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创建时期，毛主席与党内左右倾思潮的斗争 （丰碑★之七） ...

　　人民公社创建时期，毛主席与党内左右倾思潮的斗争

　　（丰碑★之七）

　　人民公社的创建时期(1958年末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批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颁行之前)，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如火如荼，但时逢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加之我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中难免出现失误，与此对应的是我党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频繁呈现、交替发生。

　　在各类矛盾紧密交织、密集暴露的复杂态势中，毛主席一方面不断深化认识，带领我党努力寻求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一方面不断洞察和排除左、右倾思潮的干扰，带领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一时期，毛主席为人民公社的创建、稳固和发展耗费了大量的工作精力。

　　由于这一时期，人民公社的创建和发展与总路线、大跃进这三面红旗交相辉映，相互融合，所以：一方面，大跃进突飞猛进的辉煌创举也蕴含着人民公社朝气蓬勃的崭新实践;另一方面，对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等问题的纠正，也同时包含着对人民公社运动中政策缺陷的纠正。

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为了深入的说明本章的主题，需要简明扼要的回顾一下当时的主要历史背景。

　　1、斯大林的理论缺陷

　　斯大林是一个有瑕疵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比照马、恩、列、毛，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素养上尚有很大差距。他对马列主义思想、理论的继承有很大的片面性。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他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唯心主义。

　　如：他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对不断革命的任务不甚了了。他认为苏联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苏联社会中不存在敌对阶级。他将社会主义的前进目标单纯的局限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片面的强调“苏联人民政治上道义上的团结一致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1938年，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

　　在实践的感触中，斯大林于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中，对苏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的先前提法作了修正。他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现象---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然而，这种修改在理论上仍是不彻底的、含混不清的。被毛主席称为“羞羞答答的辩证法”、“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基于当时苏联和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军地位，上述错误观点桎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继续革命意识，就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尔后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以及人为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曲折，埋下了隐患。

　　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发动突然袭击，以批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错误”为借口，全盘否定和恶毒攻击斯大林，篡改原苏共的马列主义政治路线，实行修正主义统治。

　　先是，斯大林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忽视、轻薄、麻痹大意的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随后，赫鲁晓夫集团对马列主义的“政变”，震惊和影响了全世界。一方面使得国际共运中的许多政党、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许多国家迷惑彷徨、思想混乱;一方面使得帝国主义阵营喜出望外、为之一振，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颠覆活动。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执政经验及种种原因造成的一些工作过失，导致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加之，社会主义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从中煽动、挑唆。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社会矛盾出现了突发性显露的态势。

　　1956年3月，苏联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地区爆发群众游行示威;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工人骚乱，工人群众同军队发生了冲突;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了帝国主义挑唆和支持下的反革命暴乱，匈牙利政局动荡社会骚乱，震荡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在1956年底至1957年春，由于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斯大林的恶毒攻击、全盘否定、以及波匈事件的直接影响，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中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由于部分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加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唆，我国城乡也出现了极少数人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个别农民要求退社等“群众闹事”事件。

　　与国际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遥相呼应，国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势力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声浪。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开始展开了严肃的【反右派斗争】。

　　2、美、苏称霸世界、打压中国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集团，公开攻击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攻击新中国，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关系间的恶化。苏修集团，对我国施加政治、经济、思想和外交上的压力。

　　在美、苏戴维营会谈前夕的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以此作为苏美会谈的见面札。

　　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给尼赫鲁政府撑腰打气。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以打压和牺牲中国利益为共识，形成了“戴维营精神”，即美、苏合作共同主宰(称霸和争霸)世界的精神。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同修正主义进行了严肃的交锋。

　　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撕毁援建合同、召回苏联专家。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回在华专家。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这使得中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为了保持其在世界的核垄断地位，于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而这主要就是针对和压制当时已经拥有核技术的中国。

　　同时期，以美苏为轴心，国际帝、修、反联合上演了“反华大合唱”。

　　帝国主义集团积极鼓励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要推翻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叫嚣和企图，并开始着手准备“反攻大陆”。于六十年代初，蒋介石集团向大陆密集派遣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作为“反攻大陆”的前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