恩来用密语就通知何长工和潘汉年，“鸽子飞了”，意思就是“我们要行动了”。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就达成了默契，我们过你的封锁线不占你的地盘，你朝天开枪就行。陈济棠乐得呢，犯不着和你拼命。于是红军就夜行军，通过了四道封锁线。我们认为这是长征中的得意之笔，红军能够从江西走出来，一直通过四道封锁线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这确实是红军长征开始的时候，做的第一件聪明事。 从江西出来，进入了广西，广西桂林北边兴安县的界首，是一个湘江渡口。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就不客气了。蒋介石一听说中央红军跑了，于是命令中央军的三个纵队薛岳、吴奇伟、周浑元在后面紧紧追赶；命令广西的白崇禧带着广西军在南边；湖南军队在北边，三路夹击，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湘江渡口。在界首这个地方渡湘江形成了一场惨烈的“湘江战役”。 广西军从南边上来，红三军团在这儿顶着；湖南军从北边上来，红一军团在这儿里顶着，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当时我们在阻击，后面的中央纵队还在以每天20里的速度慢慢往前爬。红一三军团非常的焦急，说中央纵队走得快一点，你们走得快一点，我们就能少牺牲一些人。但是一直到了第四天，中央纵队才到了湘江边上。白崇禧当时有7架飞机，都是那种双层机翼的飞机。这7架飞机在广西桂林轮流起飞，飞到界首上空，往下扔炸弹。红军队伍大乱，乱得不可收拾。红军在渡过湘江之后统计人数，损失了三分之二。从出发的时候的10万人，湘江战役后剩下不足3万人。 我到湘江渡口去看，这个渡口也不宽，连100米都不到。红军当时是用架浮桥，而且是架了好几道浮桥过去的。统计一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七军团的伤亡，一共不过几千人，损失的那么多人去哪儿了呢？绝大部分都逃跑了。那么多的挑夫，本来就不愿意跟着走，炸弹一来，队伍一乱，跑了。招了那么多的新兵，也不愿意离开老家，队伍一乱，也跑了。这样一来，溃逃的是绝大多数，真正战斗牺牲的人数并不多。过了湘江的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这四个军团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实际上还保存着他们的力量。 博古一看就崩溃了，刚开始长征就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他这么年轻，感觉承担不了，于是就掏枪想自杀。周恩来赶紧劝他，到这时候你也别想那么多了；现在我们的人逃跑的那么多，消息肯定都暴露出去了，我们不可能再和贺龙、萧克会合了，我们一直往西走吧；哪儿没有敌人我们就往哪儿走吧。 这样红军就改变了方向，由广西进入了贵州。翻过了越城岭（老山界），红军就进了贵州。当时贵州穷到什么程度？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红军天天走在荒山野岭里，人也见不着，房子也见不着，好几万的红军每天在哪儿睡觉，在哪儿吃饭呢？红军战士心里就嘀咕，我们的领导到底行不行，把我们往哪儿领啊？红军战士都犯嘀咕，红军的高层就更加焦虑。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那次重走长征路中央军委下了大力量，护卫他，给他找住的地方，帮他找谈话的人，军事博物馆的副馆长秦兴汉陪着他走。索尔兹伯里获得了很多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了一本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有一章《担架上的谋划》，说红军长征有两个三人团，一个是公开的，博古、周恩来和李德；还有一个不公开的三人团，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个三人团没有权，只能随军行动。眼看着红军一天天走入绝境，王稼祥和张闻天着急啊，来找毛泽东商量，说博古、李德他们看来是不行的，咱们是不是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当然愿意。但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到现在整整受难两年了，他在政治上成熟多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考虑什么关键问题呢？他在算票数，计算如何获得多数票。 遵义之前已经开了两个会了，一是通道会议，决定不去湖南，转向贵州；另外一个会议是黎平会议，决定让刘伯承取代李德，结果李德勃然大怒，跟周恩来拍桌子，周恩来也跟李德拍桌子，他们两个人算是掰了。这时候毛泽东说，这两次会议都是三对四，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红军的生存问题，而不牵扯政治路线问题，我们先谈怎么挽救红军。 