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周恩来是忠于毛主席的，决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自从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以后的四十多年，特别是建国后他担任总理的27年，经历了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周恩来同志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周恩来同志对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对于毛泽东主义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一直是心悦诚服、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即使因为认识上的差异和工作上的失误而受到毛主席批评，甚至是严厉批评，也能知错必改，胸怀坦荡，无怨无悔。然而，邓小平与“决议”为了他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采取褒周贬毛或拥周反毛的手段，捏造谎言，欺骗人民，硬是把周恩来同志说成是抵制和反对文革、同情和支持刘邓修正主义集团的人。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恶意歪曲，也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极大侮辱。 （一）邓小平给褒周贬毛定调子。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和作用作了这样的评价： 当法拉奇问：“邓先生！先说说周恩来的情形，在文革期间，他是唯一没有给打倒的，您怎样解释呢？我们都知道他为人高尚，可是，这么多丑恶的事情（笔者：这是诬指打倒走资派）在他眼前发生，他从没有尝试去阻止。例如拘捕刘少奇，就是可耻的事，你怎样去解释呢？” 邓小平答：“周恩来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朋友和敌人，人民和同志都尊敬他，这是他没有被清算，一直能担任总理的原因——这带给许多人以极大的幸运。因为他受到敬重，他能够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充当调解人，成为缓和冲击的软垫子。幸亏有周恩来避免了许多损失，多亏他的努力，很多人挽回了生命。但是，在那个年头里，连他也发现到自己处境十分困难，他常常说，但愿有些话没有说过，但愿有些事从没有做过，即使别人都完全谅解他，他还是这样说。例如刘少奇给开除党籍受到监禁时，那个所谓刘少奇罪行的报告，竟是周恩来宣读出来的。”
邓小平又补充说：“报告当然是别人执笔，然而是周恩来宣读的，他不得不这样做，他避不了。” 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了，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作者：单秀法） “决议”的写作班子紧跟照办，把邓小平给评价周恩来定的调子写进“决议”：“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邓小平和“决议”对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评语，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谎言。 1.所谓周恩来“没有被清算，一直能担任总理的原因”是因为“周恩来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朋友和敌人，人民和同志都尊敬他。”还有其他一些话，这是一种别有用心暗示，否定了毛主席与周恩来的相互信任和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 笔者在《江青无罪，江青有功》一文里谈到了这个问题。笔者写道： 自从周恩来与毛主席相识以后，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是深厚的，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周恩来对毛主席是十分佩服和崇敬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写出《学习毛泽东》那样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毛主席对周恩来也是肝胆相照，相当信任。 大家还记得，周恩来逝世后，广为传唱的《三唱周总理》的歌词，第一段就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在周恩来逝世后，工作人员清理遗物时，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周恩来亲手写的：“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绝不会当投降派。”他告诉后人,不要把他与毛主席割裂开来……。（李菁：《周总理逝世前亲笔写下：我是忠于毛主席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是心心相印的。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主席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这无疑是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以及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摘自2013-04-17环球视野：李慎眀：《为什么晚年毛泽东常常涌流泪水》）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伟大而纯洁的革命友谊，就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例如： 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第一主任戴维发表声明说：“周恩来总理从青年时代起，就是，而且后来一直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一生忠于毛主席是毫无疑问的。” 加纳《旁观者报》周刊的一篇评论说：“他（周恩来）对他的人民及其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忠诚是从不动摇的，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 伊斯兰卡《外交》月刊主编萨利说：“周恩来是不屈不挠的，坚定的革命战士，是毛泽东主席忠实的战友。” 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在法《世界报》上撰文说：“他无处不在。他同重大的事情紧密相关。如果说毛主席制定学说，周总理则是把毛主席的学说变为历史的具体行动。” 美国《纽约时报》前副主编索尔兹伯里发表题为《对周恩来的回忆：他的思想开朗，他的心忠于毛泽东》的文章中说：“有一点是周先生从不含糊的：他完全地，彻底地献身于毛主席。”
笔者时常在想，假如周总理再多活几年，毛主席去世之后，就不会发生十·六政变这样的灾难，也不会有这个歪曲历史的“决议”。周总理决不会允许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们的胡作非为，决不允许出现如钱学森所说的“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的悲剧局面。 2.所谓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这句周恩来同志的话，在一些批判文革的书籍、报刊文章、影视作品中被广泛引用。把这句话，用来证明周恩来同志对文革的态度是反对和抵制的，但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忍辱负重。 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笔者查阅了《周恩来年谱》，在下卷92页这样写道：“（1966）11月17-23日 ……十九日，周恩来出席谷牧主持的公交座谈会，并在讲话中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在其《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一文中也写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接着该文写道：“应该承认，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事前，他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但最初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的现象，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时候，周恩来是拥护这种主张的。”这就是说，金冲及也承认，周恩来同志的这句话，在当时的背景下，并非是抵制和反对文革，也不是发牢骚，而是真心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主张的。 《戚本禹回忆录》对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有记载： 周总理是在国务院召开的讨论《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时，针对一些部长对工厂开展文革不理解的情绪，在会上讲了这个话。周总理说：“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时可以坐大牢、下炼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他还针对一些干部害怕群众的思想状态说，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因为工作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教训，受到教育，要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肉。这些惩罚是我们过去的工作错误造成的，我们不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该书下卷，第537-539页）
《戚本禹回忆录》介绍的周恩来这句话的时间、背景、本意应该是可信的。周恩来的这句话，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这也可以从《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得到印证。如1966年6月27日，他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说：“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来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8页）同年10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要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的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同上第77页）。笔者认为，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决不是违心的。 如果邓小平和“决议”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周恩来同志在文革中的表现，都是“违心”的，那不等于说，周恩来是口是心非、耍两面派，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这样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如果在天有灵，他能同意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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