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决议”歪曲周恩来同志与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的关系。 1.“决议”说，“他（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了斗争是存在的。特别是在林彪叛逃事件上，周恩来协助毛主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说周恩来与江青等同志的“斗争”则是不真实的。尽管在个别时间、个别问题上他们之间有过磕磕绊绊，但从文革的整体过程看，周恩来与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尊重、配合默契的。他们都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是他们之间密切关系的纽带，也主流。 对于周恩来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专有一章，题为“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以其亲历者的身份和经历，做了详细介绍。例如，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对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做出的。 2.“决议”说：“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这件事，“决议”的写法有点夸大其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江青等同志与周恩来的矛盾和分歧，是政治局内部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不是路线之争。毛主席在1975年5月3日亲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对“四人帮”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也做了结论。毛主席提出“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条，并非只是针对“四人帮”说的，而是对所有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提出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特别提出，“四人帮”的错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等人借机整人发出的警告。 3.《周恩来年谱》（1975年）“9月5日 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该书729页）括弧里的“指‘四人帮’”是此书的作者加的注。如果没有这个注释，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周恩来所指不是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而是指的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就是个投降派。此前的7月4日，周恩来刚同邓小平谈话后，邓小平就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讲话，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以此对抗毛主席和文革。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再说，周恩来对毛主席一向是尊重的。周恩来明明知道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毛主席说的，报刊发表对《水浒》的评论，也是毛主席批准的。作为一向谨慎的周恩来，怎么可能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呢？还有，《年谱》没有说明周恩来是同谁说出这番话的。这也不能不使人存疑。 4.“（1975）本年 周恩来在同叶剑英谈话时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周恩来年谱》下卷724页） 对于这句话，没有说是在哪月哪日具体时间；没有说具体地点；没有说是在什么背景和话题下说的这句话；没有说“他们”具体指谁。括弧指‘四人帮’是编书者的分析，还是叶剑英的解释，没有说清楚。因此，对这句广为流传的话，可信度是需要打折扣的。而事实是，文革期间，周恩来同志多次讲话，都对江青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是在大庭广众中讲到的。例如，1966年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周恩来文革时期讲话汇编（1966-1975）》）这样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都说是周恩来同志说的，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根据周恩来同志的为人和一贯表现，笔者，相信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5.《周恩来年谱》（1975年）“12月8日 在和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他要记住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该书723页）同年的5月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等人错误的时候就指出，江青的错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并且还肯定江青在与刘林的斗争中有贡献。周恩来是亲耳听到毛主席这一告诫的，作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谨小慎微的他，怎么可能说出这样不利于团结的话来呢？何况还是对“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说的。笔者认为，这不合常情和常理，更不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所作所为。 6.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决议”说：“1976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显然，这是给邓小平脸上贴金，借悼念周恩来的名义来为邓小平的篡党夺权服务。然而，邓小平的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识破，遭到了破产，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7.上述“决议”对周总理和江青之间几件事的论述，都是不真实的。《戚本禹回忆录》专有一节 ：“周总理和江青”。戚本禹以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作出的历史见证，对于我们对周江真实关系的了解与解疑释惑，会有帮助的。 “周总理和江青，他们两个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总理和江青的关系有点像是兄妹一样。江青经常会绐总理说好话，要总理帮她出主意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江青经常跟我说，你跟他们（指王、关等人）讲啊，不准反总理，这是大局。总理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呀！我就把江青的话去跟王力、关锋说了。” “事实上，在当时中央高层的领导中，也只有总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么可能去反对总理呢？至于我被审查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出狱后曾托人去问了毛远新，那个江青批‘周公’是怎么回事？毛远新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从来没有反过总理，也没有说过批‘周公’是批总理。” “总理也是不反对江青的，还处处维护她。可总理底下却有不少人是反对江青的。虽然并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但这也常使得总理感到为难，因为这些人跟总理的关系都是非常深的。” 此外，涉及周恩来与江青关系的该书还有一节：“‘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 书中说，1967年春的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钓鱼台找中央文革，把天津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而登载了伍豪叛党启事，她说伍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说，那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 邓小平他们要审判江青的时候，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向我问过这事，要我回答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对他们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那些人还要我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我都如实地写了，可是我写的材料他们却不敢在“法庭”上公示。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为了这件事，江青和总理特地把我从中南海叫去钓鱼台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头头一个叫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一个叫刘令凯，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五一六兵团”的主要头头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些人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于是他们就晚上悄悄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到钓鱼台时，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江青说，谢富治批准抓了，好。总理说，不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说，那就这样吧，叫本禹去公安部汇合谢富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训斥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可他们言而无信，回去以后还是照样反总理。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这次我就不去放他们了。 戚本禹回忆录记叙的这几件事，应该说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戚本禹是江青同志和毛主席批准把他送进秦城监狱的人。他写这本书时，毛主席和江青早已作古了。戚本禹能够不计前嫌，秉笔直书，是可敬可佩的。他的话是可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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