我们研究下一步红军往哪儿走，这样的话各军团的首长都要参与，我们把各军团的首长都请过来，叫林彪、彭德怀、杨尚昆他们都来，让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一票，我们不就有多数票了吗？王稼祥和张闻天都觉得这个主意好。他们三个谋划完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去跟博古、周恩来说，恩来呀，前面就到遵义了，咱们开个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吧。研究红军的行动，各军团首长更了解具体情况，咱们把各军团的首长都叫来，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你看好不好啊？周恩来和博古就同意了。 他们既然同意，周恩来在准备报告，博古也在准备，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就在广泛地做各军团首长的工作。1935年1月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柏辉章的公馆二楼举行。一开始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军事报告，还在掩盖失败的责任。他们俩说完了官话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就站起来了，相继做了准备已久的长篇发言，集中火力猛批博古和李德，说他们两个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断送了苏区，所以红军今天的惨状，他们要负责任。张闻天的讲话内容，主要保留在了《遵义会议决议》里，这个决议是张闻天起草的。毛泽东的发言内容保留在他到延安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文中把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的主要内容写了出来。他们两个人的发言就定下了调子，各路的红军将领站起来猛批博古和李德，形成了围攻之势。 周恩来一下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他经过痛苦的思考，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彻底和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宣布自己拥护张闻天、毛泽东同志的立场，并且对过去他担任红军政委期间的一些错误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检讨。遵义会议时周恩来的这一票最关键，周恩来倒过来，遵义会议就开成功了。所以王稼祥说，遵义会议之后恩来同志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遵义会议通过了三条决议：第一，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党的“总负责”，注意不是“总书记”。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后来毛在延安说，张闻天就是个“虚君”。第二，周恩来仍然担任红军总政委，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是红军总政委，也就是说周恩来是第二把手，仍然握有指挥权。第三，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辅助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工作，毛泽东是第三把手。过去党史上写，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到了80年代末，遵义会议的档案一公开，一看毛是第三把手，我们官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这一段改写为，“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所以要会读正史，要会从这几个字后面读出它的意思来。 不管怎么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了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回到最高领导层和走上领袖之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1945年才完成。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最后决策者的这个高度。后来，长征之后发生的一些风风雨雨，又印证了这些问题。