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这个谈话精神，“决议”都有体现和表述。 1.所谓毛主席对形势估计错了： “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2.所谓毛主席的依靠对象错了。 毛泽东“重用林彪、江青等人”。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3.所谓“打击对象错了”。 “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判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斗争，是‘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 从以上摘录可以看出，虽然“决议”的这一章，没有直接出现毛主席“文革有罪”的文字，但却含蓄巧妙地包含了这种指责。例如“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主观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凌驾于党中央之上”，“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是“混乱、破坏和倒退”……。 “决议”如此颠倒黑白地表述，表面上是在批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把“有罪”的矛头指向毛主席，是在批毛主席所谓“支持”、“重用”林彪、四人帮的欲加之罪。“决议”之所以没敢直接地把“有罪”安在毛主席头上，是他们慑于毛主席在全国人民的崇高威望，慑于毛主席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再说，何为罪？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作为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说，剥削有罪，压迫有罪，卖国有罪，背叛马列毛主义有罪，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有罪。按照这个标准，究竟谁有罪？是文革有罪，还是改革有罪？是毛泽东和江青等同志有罪，还是刘少奇、邓小平等有罪？是社会主义有罪，还是资本主义有罪？是无产阶级有罪还是资产阶级有罪？这个“决议”能颠倒得了吗？ 还有，从形势估计、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三个方面对毛主席和文革的指责，也是毫无道理，完全站不住脚的。 看看文革前后两个30年的变化，看看修正主义集团的所作所为，看看资本主义复辟后血淋淋的现实，毛主席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形势的分析和对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的估计错了吗？没错！文革打倒刘林两个反党集团以及一批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错了吗？没错！文革中毛主席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依靠广大红卫兵小将，依靠革命造反派，依靠中央文革小组，依靠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同志错了吗？没错！如果不是帝俢反，不是地、富、反、坏、右、资，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具有起码辨别能力的人，都能看得出究竟是谁有错，谁有罪。 连曾经参加起草“决议”的邓力群同志，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都有进步的认识和新的思考。邓力群同志生前曾对笔者说过这样的话：文革时毛主席说，走资派还在走，文革后说一个也没有。现在看，走资派不仅有，而且是到处有；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是跑步走。 对于否定文革的这一章，还有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分清是与非，即“决议”攻击毛主席在文革初期所谓“重用”林彪，并把林彪反党集团与江青等革命同志捆在一起进行批判和审判的问题。这是别有用心，是个阴谋。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林彪的暴露和毛主席对他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像林彪这样的案例，在国际共运史上也并非是个别的。1956年6月10日，毛主席会见胡志明时就说过：“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有两个对立面。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施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毛泽东年谱》第5卷第592页）苏联的赫鲁晓夫也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那样的人物，他在斯大林逝世后，很快就成为反马列主义的叛徒。对于林彪的问题，其实毛主席是最早发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批评林彪的，不过，那时的林彪还是个小青年，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也还没有成气候。文革开始时，林彪的那个大讲政变的讲话，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致江青同志的信》就是证明。但那时，林彪形左实右的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还只是苗头。再说，那时林彪还是支持文革的，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历史上还有战功。所以，从大局和斗争的需要出发，毛主席为了教育、争取和团结林彪，还把《致江青同志的信》，让周恩来转给林彪看，并把这封信原件当着叶群的面烧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委的重新排序，把刘少奇排到第七位，把林彪排到第二位，这也是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文革初期，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里面，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刘邓路线的势力还是很大的，这从“二月逆流”（现在，修正主义称为“二月抗争”）和毛主席的尖锐批评，就可见一斑。 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主席在由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三位副总理、四位老帅在怀仁堂会议上对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以及谭震林给林彪写信大骂江青和文革的事件，大发雷霆之怒，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林彪）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起来吧。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摘自《戚本禹回忆录》第579页）
由此可见，当时毛主席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是有阻力的。此前，对文革小组人员的选拔也比较困难。1966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竟然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副组长，王任重是个中央后补委员，江青、张春桥、刘志坚三位副组长，以及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几位组员，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所以，在那些大人物眼里，文革小组里的人都是小人物，而那么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大人物又有几人支持文革？在那时（文革初期），毛主席不依靠周恩来、林彪和中央文革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不依靠人民解放军、广大人民群众，还能依靠谁呢？ 至于林彪后来变坏了，叛党外逃，则另当别论。 文革已成为历史。毛主席把文革看得很高，很重，很远。毛主席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649页） 抚今追昔，浮想联翩。两个三十年，一个文革，一个改革，可谓泾渭分明，势不两立。一个高举马列毛主义红旗，一个高举修正主义黑旗；一个是继续革命，一个是反叛革命；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个是复辟资本主义；一个是团结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一个是投靠帝国主义反对世界革命。虽然斗争艰难，道路曲折，但笔者坚信，推行非毛化的修正主义集团，是不会长久的。正如杜甫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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