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创建时期，毛主席与党内左右倾思潮的斗争 （丰碑★之七） ...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各地农村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99•1‰。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业合作化并人民公社化的完成，开辟了我国农业由家庭小生产的个体经济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化、并逐步实现现代化生产的集体经济之路。

　　5、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出现的失误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探索中，在那万马奔腾的时代大跨越中，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和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摸索、校正，加之左、右倾思潮的干扰，就酿成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的发生在1958年至1960年。

　　大跃进运动中的主要教训是，有所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科学技术规律和生产发展条件，没有及时的把高涨的主观热情准确的同客观规律统一起来;各级要求的生产指标普遍过高;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坚持综合平衡。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主要是运动初期发生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区别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及“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问题。同时在1958年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在安排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中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以及该时期的超额征、收统购粮等过失，也冲击了国家和社会的粮食储备对于抵御农业自然灾害的能力。

　　这些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但是其与三面红旗的伟大历史功勋相比，毕竟是支流。毛主席把对这段时期的工作评价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二、毛主席带领全党纠正“左、右倾”错误

　　在该探索时期，党内外左、右倾的错误思潮交替出现。在防范和反对左、右倾思潮的斗争中，毛主席总是率先警觉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全党“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自【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工作会议)开始，毛主席在理论上、实践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着手严肃的纠正党内外的左倾错误与左倾思潮。

　　1958年10月下旬，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在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时，就开始发现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出现的许多错误现象。特别是“共产风、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已经伤害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到生产的发展。

　　毛主席为解决公社化后所发生的农村生产、分配、经营管理、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公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左”的错误，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多次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1、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2、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3、建议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读书学习马列。他在会议期间(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4、规定了要爱护群众、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继而，为了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他紧张的进行调查研究，密集的召开会议：

　　1958年11月21——2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武昌会议）。

　　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并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示问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党中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

　　武昌会议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同时，具体的讨论了压缩高指标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相关问题，并调整了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

　　毛主席讲了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全党要树立科学态度，尊重客观规律，在经济建设指标上，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不得弄虚作假。

　　接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召开。毛主席主持了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他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重申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还批评了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浮夸作风。同时他强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

　　全会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冷热结合的精神;要尊重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注意到了1958年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问题，初步降低了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如降低了基本建设的投资，钢的产量指标由原定3千万吨降为1.8千万吨。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以及继续压低1959年经济指标问题。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毛主席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毛主席纠“左”遇到了很大阻力，而阻力至少来自一些协作区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说：“我们几个人跟他(毛主席)唱反调。”毛主席耐心的说服教育，以克服高干中的左倾思潮;并且严厉而深刻的批判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以维护党的路线的正确与纪律的严明。

　　他说：“你们不赞成公开写(反左倾的)文件、写所有制，我也可以让步，但是实际上要那么办，而且我们在会议上得把问题讲清楚。”

　　他言辞激烈的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在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

　　对于当时农民瞒产私分粮食的现象：毛主席说：将瞒产私分定性为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问题” ;“他的土地、他的人力生产出来的产品，你不用等价交换，他抵制，这是保卫他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

　　对于农民瞒产私分的主要原因，他说：“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说：“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强调生产队的所有制是“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三级核算应当“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他指出，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

　　他说：“现在的所有制，基本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

　　毛主席严厉批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说它使得生产队人财两空。他提出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他说：“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

　　他指出，此类的错误倾向都是违反价值法则、违反等价交换的原则。要实行等价交换，坚持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生产队除了向公社提交公积金、公益金以外，社与队、队与队之间都是等价交换关系，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会议通过一个《郑州会议记录》，这个记录的第一部分(一般将它称作“郑州会议纪要”)是毛主席写的。“纪要”说，会议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十四句话，对人民公社内部的体制和基本政策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纠正“共产风”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大的作用。

　　(注：以上毛主席的讲话引自《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

　　【上海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高级社规模的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政策。为了彻底纠正“一平二调”而提出“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进行退赔”。纪要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毛主席认为已经经过调整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钢的计划指标仍然偏高，会议委托陈云进一步斟酌调整。

　　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全会分析了国内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整顿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一步调整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会上，毛主席肯定了陈云对1959年生产指标下调的意见并努力说服坚持高指标的人们。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

　　会议原定的议题是，实事求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

　　会议前期，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他着重指出了“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训。他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发展顺序。今后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

　　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觉察到的工作失误和思想失误。即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

　　7月14日与会的彭德怀元帅写信给毛主席，7月16日，毛主席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接续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八届八中全会由【庐山会议】前期的重点反左，转为重点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努力肃清左倾影响的时候，彭德怀借机于会前、会内与中央相悖。彭德怀同志的错误不仅是由于他宣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而且在于他对自身错误的固执，对中央领导群体的傲慢，导致了矛盾的激化。结果从思想上的矛盾酿成他与党组织之间的对立，他受到了党组织的严肃惩戒。

　　彭德怀同志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结局，首先是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有限、路线是非不清;二是由于他多年来目空一切、说一不二、粗暴、专制的工作作风，在历史上伤害了许多人;三是一些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出于种种目的着意于对彭德怀个人的极限组织处理。

　　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会议以后，毛主席始终对彭德怀，同志相称、同志相待，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