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和红军最大的一个动作，是“四渡赤水”。关于四渡赤水，《长征组歌》有一句歌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们军事科学院把四渡赤水的路线恢复了，一看是绕来绕去，完全看不懂。别说我看不懂，林彪当年都看不懂，林彪就对毛泽东说，怎么老是走弓背路，不会走直线啊？结果毛泽东训斥他，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我确实也不懂。有一年我们开长征经验会，把茅台县县长请来了，我说你是当地人，你给我们讲一讲四渡赤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很简单，红军从江西走到遵义，已经是衣衫蓝缕，骨瘦如柴，体力和战斗力大为下降。怎么办？当时朱德看中了四川，说我们拉着队伍过赤水河，在川南建立一块根据地，让红军得到休养生息。于是红军从遵义出发过了赤水河，进入了四川。川军一看你来抢地盘了，他们就上来了，打头阵的是川军刘湘的模范旅郭勋祺。朱德和刘伯承都说，川军我们熟悉，都是“双枪兵”，很烂的，跟他打！在土城渡这么一打，没想到川军为了保卫家乡真是玩命，打得非常英勇，爬山爬得飞快，而红军瘦弱得连抡大刀的力气都没有。两军在土城渡一打，红军被打的大败，根本收拾不住。当时是陈赓的干部团挺身而出，把毛泽东和朱德从土城渡救了下来。毛泽东和朱德赶紧从土城渡逃过了赤水河，回到了贵州。川军一看红军离开他的地盘了，就收兵回城了。 贵州军阀一看，红军怎么又过来了？于是贵州军队又上来了。当时中央开会，红军将领都说，黔军好打，我们和黔军打。毛泽东力劝大家，千万打不得了，我们没有战斗力了，我们现在一打就是全军覆没、就要当石达开了，红军没有了，还干什么革命？但毛泽东的意见被众位将领否决了，他们决心要和黔军打一仗，在贵州站稳脚跟。毛泽东心里非常不安，就提着油灯去苦口婆心地劝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打了。最终，周恩来被毛泽东说动了。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最后下决心者，周恩来决定不打了，于是红军就开始跑。毛泽东的基本战术思想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电视上演的都是红军高举红旗前进，谁见过红军跑？但那个时候，你就得跑，不跑就会被包围、消灭。 怎么跑？毛泽东是“边缘战略”的大师，他就利用这条赤水河是云南、贵州、四川的分界，就在赤水河上绕，在川军、滇军、黔军、中央军的夹缝里求生存，黔军来了，我跑四川；川军来了，我跑云南；滇军来了，我再绕回贵州来，绕来绕去。跑也不容易，你怎么知道往哪儿跑呢？每天各路军马“围剿”你，你怎么知道如何绕来绕去呢？这个谜，过去我们一直不知道。几年前，有人给我们揭示了这个秘密。这是毛泽东1947年在西柏坡和军委二局的同志的合影。毛泽东身边这个戴皮帽子的，叫曹祥仁，他是军委二局局长。红军长征的时候，他是军委二局译电科的科长。军委二局是负责情报的，局长就是后来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译电科科长曹祥仁的手下，就是三五个人、背着部电台，每天一有工夫就在监听国民党各方面的电报。国民党的军队要协调啊，中央军问川军，红军到四川了吗？川军问黔军，红军到贵州哪儿了？黔军问滇军，红军进到云南哪儿了？这些电报的密码都不复杂，是按诗韵排列的，译电科截获了700多封电报，每天连蒙带猜，差不多把电报都破译了。毛泽东这才知道哪里有敌人，哪里没敌人，他根据电报的情况才决定往哪儿跑，所以四渡赤水的路线才是这么弯弯绕。毛泽东当时就是保住一条，这个秘密谁都不能知道。如果国民党军队知道我们能够破译他们的电报，一换密码，我们就完了。《杨尚昆回忆录》说，连军团级的干部都不知道毛泽东这件事，所以林彪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绕来绕去的，可见毛泽东当时保密到了什么程度。 于是就一边接收着电报，一边绕来绕去。红军真要被拖垮了。天天这么行军，李德说，有敌机来轰炸，我倒头就睡，只要不炸到我身上，我连理都不理了。已经疲惫到了这种程度。在那种情况下，谁掉队谁完蛋，根本管不了你。 当时倒霉的有钱壮飞。钱壮飞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钱壮飞提前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告诉上海中央，上海中央就被一锅端了。结果中央从上海撤退之后，钱壮飞也到了瑞金。钱壮飞是个艺术家，到了瑞金以后，修了一个“红军烈士纪念塔”，就是现在瑞金那个炮弹式的塔，设计师就是钱壮飞。钱壮飞也能歌善舞，是风流才子。长征的时候，钱壮飞跟着一块儿走，他是上海的少爷，哪儿受过这个苦，走着走着也掉队了。后来听人说，当时是遇到了轰炸，大伙儿四处分散着到树林隐蔽，钱壮飞大概是累得倒头就睡着了。等他醒了，队伍也没有了。钱壮飞只好戴着眼睛一步步摸着找队伍，碰到两个贵州农民，就问红军在哪里。这两个贵州农民就看中了钱壮飞身上背的一匹洋布。