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以后，出于迅速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保障全国粮食供应和工业化发展用粮的急迫需求，毛主席提出在一年时间内农业生产合作社由65万个增加到130万个左右，使全国除某些边疆地区外的大多数乡，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笔者注：初级社通常是十几户至三十户左右的小型规模) 7月9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主席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主席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7月10日，毛主席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廖鲁言、刘建勋，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从中午12时谈到下午5时40分。毛主席听完邓子恢对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的汇报后，严肃的批评了邓子恢在思想路线上的右倾保守及在组织纪律上的自以为是，并希望他今后注意。邓子恢作了检讨。那次谈话给一些在场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邓子恢真诚的认错了。 但是，邓子恢于7月15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为好。其理由是：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二、现有的65万个社巩固的任务很繁重，要打好基础;三、地区不平衡，干部领导水平、群众觉悟水平不同，应逐步推广。 (见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 邓子恢还认为：我们党的干部有这种特点，就是有任务都要超额完成。如果订计划超过100万个社，下面执行起来就会更多，结果会造成更多的合作社减产。 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档案.访问王谦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 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主席那里。邓子恢这种“诚恳检讨”但不改初衷的态度，引发了毛主席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小脚女人”的批判。 毛主席特意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主张把事情缓和，先不开省、市委书记会议。 毛主席决意进一步召开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以从根本上解决全党在发展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思想路线问题。他对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为此，他做了充分准备。此前，为了准确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毛主席派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作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 7月18日，毛主席调阅了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7月19日，毛主席对每个报告都认真阅看并写了看法。 7月19日、20日、22日，毛主席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每一次汇报都在3个小时以上。毛主席一面认真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仔细询问情况，一面同警卫战士深入座谈讨论。毛主席说：“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 同时，毛主席还向一些省委书记深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7月26日，他单独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说：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三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1954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55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主席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 陶说：1954年全省减产4.8%，而初级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1951年到1954年，年递增率为10%。主席听了很高兴。他分析了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陶鲁笳告辞时，毛泽东一再叮嘱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P154—156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毛泽东报送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其中提到1955至1956度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是103万余个，而不是毛主席要求的130万个。 29日，毛主席将这份简报印发省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的正面和背面写了许多话(他嘱咐这些文字不要印)，表达了他深入的思虑。 他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他写道：“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1951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他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他写道：“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手稿，1955年7月29日。)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主席于7月31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从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高度，深刻的揭示了我党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存在的两条道路斗争，严肃的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指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发展步骤和工作方法。精辟的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相互关系。强调了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完成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而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农业合作化，然后才能实行农业机械化。 毛主席在报告中严肃指出：“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他说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他在报告中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他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他一针见血的揭穿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他们要求农业合作化“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 他从思想路线及组织纪律上严厉批驳了一些人擅自对合作化实行“停止发展、坚决收缩”的方针!他说：“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万3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万5千个包括40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他教育党内脱离两条道路斗争看问题的同志：“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毛主席指导群众革命运动，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更注意到这一点。为了精心的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毛主席于8月7日摆脱了其他工作，到北戴河专心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他在严肃的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敦促合作化步伐的同时，同时也警示各地务必重视办社质量，认真做好现有合作社的整顿提高工作。 8月2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各种形式的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的实际，学习、讨论和落实《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精神。各级党组织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全党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许多省区纷纷提出提前完成合作化的规划。 毛主席每天都看各地党委送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学习和工作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并圈、点和批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 当时湖北省委的报告没有提到合作社的整顿、提高问题，毛主席便在批语中写道：“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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