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我們太把西湖看理想化了。夏天要算是西湖濃妝的時候，堤上的楊柳綠成一片濃青，裏湖一帶的荷葉荷花也正當滿豔，朝上的煙霧，向晚的晴霞，哪樣不是現成的詩料，但這西姑娘你愛不愛？我是不成，這回一見面我回頭就逃！什麽西湖這簡直是一鍋腥臊的熱湯！西湖的水本來就淺，又不流通，近來滿湖又全養了大魚，有四五十斤的，把湖裏袅袅婷婷的水草全給咬爛了，水混不用說，還有那魚腥味兒頂叫人難受。” “風一來可真難受極了，又熱又帶腥味兒，真叫人發眩作嘔，我同船一個朋友當時就病了，我記得紅海裏兩邊的沙漠風都似乎較爲可耐些！夜間十二點我們回家的時候都還是熱虎虎的。還有湖裏的蚊蟲！簡直是一群群的大水鴨子！我一生定就活該。” “杭州的人種(我也算是杭州人)，也不知怎的，特别的來得俗氣來得陋相。不讀書人無味，讀書人更可厭，單聽那一口杭白，甲隔甲隔的,就夠人心煩！”
以上是徐志摩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發表於北京《晨報》副刊的部分文字，篇名叫《醜西湖》。 可是相對的，“在康河的柔波裏，我甘心做一條水草”者卻以彩筆熱情讴歌他的康橋：
“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 “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鍾聲，聽河畔倦牛刍草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甯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 ” 甚至還表了情衷： “一别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隐憂？也不想别的，我隻要那晚鍾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顯然在詩人眼裡康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西湖甚至杭州人卻是俗陋的。一個世紀以來愈演越烈的崇洋媚外風，徐志摩跟他的康橋推波助瀾之功不容低估。問題是，在英國只待了二年的徐志摩所理解的風土人情可信嗎？作為學生在校園內所接觸的西方跟真實的西方社會間的落差，我們的詩人殆不易察覺。他如果長期在英國工作謀生，“我所知道的康橋”可能就會是另一種寫法了。看看曾在倫敦大學教中國官話和古典文學長達五年的老舍對英国人的深刻觀察：
“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的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是的，我们必须先交代明白，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大家一天到晚为生活而奔忙，实在找不出闲工夫去交朋友；欧西各国都是如此，英国并非例外。不过，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可是英国人还有些特别的地方，使他们更难接近。一个法国人见着个生人，能够非常的亲热，越是因为这个生人的法国话讲得不好，他才越愿指导他。英国人呢，他以为天下没有会讲英语的，除了他们自己，他干脆不愿答理一个生人。一个英国人想不到一个生人可以不明白英国的规矩，而是一见到生人说话行动有不对的地方，马上认为这个人是野蛮，不屑于再招呼他。英国的规矩又偏偏是那么多！他不能想象到别人可以没有这些规矩，而另有一套；不，英国的是一切；设若别处没有那么多的雾，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气！”
再回觀詩人那幾句心花怒放的耳熟能詳：
“你如愛花，這裏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裏多的是巧啭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裏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挂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果鮮恣你嘗新。 ”
沒有美化的嫌疑嗎？百年來，我們這些被打敗的東方野人，總是如曾在帝國“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跪下了”的詩人般仰望西方之霧，其不被迷惑、誤導者幾希！但隨著時空挪移，終究有人走出霧區，為我們播報了真實的西方氣候。誤信西方“自由”、“民主”、“人權”而投奔美加的李建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智勇兼具的他很了不起，一旦發覺上了賊船不但幡然醒悟，還要秉筆直書，以切身之痛來揭露西方月亮背後的陰暗與潮濕：
“大多数公司也没有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由于采取计时工资制，所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西方企业非但不奖勤罚懒，反而给想干点实事人的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用北美崔哥的话说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不让你使。经理们不但不奖励干得好、干得快的员工，反而让他们干得慢一点，以免让那些干得慢的员工感到自愧不如。对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西方人为那些愚蠢、懒惰的人考虑得是如此的周到，但对那些不能学以致用的硕士、博士们的痛苦却置若罔闻？当他们以无法合作、缺乏团队精神、情商低、社交能力差、沟通能力不行等种种理由甚至‘overqualify’这样荒谬的借口孤立、排斥有才华的人，迫使他们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甚至耻辱地加入失业大军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他们的感受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
