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名为“伟大的转折”实为无耻的复辟 “决议”把翻案和复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美化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转折”。 在“历史伟大的转折”一章里，“决议”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把十·六政变作为“伟大转折”的铺垫，给予肯定和吹捧。 一是肯定华国锋等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二是肯定他们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例如，揭发、批判和清查所谓“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所谓“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 之后，“决议”就对华国锋提出严厉批评。指责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主要是： “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等。结论是：“由他（华国锋）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再接着，华国锋被邓小平赶下台就势在必然了。 虽然华国锋被邓小平一伙给整了，但也不能由此就证明他是站在正确方面。华国锋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既可恶又可悲的叛徒角色。他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的典故在他身上应验；没有想到他窃取的权力又被邓小平堂而皇之的拿走；没有想到他成为邓小平的垫脚石和作嫁衣裳。 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所谓“两个‘凡是’”的纷争，是邓小平与华国锋为代表的两个叛徒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势，是狗牙狗。双方都打着捍卫“真理”的旗号，干着背叛马列毛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够当。 为什么这样来看问题呢？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原理的。邓小平一派妄图利用毛泽东主义这个正确观点，来翻案，搞非毛化、反毛化。华国锋一派提出的“两个凡是”，若从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角度来看，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华国锋一派发动的十·六政变本身，就是明知故犯地背叛了“两个凡是”，其结果也是非毛化、反毛化。所以，邓小平派与华国锋派的矛盾和纷争，如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所说，他们双方都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
第二部分，列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举措，肯定与吹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所谓“伟大转折”。
何谓转折？按新华词典的解释，就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改变原来的方向、形势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改变原来的方向”的？具体讲，就是在思想路线上否定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从而否定了马列毛主义的指导地位，由修正主义取而代之；在政治路线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并以资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在组织路线上，为建国以来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走资派翻案，重用修正主义分子，打击和镇压江青、张春桥等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和广大左派群众，从而改变了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在经济基础上，以“对外经济合作”和“开放”为名，为国外、境外资本开放市场，掠夺和剥削我国人民，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三自一包”等私有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变公有制为私有制。
“决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基础上所论及的种种“转折”举措，实际上就是四个字:翻案，复辟。翻案，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开辟道路；复辟资本主义是翻案的落脚点和归宿。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在历史上有过多次重大的转折，都是从错误路线转为正确路线，由失败转为胜利。例如，1927年八七会议、1935年遵义会议、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成立、1956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等，都属于正确的转折，光明的转折，伟大的转折。 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重要转折是八七会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主席明确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第二次重要转折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第三次重要的转折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吹响了向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号角，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经过十年艰难曲折的斗争，先后粉碎了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修正主义反党集团。这三次转折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它们，只有它们，才有资格被称为“历史伟大的转折”！ “决议”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吹为“历史的伟大转折”，并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三中全会的“转折”与遵义会议的“转折”，是方向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转折”。从宏观上看，遵义会议的“转折”是从失败转向胜利，从机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错误路线转向正确路线，其结果是先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三中全会的“转折”，是从马列毛主义转向修正主义，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转向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转向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向资产阶级专政，其结果是使党和国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决议”还与1945年毛主席所主持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提并论，说：“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邓小平也说：“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决议’所起的作用。”（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这是欺世盗名的一派胡言。 如上所述，两个“决议”同两个“转折”一样，性质、方向、道路、路线、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硬要把这个非毛化的反动“决议”，与1945年的伟大“决议”相提并论，来装点自己的门面，实在是世人所不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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