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

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

雷蒙德·威廉斯 著  阎嘉译

现在很清楚的是：在20世纪先锋派运动的实践和观念，与20世纪大都市特定的条件和关系之间，存在着各种决定性的联系。证据始终存在着，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确实还很明显。然而，直到最近，还很难使这种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关系，脱离一种不那么特定的、但受到广泛赞美（以及诅咒）的“现代”感。

在20世纪晚期，已经日益有必要注意到，“现代艺术”最重要的时期现在相对地显得很遥远。20世纪早期大都市的各种条件和关系，在很多方面已经强化，并已大大地扩展了。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大都市的聚集，各个城市继续发展为巨大的集合城市，依然在历史性地增长（在第三世界中，甚至在以更加爆炸性的速度增长）。在各个老的工业国家里，拥挤的、经常被遗弃的“内城”，与扩张中的郊区和两地间上下班经常往来的发展之间的新的划分，已经很引人注目。此外，在各个较老的大都市内部，由于很多相同的原因，各种先锋派运动依然在持续，甚至很繁荣。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各个大都市的文化状况已决定性地改变了。

最具影响力的各种技术和艺术机构虽然还集中在这个或那个大都市里，但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形形色色的文化区域，而且的确在走向超越大都市，它们依靠的不是缓慢的影响，而是直接的传递。很难再有比仍然主要被称为“现代艺术”的各种技术和机构之间更大的文化反差了——写作，绘画，雕塑，戏剧，少数派的报纸和杂志，小美术馆和展览，市中心的剧院，与20世纪晚期大都市给人印象深刻的产品（在电影、电视、收音机和录制音乐中）之间的反差。保守的分析家们仍然把部类“艺术”或者“各类艺术”留给较早的各种技术和机构，由于持续依附作为中心的大都市，它们可以从中找到一块飞地，或者经常可以作为一项“民族的”成就在其中得到展示。但是，当实际的现代媒介已是非常不同的一类之时，这很难与持续在知识上强调它们的“现代性”兼容并蓄。其次，在一个有组织的全球市场以各种新的文化技术进行的扩展中，大都市已经具有了一种相当广阔的意义。并不是每一次巨大的都市聚集，甚或是庞大的都城，都具有这种文化大都市的特征。有影响力的大都市——正如在新殖民世界借用词语来说明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所表明的那样——是现在技术上先进的、经济上占主导的现代放射性的大都市。

因而，保留“现代”和“现代主义”这样的范畴去描述一个无差别的20世纪世界的艺术和思想的各个方面，现在充其量是时代的错误，在最坏的情况下是陈旧。说明坚持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件要作复杂分析的事情，但可以强调三个要素。第一，在各种旧的技术和形式方面，但由于有选择地延伸到某些新的技术和形式，存在着一种对于少数派的艺术与大都市的特权和机会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事实上的坚持。第二，在对最严肃的出版社、报纸和杂志的要求方面，以及在正式的、尤其是非正式的知识机构中，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大都市的知识霸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构成在某些重要方面是残留的：它们在其中拥有自身主要根源的各种知识形式和艺术形式，是针对较陈旧的、20世纪早期的各种社会原因——特别是在它们支持对“少数派”与“大众”、“高贵”与“通俗”的阐述方面，这些对它们来说是持续不断的“现代”。第三，最根本的是，那个较早时期的核心产品，由于各种必须探讨的原因，是“普遍的”、审美的、知识的和心理的新一套，它们与特定文化、时期和信念的旧的“普遍性”形成了鲜明反差，但它们正是以那种特质来对抗历史变化或者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一切深层的特性：深信那种超越追问的东西，赞成一切有效力的“绝对现代”的时代，即有效的、永恒的人类状况有限的普遍性。

有几种超越这种知识僵局的可能的途径，而现在这对整个哲学、美学和政治思想都拥有相当大的力量。最有效的途径涉及到在一个依然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中的当代分析。但是，在面临文化停滞的这种难以理解的状况之时——难以理解是因为它是一种不断被限制在动态的和经验上不稳定的条件中的停滞，验证它构成的某些过程，也是有用的：通过在过去之中发现特殊的绝对“现代”如何形成，从而发现一种超越“现代”的现在。就这种验证而言，城市发展为大都市的各种因素是很基本的。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和思想中的某些主题如何发展为对于19世纪的新城市和城市扩展的特殊回应，然后，作为分析的中心点，发现这些回应在新提供的（以及竞争性的）审美普遍性的支持下，在20世纪早期某些大都市的条件下，如何经历了种种实际的艺术上的变化：“现代艺术”的契机。

重要的是，要强调某些这类明显现代的主题，相对来说是多么古老。因为正是最初包含在艺术的各种“前现代”形式之中的主题的内在历史，后来在某些条件下导致了形式在实际上的和根本的变化。正是这些我们必须探讨的、深刻的各种内在变化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隐藏着的历史，经常同“普遍性”本身的喧嚷相抵触。

