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决议”往英明领袖毛主席身上泼污水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创始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主义胜利的结晶。 对于这个涂着非毛化色彩的“决议”，邓小平却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所谓的“好决议”，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进行挑战、攻击和污蔑。所谓“分寸掌握得好”，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然而，这种谎言和骗术，不过是邓小平们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非毛化之风乍起的时候，吴冷西同志就针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炎黄春秋2016年第7期第17页，张显扬：《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几次发言》）之后，批评非毛化的声音越来越强烈。1979年3月9日，修正主义集团操纵下的《人民日报》刊出文章对非毛化的批评进行辩解说：“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决议”出笼后，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耍两面派，一会儿说，“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后期就犯了错误”，一会儿又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大会对待斯大林那样来对待毛泽东。”邓小平与修正主义的喉舌试图以此来掩盖他们大搞非毛化的行为和目的。然而，纸里是包不住火的。1981年，日本有斐阁书社出版了小林弘二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一书，作者在结束语中写道：“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政权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去世后，倡导‘解放思想’的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归结为‘左倾错误’”。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屿岭雄，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社会、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毛泽东政治，中国的政治现在已决定性地向着非毛泽东化的道路上进一步推进着”（《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日本两位学者的分析、认识和结论真实地反映了“决议”非毛化的本质和中国的现实。 多年前，反毛势力制造和散布污蔑毛主席的两句传言，也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印证了日本学者的说法。一句是“毛泽东建党有份，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另一条是“毛泽东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前一句，李锐说是陈云讲的（陈云的女儿辟谣说陈云没有讲）；后一句是李锐于2003年12月在题为《如何看待毛泽东》一文中说的。 这两句污蔑毛主席的传言，流毒很广。主要是所谓“有错”和“有罪”。 这个说法与“决议”有没有关联呢？“决议”又是怎样写的呢？让我们翻开这个“决议”，看一看。 （一）所谓“有错”。 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估计”一章里写道： “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一章里讲： “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一章里讲： “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就犯了‘左倾错误’。” “这十年中（1956-1966——笔者注），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上述各节，对于文革前这个时期罗列的所谓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右眼看人、看事，甚至故意歪曲、捏造党的这段历史。主要表现在： 1.把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和那个时期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诬蔑为“左倾错误”和“封建专制主义”。“决议”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种论调是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否定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鸡蛋里挑骨头，搞“欲加之罪”。淡化、贬低或否定文革前几十年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光辉业绩，对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的某些失误和挫折，别有用心地无限夸大。 3.把正确诬蔑为错误。“决议”把新中国32年中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主张，以及我们党的重大决策和决议污蔑为“左倾错误”，这就把他们自己摆到了毛主席和党的对立面。毛主席在1976年5月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尖锐地指出，“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主席严厉批评刘邓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是在“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建国以来，毛主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要事件的决策和决定，都是党中央集体讨论通过的，刘少奇、邓小平都是举手赞同的——尽管他们并非是真心实意。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和决定，刘邓的表现是积极的，后来，出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出尔反尔，又起劲地给彭德怀翻案。“决议”给彭德怀翻案，就是秉承邓小平的旨意。 4.把错误说成正确。如新中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但刘少奇妄图阻止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鼓吹“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光荣”。在农村合作化和城市一化三改时期，正是刘少奇认为，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三年困难时期，是刘少奇带头刮三风（单干风、翻案风、抹黑风）。“决议”反而把刘邓这些错误当成正确的东西给以肯定。 5.张冠李戴。把把刘邓的错误，安在毛主席身上。例如，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浮夸风。据今年4月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介绍，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浮夸风，是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负责领导指挥时造成的，这笔账不能算在毛主席头上。例如：大跃进时“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及“大办食堂”和“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正是毛主席发现刘邓在第一线大刮浮夸风，而一再警告他们，不要这样做。（该书第383页） 6.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搞反毛大合唱。当年，赫鲁晓夫讥讽、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污蔑毛主席是“左倾冒险主义”。邓小平也和赫鲁晓夫一个腔调，也说毛泽东1957年后就犯了“左倾错误”，毛主席逝世后他重新上台，就恶狠狠地砍杀了人民公社，从农村到城市否定公有制，大搞私有化。上述“决议”的内容，实际上是对赫鲁晓夫和邓小平污蔑毛主席的谬论的肯定和诠释。而这个肯定和诠释，无疑是在为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和张目，为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二）所谓毛主席“有罪”。 突出表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里。 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本来我们党的历史早有定论。人们所熟悉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就做出了正确的结论。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毛主席也曾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九大”报告还指出：“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总理在“十大”所做的政治报告，进一步肯定了文革的正确性、必要性，以及取得同刘、林两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十大”报告指出：“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十大”报告还精辟地总结了我们党的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 然而，“决议”的这一章，却反其道而行之，搞欲加之罪。“决议”说，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决议”彻底否定文革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完全是秉承邓小平的旨意。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还把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所谓“严重左倾错误”列出三个方面，即形势估计错了，打击对象错了，依靠对象错了。邓小平说：毛主席“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起用江青就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竟让她夺权，纠合她的小集团，让她利用毛泽东的名义作她的旗帜，谋取她个人的利益；又让她利用无知少年做垫脚石建立她私人的政治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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