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 赵紫阳、陈云、王震在1988

二、1988：忧心忡忡的“总会计师”陈云

　　陈云，中共党内最著名的经济“操盘手”，高层领导中公认的经济学家。当然，如果单从接受教育的程度来评价一个人的经济学修养，陈云无论如何都是不够格的。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陈云的履历表中“学历”这一栏永远填写的都是“小学”。但是，凭借着几十年主管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陈云在中共党内早已成为了在经济工作领域最具有发言权，而且发言最具有权威性的一个独特的客观存在。

　　在对经济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感到极度的忧虑之中，陈云开始了自己的1988年。当赵紫阳在1988年年初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时候，陈云已经感到了一丝隐忧，他在多个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了他在1980年12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的观点：“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这些，无疑已经引起了赵紫阳潜意识里的不愉快。

　　1988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来到美丽的杭州，向正在那里修养的陈云通报了由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提出的最新意见。

　　熟知陈云个性的姚依林努力运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向这位中共党内的经济元老通报道：“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

　　听到这，陈云突然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吗?”

　　姚依林谨慎地回答道：“我讲的是初步理顺，大概要用五年时间。”

　　陈云不肯罢休，继续问道：“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你们想过吗?”

　　姚依林答道：“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

　　听到这，陈云连连摇头，表示怀疑。他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

　　面对陈云的质问，姚依林只好实话实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

　　面对姚依林的迟疑，陈云突然提高了声音：“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你们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你去问问赵紫阳，他敢讲不敢讲?”

　　姚依林答道：“那是非讲不可的。”

　　看着已经有些窘迫的姚依林，陈云轻轻叹了口气：“你们想过没有，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我们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把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就是不相信。”

　　似乎是感到意犹未尽，5月28日陈云专门找到刚刚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李鹏又进行了一次态度鲜明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云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的观点。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出乎陈云意料之外的是，尽管他已如此明确的表达了他对可能引起经济动荡的经济改革的忧虑，但他的意见仍然没有引起新组建的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认可，在最后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中，他的意见事实上已经被否定了。陈云沉默了。

　　然而，迅速恶化的经济形势，迅速出现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完全印证了陈云的担忧，当赵紫阳被迫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承认“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之后，1988年10月8日上午，陈云专门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

　　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陈云在以往的谈话或文稿中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但是在这次谈话中，他特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了“西方”两个字。陈云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的意思就是要明确告诉类似赵紫阳这样盲目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共高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切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都是严重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的，是一定会陷入困境的，是一定行不通的。

　　几年之后，陈云在自己的谈话中有一次提到了已经离开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岗位的赵紫阳，他说：“(赵紫阳这个人)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去了”。

　　陈云的这段谈话，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赵紫阳的评价无疑也是符合实际的。其实，对赵紫阳的这个看法，陈云早在1988年的焦虑之中就已经完全认定了。

三、1988：愤怒的“王胡子”

　　如果用“忧虑”作为陈云在1988年的心理底色，那么，同样作为中共的元老级人物，共和国副主席王震在1988年的心理底色只能用“愤怒”这个词儿来形容了。

　　1988年，王震已是80高龄的老人。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著名战将，长期以来一直以打仗作风强硬，为人性格火爆而著称于世。尽管王震一生其实并没有长时间保持蓄须的历史，但是人们依然从他强硬火爆的性格特点出发习惯称其为“王胡子”。

　　1988年，“王胡子”怒从何来?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领域的乌烟瘴气彻底激怒了这位共和国的元勋战将。

　　诚如本文前面所言，一部《河殇》彻底搅乱了1988年的中国思想界，而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河殇》的大力推广与积极支持，无疑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状态。在很多人选择了缄默或观望的时候，王震将军终于爆发了!

　　1988年9月30日下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闭幕式，正当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准备在例行询问一下与会人员还有没有什么事要说之后宣布大会闭幕的时候，在主席台下列席会议的王震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喊道：“我来讲几句!”面对所有人投来的惊愕的目光，王震几乎是用怒吼的方式完成了他的发言。他激动异常的说：

　　“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的报告有一个镜头。但后面是讲的改革呀，改革呀。照那样改，改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对于王震的发言，赵紫阳很明显是没有心理准备的，在简单搪塞了几句之后，他便匆匆宣布散会了。事后，陈云感慨地说：“在正式举行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像‘王胡子’这样个人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向党中央报告自己对重大问题看法的，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过去从未有过”。

　　在这次公开陈辞之前，王震其实已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表达了他对《河殇》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乱像的愤怒。

　　比如就在这次发言前不久，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自己的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电视系列片《河殇》时说：“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过四、五、八(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在愤怒的背后，王震的心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心情甚至是很有些悲凉的。在他1988年的很多谈话中都非常直率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怀念，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席晚年作为的重新理解与更深刻的认识。

　　比如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办公室对几位理论工作者谈话时说道：“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么厉害，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80高龄的王震将军终于懂了。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不断丢城丧地的残酷现实面前，他终于理解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好在，一切似乎还都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