当时红军在长征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经费，当时有什么东西给你什么东西，有的人给一块大洋，有的人给一个金戒指，有的人给几两烟土。给钱壮飞的是一匹洋布，这一匹布就是盘缠，掉了队你自己想办法。听说这两个农民就是看中了钱壮飞身上这匹洋布，骗他说我们带你去找红军，于是把他东引西引，引到了一个溶洞，和钱壮飞抢夺这匹布。钱壮飞说什么也不能把这匹布丢了，他一个文弱书生，没几下就被人打晕了。于是这匹洋布被抢了，钱壮飞被扔进了溶洞的深渊。蒋介石用五万大洋买钱壮飞的人头，就为了一匹洋布，在长征中送了命。这就是四渡赤水过程中的残酷现实。 怎么办，毛泽东也是忧心如焚。哪怕把红军带到一个地方能休养生息十来天也是好的。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从雪山的那边来了电报，说张国焘率领着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到了川西北，现在等待着中央红军来会师。消息一传到红一方面军，群情振奋，于是红军玩命地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就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来讲，是红军最危难、最痛苦的时刻。但是，蒋介石那么多的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怎么就消灭不了红军呢？当时很多人猜测，说蒋介石故意放毛泽东一马，甚至有一个叫做张戎的，在香港出了一本很烂的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说蒋经国当时在苏联，在斯大林手里当人质，所以红军才没有被蒋介石斩尽杀绝。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当时在四渡赤水期间，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把红军斩尽杀绝，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第一，我们今天去贵州，重走四渡赤水之路，才理解毛泽东诗词里的那句话“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苍山如海在贵州是真实的写照，当时根本就没有交通，除了从贵阳到遵义的一条公路之外，其他都是土路了；再有本事，到那个地方也要靠两条腿走路。当时川军围剿红军，蒋介石下了命令，说川军某年某月必须要到达某个地区，结果师长一看，还有100里路，哪儿走得到！连马都骑不了，师长和士兵一样都得两条腿爬山。师长没办法，让侦察连背着一部电台，强行军先走，到了山头就发电报说，我们已经到了那儿了。蒙人嘛。滇军当时追红军，追到山顶上一看，红军就在河谷里睡觉，但是要顺着羊肠小道下山，得要整整一天。在那个地区，河对岸可以说话，但是要见面得走一天。红军就是往这种蛮荒之地跑，什么交通工具也不顶用，汽车没有道，马在山上也骑不了，就要一步一步走，即使差一两天的距离也追不上红军。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原因。 第二，蒋介石追剿红军，他认为红军已经溃不成军，消灭红军是早晚的事，他当时最重要的目的，是进入大西南。中国当时军阀割据，大西南云、贵、川崇山峻岭，中央军怎么进得来呢？正好有追剿红军这么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于是中央军开进了四川。进了四川，蒋介石在重庆建立了参谋团，表面上是联合指挥部“围剿”红军，实际上这个参谋团是为蒋介石谋划怎样控制大西南的。蒋介石也是第一次进四川，一看四川盆地的阵势，他说这个地方将来可以作为抗战的后方基地。他在1935年就预感到了1937年以后的事情，这是他进川的一大收获，所以他不着急，慢慢来，先把云、贵、川三省搞定再说。刘湘受召安了，刘文辉受召安了，很好，给个官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追剿红军不利，被撤职了，于是贵州也到手里了。龙云大烟鬼，蒋介石安抚他，龙云表面上也服从了蒋介石。蒋介石当时的中心工作是收服这三个省，事实证明当年他做的这些事，对他在抗战的中后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通过对红军的追剿，才真正地把大西南这三个省抓到了手心里。 这样蒋介石催得不那么急，各地的军队没有那么一种非要和红军干到底的精神。红军长征所过之处，一直到今天，都是相当困难的地方。我们旅游要想顺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走，到今天还是很不容易的。各路的军阀就那么点实力，犯不着和红军死拼。所以他们的目标都是把你赶走为止，红军只要出了境，我太平了，就不跟你玩命了。所以，就是这种思想，也是使红军每次冲关、每次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都能够化险为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