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中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6日) 他在安徽省委报告上写的批语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31日) 毛主席在转发福建省委的报告时，对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阶级路线问题作了深入的说明。他说：“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7日) 毛主席对一些地方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的比较稳妥的措施(如山西省委“不要急于办大社”、“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暂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转发各地参考。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报告、谈话、批示中，反复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和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并且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他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时，要求各地都要作出农业增产的规划，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1O日) 9月1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主席的检讨报告。毛主席看了报告口气严厉的批了一些意见。他批写道：“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8月1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检讨报告的批注，手稿，1955年9月26日。) 毛主席非常看重来自全国各地反映合作化运动真实情况的具体材料。他一贯重视通过调查研究汇集客观实际中的典型材料，反映群众的意愿，宣传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新鲜经验，用社会实践效果来教育和团结全党，以更好的贯彻党的路线。自大革命时期到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毛主席始终坚持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据1955年10月的统计数字，9月时，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为3800多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2%;到12月时，入社的农户已达到7500多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3%。 就是说，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已经轰轰烈烈的展开。 为了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发展，毛主席分别于1955年9月和12月，亲自主持编撰了党指导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教育资料《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丛书，即后来定名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毛主席亲自整理和编辑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基层的材料，先后共选编了农村合作化的典型实践资料176篇，并亲自撰写了【序言】。他又为其中的104篇撰写了按语，有19篇是9月写的，未作改动;其它都是12月写的或是对9月的按语又进行了改写的。这104篇按语共有4万多字，是一篇指导农业合作化大文章。在编书的那些日子里，他全神贯注，仔细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和标题。按语鲜明、生动、有力，并渗透着他的深邃思考。 【序言】和【按语】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热情讴歌了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详细介绍了各地先进合作社的管理经验和生产经验。序言和按语的中心是论述农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批判办社中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按语】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国际共运的重要历史文献。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写道：“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 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P.729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P.748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 P.777-778 1956年1月版) 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他同时又强调：“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P.857—860 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毛主席对于办高级社的条件、时机的要求，一直是很慎重的。直到七届六中全会，毛主席才作出明确回答：在最近一个时期就应当办一批高级社，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他在讲办高级社的按语中说：“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P.285) 他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以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P.611、651 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毛主席在好多篇按语中，热烈颂扬和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 他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P.294 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他写道：“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P.16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山东省曲阜县有一个合作社，三年内增产67%。对此毛主席在按语中写道：“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P.475) 毛主席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 按语还涵盖了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荒地;发展副业;提倡养猪等等。 这些按语，充分表现了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度热情;对于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急切希望;作为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政治信仰和严谨科学态度;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远历史视野和磅礴革命气度。当年广大干部和群众曾深深地受到序言、按语的鼓舞和启示。序言、按语的内涵，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普遍性、长期性的指导意义。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极大的提高和鼓舞了我党、我国广大劳动农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觉悟和热情，有力的推动、提高和规范了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10月4日至11日，中共(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同时，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作书面发言。 所有的发言人一致表示拥护毛主席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会上大家一致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潮。许多发言的人认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认为合作化运动中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发言者强调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 刘少奇在发言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7月31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 (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1日)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O月10日。) 毛主席在会议最后一天(11日)做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结论性讲话，深刻的阐述了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严肃的揭示了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旗帜鲜明的批判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批评了右倾保守思维。将全党的认识统一到：必须贯彻“总路线”的精神、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革命方向、必须实行“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即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积极创造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的科学原则。 他在总结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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