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硬时代”的农村有改造二流子功能

与太阳能老先生闲聊：“僵硬时代”的农村有改造二流子功能

　 　太阳能老先生，虽然我们之间的年岁不同，可是都有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经历。您的真诚，至今依然不改，这是令我敬佩的。只是很是有些悲观的我，已经懒得去讲什么道理了，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没有任何用处的。闲谈中，我往往只谈“技术层面”的事情，那就是整个过程是如何的，整个过程的结果是如何的。至于过程与结果的好与坏，在我看来这都是没有任何可相互交流的，是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既然那个时代被某些人称之为“僵硬时代”，那就让它们这般称呼好了，我觉得无所谓。只是今天聊起那个时代，我突然又有所感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农村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最多的也是听大人所说的。要从记忆这个方面来说，我只能说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而且是比较模糊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具体是怎样的，那记忆可以比较清楚的。对于这一段时间的人和事，时至今日，也能基本上梳理出来一些前因后果。

　　首先是“僵硬时代”的中国农村，是集体经济时期，其生产和分配，都是按照那个时代的方式来进行的。依然是不想说什么好与坏，只讲过程与结果。

　 　我从小生活的农村，在现在武汉黄陂区南面农村。因为离武汉比较近，离县城非常近，农村不是那么闭塞，文化基础不错，人们的观念、风俗和自然条件，相比较 而言也是不错的。后来华西村回忆那段时期自己的经济状态时，我那个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情况与他们差不多，只是后来没有那么一个“主心骨”而散了摊子。

　　集体经济下的农村，其生产和分配，对于有过那段生活经历的人，基本上是比较熟悉的。可是对于没有那段时间农村生活的人来说，对于今天的很多青年人来说，他们是不熟悉的，只能在人云亦云中“随波漂流”。

　 　首先，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小的生产及分配单位是生产小队，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生产队（现在称之为‘村民小组’）。生产队种植过程，除了需要按照上 面的计划区完成所规定的基本任务之外，剩余下来的都是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组织生产。也就是说，上面所安排的粮棉生产任务，也是留有一定余地的。至于 副业生产，在保证任务的前提下，上级都是大力支持和辅助的，并不像某些人物后来所说的那样，好像中国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先说这些，就是告诉人 们，一个时代是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前提的，为了某种需要任意编造“证据”，使不得人心的，也是最终经不住随后现实进行查验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最小进行经济核算的是生产小队，对所有劳动的考核和最终的经济核算，是“工分”。每一个生产小队，在我从小生活的农村，大则五六 十户，小则只有一二十户。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名记分员，每天都在记录每一个参加劳动的劳动工分。生产队队长仅仅只是每天派工，至于谁每天得多少工分，不能 由他任意做主，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定。

　　因为区域的不同，农村农业生产的具体劳动，具体到工分的量化上，都有一个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而约定俗成的“制度”。

　　比如说插秧，每亩是40工分；挑草头，每挑子是1个工分。等等的这些具体劳动，都得又一个量值规定。

　 　一般来说，强体力的劳动，基本上按“件”来记分。农村的劳动也不是说一年四季都在忙，按照通常农业生产劳动，忙的时段也就三个时段，分别是四月份到五月初，七月到八月中旬，十月底到十一月中旬。从开春到晚秋这一段时间，除了农忙的那三个时段，其它时间，基本上是按照出工时段来记工分的

　 　每一个农户的每一个参加劳动的人，除年岁还小的孩子和上了岁数不再参加劳动的老人之外，都有一个记分本。每一个农户，还得有一个肥料记分本，一般要求每 一户每年肥料分不得低于多少，也是在鼓励人们多给生产队交肥料。肥料分也是规定的，一百斤猪粪记十分，一筐草灰记一分，等等。

　 　农村的分配相对简单，也很直接。每一户年终都要算总账，那就是其劳动总工分是多少，肥料分是多少，每一户都要统计出来之后公布给大家。因为每一个劳动者 和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本本，算多算少都是可以查的。也就是说，记分员每天记录的时候，每一个人和每一户的记分本记下日期、劳动项目和所得工分的后面， 都有一个私章，记分员自己还得有一个记分本，每月都是需要统计上报的，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都是要核对的。

　 　由于生产队的分配是在统计了全队的总工分之后再核定当年工分值大小的，所以每一个家庭，都希望在本年度内得到最多的工分。一个生产队的最终工分值，除了 一般性的农业生产有关之外，还与其生产队队长搞副业的能力有关。农村生产队的那个小队长，官职虽然没有，可是这位无冕的领导，除了是农家好手之外，更多是在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搞好本队的副业。各生产队的队长，都在相互比较中，努力使得自己一年下来能够得到队里乡亲们认可的。从生产队队长到 队里所有劳动者，大家都是一样的，都得记工分，都得按照工分进行分配。队里工分最高的，往往就是那些积极肯干很能吃苦的劳动者。这些积极肯干的，其生活一 般都比较简朴，日常生活中在村子里也非常低调。

　 　在湖北农村，有一种人在那个时代，是很被人们看不起的，那就是二流子。在那个“僵硬时代”，农村中绝大多数人人是勤劳的，可是也有极少数本性是二流子 的。可是，那个时代的农村，对于这些有着二流子品行的人，那是毫不含糊的，参加劳动了，就给工分。可是对于农村来说，挣工分量最大的，就是那些计件的劳 动，分挣得快，可是劳动的那个苦，也是一般人只有经过锻炼才能吃得住的。对于那些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来说，一天两天他们可以不吃苦，可是一年算下来之后，他们所得到的必然很少。随着时间一年两年的这么磨下来，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他们父母年岁老了之后，想混天天已经不可能了，自己也得养家糊口，只能跟着悄悄地干。

　 　对于在那个“僵硬时代”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二流子的这种品性，这是今天的人们严重忽视的一种现象。所以，当一个社会的所谓“成功 人士”基本上是骗子加流氓的时候，就得好好思考一下，是什么社会原因，使得过去的那些二流子之类的货色，可以成为主流所认可的“成功人士”，这种历史回味，估计连主流都不愿意思考。

　　太阳能老先生，您说我说的这个过程和结果，是不是算是“技术层面”上的闲聊？

太阳能热水器：

答酒半仙《“僵硬时代”的农村有改造二流子功能 》
酒半仙先生，看了你的文章，深有同感，因为记得很实在。对于那时的农村，我看得不少，实际做的不多。因为在上学，因为个子矮，重劳动体会不深。
那时的人们，在我的心目中，很能吃苦，也很是尽力。干活毛糙的也有，很少。一丝不苟的，很多。
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吧。那是在工厂，不是农村。
1970 年代，我们厂因战备搬迁到辽宁西部山区，职工们也都参与新厂的基本建设，成天的搬砖、和泥、砌筑，我们班的老班长叫周琦，他在班前班后会上除了要求我们注 意安全注意质量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眼里有活”，意思是要主动，要能看到应该去做的事，主动地去做。所以大家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都很高，但也有个小伙子在这方面相比较要差一些，别人常常是弯腰干活，他有时却直立向呆，老班长称呼他“很有意思”，叫他“懒牤子”，意思是身子骨像牤牛一样壮实，却又懒得 很。后来，这个懒牤子在众人的样板下，也改变了。那个时候要求干部慎防“懒馋占贪变”，防懒是头一个。教育者首先受教育，批判别人懒的，自己当然就不能也 懒了，所以，却如你所说，那时候的做法确实有改造二流子的功能。
附带一句，最近拟想发一个自传《一滴水的轨迹》，有空可关注一下，若能有所感触，还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