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为何要带领劳动农民实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 （丰碑 ★ 之三） ...

七、国家粮食安全的体制保障

　　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以后，粮食与空气、饮用水一起，成为人类生存头等的自然物质需求。是人类首要的社会生活资料，也是社会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对粮食的消费、消耗不仅包括人口口粮，还包括间接消费的种子用粮;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如用于食品、能源、化工、酿造、医药、造纸、纺织等工业行业的原料)。当代社会在对粮食的消耗中，与人口口粮的消费相比，非口粮消耗的比重是很大的。如我国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为6.0194亿吨;全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总量大约为2亿吨;全国肉、禽、蛋、奶、水产品生产养殖所消耗的饲料粮总量大约为3亿吨。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为，一个国家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在400公斤，是社会人口营养均衡需求的底线。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为，一国粮食储备水平反映了该国抵御粮食供给风险的能力。提出确保粮食安全的最低国家储备水平为:谷物的储备量至少要达到预计下年度消费总量的17%～18%。粮农组织认为这是国家调节社会粮食危机能力的警戒线。

　　在我国剥削社会的长期历史中，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没有安全保障。其基本原因：一是由于剥削制度的压榨、社会战乱的频繁;二是由于“靠天吃饭”的低下农耕能力，又时常受到洪灾、涝灾、旱灾、虫灾的危害。所以无论不同历史时段“人均粮食”的程度如何，我国劳动群众始终在食粮的社会困境中。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5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艾奇逊的结论虽非空穴来风，但他的错误逻辑在于混淆了剥削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

　　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仅为1.1亿吨。

　　(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人权发展50年》。见2000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1949年以前，大城市面粉工业的原料，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小麦。从1922年到1930年，上海面粉企业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占上海面粉工业所用麦料的28.78%，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做原料。自1931年以后，上海洋麦入口激增。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做原料。

　　(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1954年)。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1949年我国总人口为5.41亿人;1954年我国总人口已达6.026亿人。我国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

　　根据粮食部计划司1954年的统计资料：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总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口粮总数为659亿斤。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收购数量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

　　可见五、六亿人吃饭的问题，仍然是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沉重课题。但是共产党人的宗旨要求必须尽快的从根本上保障我国人民的粮食安全。

　　尽管我国1952年粮食总产达到了1.6392亿吨，比1949年增产了5000多万吨，由于包括生产、流通体制和人口增长直接原因在内的种种国内外因素的影响，1953年上半年我国城镇粮食市场供销全面紧张。国营粮食供给渠道入不敷出;私人粮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一些农民惜售余粮;市场缺粮的城镇，粮食供给安全受到威胁，人心浮动。

　　面对粮食市场供给急迫的现实民生需求;面对持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和农副产品持续增长的国计战略需求;面对国家工业化进程将对粮食原料持续增长的工业发展需求：我国政府在尽力采取应急措施，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粮食供给的同时，于1953年12月实行了全国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保障国计民生对粮食需求的行政措施。如果通过市场经济方式予以保障，在当时商品经济薄弱、市场化水平低的基础上，不仅急迫的现实供给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在小生产经济方式主导的我国，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苦难的过程、城乡同步两极分化的过程、大多数人重新遭受剥削和压迫的过程、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饥饿的过程、丧失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过程、社会倒退的过程。

　　统购统销政策立见功效。1954年9月时任我国政府粮食部长的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通过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同时他说：“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

　　然而“统购统销”仅仅是流通领域的措施。在粮食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领域，1.2亿户各自为政的小生产个体农户，无法自发的保障国家对粮食和农副产品计划需求的品种、数量、质量;无力自发的保障社会对粮食和农副产品持续增长的客观需求;缺乏与国家计划需求准确对接的条件和能力。个体小农经济，在体制上无法安全、稳固的为国计民生提供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给。

　　毛主席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时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把一亿多个体农户的私有制小农经济组织成为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是利民、利国、利眼前、利长远的康庄大道。

　　1953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与陈伯达、廖鲁言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文集》第6卷   P.301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在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决议》指出：“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P.661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

　　1954年6月7日毛主席在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报告》审阅修改中写道：“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修改手稿。)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