多年以后，当我对西方人和西方社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后，才豁然开朗：西方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是虚假与势利的产物，这样的同情让他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又不承受丧失个人利益的恐惧，故而只能投向比自己更愚蠢的人。他们缺乏尊重、羡慕与敬仰人才的度量，反而在嫉妒、自卑与丧失个人利益的恐惧中，想方设法压制与打击人才。在平庸者主导的西方社会，以平等的名义，对弱势群体的某种程度的关心与对人才的打压，是合法地、有系统地同步进行的。” 真開吾人眼界，尤其是對西方內部掌權者捧弱壓強行事思維的分析可謂鞭辟入裡，由內及外推而廣之，西方會怎麼看待剩餘的世界？排他性極強的基督教世界能與中華文明和平共存嗎？另一位長年旅法識破西方手腳的女作家边芹則一語道破中國在世界的處境： “我们挨打挨整的真实理由并非我们一直被灌输的‘穷困落后’而是‘能和善’。”
她分析道：
“从十九世纪到今天，不是我们而是西方（准确地说应为几个世纪来统治世界的集团）锁定了打击、摧毁真正对手这一始终没有更移的大目标，因为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统治的文明古国，是最后一个不在基督教手里的大陆性帝国，是一个至今未被收服为打手的君子之国，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是一个太能干的竞争种族。”
“西方公开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个上层建筑地视中国为敌，这种越到后来越隐秘的敌对状态不但旷日持久，且从未终结。不光发现‘冷战’从未结束，而且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冷战’在这里是常态，难有终止的一天，根本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体制的变化而改变。
更惊人的发现是今天的冷战比‘冷战’期间还要冷，以法国为例，‘冷战’时《巴黎竞赛报》（1976年第1425期）还以毛泽东的正面形象作过一次封面，今天毛泽东不要说用作封面，就是在里面的文字里也只是被攻打对象，而且中国目前任何一位最高领导人都不会被用作封面，里面的文字中性一点就算是送礼了。而在这冰冷暗流的表面却是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表层的热乎让中国人看不见下面危机四伏。我们以为自己虚心学习、努力追赶，有一天就可以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哪里想到人家近两百年的心病就是怕你追上来。”
這是西方的壓強，而捧弱則意在營造誤導中國的氛圍來消除我們的警覺：
“我们把自己在近代的命运与非洲、美洲这些大陆等同，是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权之直接后果，是犯了一个绝对的、却丝毫没有意识到的错误。虽然受害者的命运是相同的，但施害者的动机是不可等同的。而我们并未细察结果和动机，并未看到征服非洲、美洲、南亚与征服中国的动机是戴然不同的。”
“我们以为人家拥抱亚马逊河原始部落的印第安头领、抬出甘地、爆捧曼德拉、救济海地，十九世纪的游戏规则就结束了，既然我们也是亚、非、拉一员，人家那么待见印第安原始部落、非洲饥民，凭什么专与中国过不去？这是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会小谎小骗，却不会演戏。由于自己不会演戏，也就看不出这是一出导演好的戏，而且是六十年代以后发觉用武力强行征服已力不从心才设计的新剧情。”
可見西方為導演和平演變中國这出新戏，遂刻意“抬出甘地、爆捧曼德拉”，因前者系以非暴力反抗白種殖民統治的“弱者”，後者同樣是被囚二十七年後寬恕白色種族主義的“弱者”，而領導中國人抗美援朝打敗十七國聯軍的毛泽东則是讓西方人丟人現眼的“強者”，所以多年來配合國內反毛漢奸對其詆譭攻擊不遺餘力。“西方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是虚假与势利的产物”，旨哉斯言！吹甘地有洗淨殖民侵略之效，捧曼德拉則可掩飾反華意圖。
边芹警醒國人西方是如何對我們如李建宏先生所說“想方设法压制与打击”：
“西方统治集团一百多年来针对中国的基本思路自始至终就没变，具体到某国某届政府会有一些外交层面的变化，但掌控西方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大目标并未挪移，随着时代变迁，变化的只是浮在基本思路表面的名词和概念。比如十九世纪是基督教与异教、上等人与劣种人的对立，今天换掉了上面的名词改叫：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不自由。我们看到，名词渐趋温和，照顾到被攻击者的自尊，名词本身也变得更加概念模糊和便于诠释。所有这些名词和为之设计的概念都是为了掩盖基本思路，由于挑选名词和设计概念的水平越来越高（拜赐于心理学与传播学的研究），被征服者从一开始看得见基本思路而拒绝名词和概念到后来看不见基本思路接手名词和概念自戕，时间跨度逾百年，其间充满血腥。”
還有那讓人觸目驚心的邪惡本質：
“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不存在和而不同，这里的‘异端’已超出十九世纪以前基督教与异教的不共戴天，而是早就压倒传统宗教的意识形态新一统的对立面，不看到这一层也就看不到本性的延续，看不到寻找和制造对立面、打击和摧毁对立面依然是他们的基本思维和行事方式，看不透‘传教’乃西方知识分子的集体属性。我们后来接手历史的新注解甚至忘了一个多世纪前的巨大创痛，也是由于没看透这换了一手牌的老游戏。所以两百年来不是我们要与他们对立，而是我们不幸地横亘在他们征服世界的路上，被他们视为要摧毁或至少肢解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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