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无国界，思想有壁垒

破土：说起女权主义，您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英文著作《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引起很多国内外女权学界的讨论，里面介绍了何殷震和她的无政府主义的女权思想。您是否可以向我们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何殷震提出来的这个“男女有别”的分析范畴，它和我们今天比较流行的社会性别分析，阶级分析，还有交叉性的分析，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联系。

刘禾：一百多年前，何殷震主编的《天义》曾发表过很多理论文章，水平高于当代欧美女权主义的理论，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那个概念。这本书是我和两位美国历史学家，瑞贝卡 · 卡尔和高彦颐，多年合作的成果，我们在前言里指出，种族、阶级、性别之间的“交叉性”这一套欧美的女权分析太苍白了，似是而非，思维缺乏力度。我和这两位历史学家把何殷震在《天义》发表的理论文章译成了英文，提醒我们在欧美女权理论界的朋友们，大家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女权主义的理论工作不能顾名思义，不能局限在女人身上，或者男人身上，甚至身份政治上。

什么是性别政治？我们切不可把它与所谓的身份政治混淆起来。早在一百多年前，何殷震就论述得很清楚，“男女有别”的关键在 “有别”二字，儒家建立社会等级的方法，在于设计形形色色的“区别”，“男女有别”、“内外有别”、“贵贱有别” 、“尊卑有序” 等等。如何用儒家思想去解构儒家的思想，这就是何殷震曾做过的重要工作。她认为，“男女有别”是儒家伦理的根本，因此她一开始就提出“男女阶级”的说法，这不是一个“交叉性”的概念。

（《天义》封面，图片来源：破土）

破土：今天的男女有别，在我们大众理解上，是一种生理上的本质的区别。

刘禾：生理的区别可能是性别政治的理由，但从来都不是性别政治的根本。美国女权理论界的很多人，从九十年代到现在一直在纠缠着gender，sexuality，sex之间的区分，什么是社会性别啦，什么是生物性别啦。其实，这些思考并没有触及到根本，反而钻入了性别政治的老套子。

结构主义理论家曾经使用过一个绝妙的概念，那就是“打标记” （marking）作区隔，它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什么样的启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性别政治之所以关键，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生来是男人，另一些人生来是女人，还有一些人生来是同性恋，而是因为任何人都逃不脱被“打标记” 而与其他人作区隔的命运，所谓“分而治之”嘛。这说明，性别政治是一种统治方式，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人进行区隔。

如果你把一群人区隔成两部分，一部分人是统治者，另一部分人是被统治者，前一部分人叫男人，后一部分人叫女人，或者进行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 。一旦用这种方法把人和人区隔起来，统治就开始了，对不对？因此，性别的政治是关于统治的政治，这才是最根本的，它和所谓 body或“身体”的在场或不在场都没有必要的关系。你不信的话，可以上虚拟空间去逛逛，认识一下什么叫身体不在场的性别政治。

再说身体，人与人千差万别，男性和男性之间的区别一点不小，女性和女性之间也有各种差别。比较一个老年男性和一个年轻女性，谁的体力更强一些？因此，关键不在于男女的身体有没有强弱差异，而是在于什么样的区隔行为具有性别政治的功能？这种政治才决定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如果不认清这一点，而去纠缠身体如何如何，生物特性如何如何，那就等于是本末倒置。

为什么说儒家深谙性别政治呢？这应该与儒家伦理秩序特别重视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有关，“男女有别”和形形色色的“有别” 成为儒家政治理论的核心， 是一点不奇怪的。何殷震从儒家那里悟出很多类似的“真理”，她给我们揭示出这些“真理”内部的政治逻辑是什么。我和我的同事把她的那些文章翻译出来，介绍到英文理论界，就是让大家看到她一百年前的分析已经是多么透彻，思想多么具有穿透力。比起当今活着的北美和欧洲的女权主义理论家来说，要深刻得多。假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读过何殷震，她就不必在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那里绕来绕去，始终走不出来。我的美国同行读了何殷震的文章之后，感慨地说，这么重要的晚清中国思想家为什么没早一点被人发掘出来？

关于性别与统治的关系，何殷震还提出过另外一些尖锐的问题，比如国家的性别是什么？法律的性别是什么？这里的性别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区隔政治，而不是身份政治，因为打标记（marking）作区隔的做法永远先于身份，并创造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