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过忘善，睚眦必报”的邓小平

   2011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登了一篇“1980年邓小平三天两次接受法拉奇采访始末” ，其中提到邓小平对遭受迫害的回应：
 
    "法拉奇接著又將話題轉移到鄧小平“兩次遭貶”以及受到迫害的歷史上來：“鄧先生，我確實感到困惑，因為一方面您譴責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維護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兩次被貶下臺。”
 
    鄧小平答道：“不是兩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這個人經歷了三上三下。”鄧小平坦誠地講到他的“三下”經歷：第一次是王明的“左”傾路線把他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幫”痛恨他，把他送到江西去勞動;第三次是“四人幫”篡權又把他打下去。鄧小平自嘲說：“為什麼我會三上三下？就是因為我喜歡說點實話。”
 
    法拉奇聽後對鄧小平佩服不已：“您說話心口如一，任何時候都是這樣。但是一個人經歷三上三下而活下來，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很多領導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侖也只下了一次。當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侖比，也不好比。您經歷三上三下而復生，有什麼秘密？”
 
    對于復生的秘密，鄧小平的回答是：“沒什麼秘密。就是有時候他們覺得我還有點用……外國朋友也常問我，怎麼能經受這麼多的坎坷。我想因為我比較樂觀，但這還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為在我內心深處，我對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很清楚，邓遭贬并非出于毛主席批准，甚且毛主席对邓内心深处的寄望作了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周详安排：　
 
    "之後法拉奇還問鄧小平在被“清洗”後的安全問題，鄧小平回答說，林彪和“四人幫”一直想謀害他，但毛主席保護了他。在江西，毛主席專門安排人保護他的人身安全。"
 
    然而奇怪的是这段有关党内同志爱的佳话在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中却不见踪影，该书出版说明还特别提及“在编辑本书时，作者对各篇的文字作了少量的订正。”我们就来一段当时亲历者的见闻以资佐证文选洁本的刻意安排，“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以下是钱其琛在1998年2月出版的《回忆邓小平》(上) 中对“哲人长逝，音容笑貌宛在”的“谨忆片断”：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马上火上浇油地问：“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毛主席保护了我”、“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语出小平同志，则鄧榕在《我的父親邓小平》中的筆法：“毛泽东英明瀟洒一世，但是，他的晚年，卻是一個充滿謬誤的、令人悲哀的晚年。他把政治天平的法碼，放在了比他還‘左’的‘四人帮’的一邊。到了這個時候（指一九七五年），他唯一信任的人，只剩下了他身邊的親屬和親信。”客觀嗎？公正否？

 

    邓小平在前揭答法拉奇问一文中，左一批：“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右一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甚至给江青打了“ 零分以下”的评价，他似乎忘了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那封導致他復出的信还是江青幫其轉交給毛主席的，這正是連毛主席保护他、讓他復出的恩情都被其訂正得不留片語隻字之徒才幹得出來的事。
 
    讽刺的是邓在访问中信誓旦旦：“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而据前揭法拉奇采访始末：这个时候，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提醒她：“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呵呵！记下来又如何？自认“喜歡說點實話”、“从来不大喜欢气愤”、“一生问心无愧”者还不是不識大体幹起恩將仇報的蠢事。在毛主席走後，他對江青、李敏、李納、毛遠新等毛家人的一連串迫害，盡顯了記過忘善的小人德性，怪不得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有這樣的揭露：

 

　　“他做起事情来，往往是没有底线的，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连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会的道德、为人的准则他都敢于彻底抛开。”

 

　　“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