为了方便起见，我将从英国文学中列举各种主题的例证，英国文学在这些方面的例证特别丰富。英国很早就经历了工业发展和大都市发展的初期阶段，几乎就在某些持续的主题到来的同时。因而，现代城市作为一群陌生人的效果，被华滋华斯以一种要持续下去的方式验证了：

        啊，朋友！有一种感受，它凭借

        独有的权利，属于这个大城市；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多么常见，

        我在人群中前行，对着我自己

        说道：“经过我的每个人的

        面孔，都是一个谜！”

        于是，我看着，不停地看着，受到

        什么与何处、何时与如何的念头压抑，

        直到我眼前的各种形状变成

        超出视力的队列，犹如滑翔

        经过静默的群山，或如出现在梦中。

        全是熟悉的生活的重压，

        现在，和过去；希望，恐惧；全都停滞，

        行动、思维、说话的人的一切律法

        从我面前经过，既不认识我，我也无所知。[1]

在这里很明显的是，从拥挤街道上不相识的人们这一世间真相向观察者的迅速过渡——虽然我们现在忘记了在任何情况下对人们来说都习以为常的小居民区的一种小说体验——向现在对“谜”一样的陌生富有特征的解释的迅速过渡。观察他人的普通方式，由于正常关系及其律法的崩溃，被看成是重负：“熟悉的生活的重压”的损耗。他人于是被看成似乎“超出了视力”，关键的是，被看作如在梦中：对很多后来的现代艺术技巧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参照点。

与这种陌生人群最初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一个次要的主题，即个体在人群中的孤独寂寞。我们可以根据较一般的浪漫主题，在各个主题中发现某种连续性：对神秘以及极端的、不稳定的意识形式的一般领悟；孤独中一种悖论性的自我了解的强烈性。但是，在各种情况下所发生的事，就这些条件的每一种而言，是一种在新的、扩展中的、过度拥挤的现代城市中被验证了的明显的客观背景。从詹姆斯·汤姆森到乔治·吉辛及其以后，有上百例相对简单的从孤独和异化的各种早期形式，向城市中它们的特定处所的过渡。汤姆森的诗《一个城市的毁灭》（1857年），像《一座伟大城市中的孤寂》一样，明确地表达了这个主题：

        同情的绳索本应缚住我

        在与世间兄弟的亲密交往中

        我拉得越紧，它也把我缠得越紧，

        为一时冲动，令我迷惘的存在窒息。[2]

在较著名的《恐怖的夜之城》（1870年）中，又提出了城市与一种感到极度痛苦的意识形式之间的直接关系：

        城属于夜，却不属于睡眠；

        酣睡并非为了疲倦的大脑；

        无情的时光如岁月悄悄爬过，

        一夜如同无尽的地狱。这恐怖的

        思绪和意识从未止息，

        或在某个时刻昏迷恍惚，但却增长，

        这比苦恼更糟，使不幸者变得疯狂。[3]

在艾略特早期的城市诗中，有来自汤姆森的直接影响。但是，总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孤独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扩大成了最为主观意义上的异化：从梦幻或噩梦（《一个城市的毁灭》形式上的指向），经过鸦片或酒精的歪曲，到实际上疯狂的一个系列。这些状态要被赋予一种有说服力的、最终是常规的社会场所。

在另一方面，可以给予城市中的异化以一种社会方面的强调，而不是心理方面的强调。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中对曼彻斯特街头进行解释时，在狄更斯的很多作品中，尤其是在《董贝父子》里，以及在吉辛的《阴曹地府》（尽管这里更强调那个孤独的、被压垮了的观察者）之中，这一点很明显。它是一个被恩格斯引述过、并正式论证过的重点：

……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4]

对异化的这些有选择的强调，主要在于是主观的还是社会的，它们在这个主题总的发展中经常被融合起来或者被混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现代城市中的双重定位，有助于越过这个重点在其他方面的显著差别。然而，选择及其融合或混淆两者，在20世纪的先锋派艺术中都向前指向各种看得见的趋势，由于它有时融合，有时分裂，因而倾向于极端的主观性（包括作为补救或残存的主观性），和社会革命或者社会与文化革命。

还有第三个主题，对陌生和拥挤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解释，并因而对城市的“不可测知”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解释。早在1751年，菲尔丁就已观察到：

无论谁考虑到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城时，由于近来它们的郊区巨大的扩展，它们的建筑、大量的道路、胡同、庭院和属地极大地参差不齐，他都必须想到：假如它们被打算用于隐蔽的目的，它们将不可能被设计得很好。[5]

这是对城市的各种犯罪事实的直接关注，而这个重点延续了下来。19世纪晚期“黑暗的伦敦”，尤其是它的东头，经常被认为是犯罪的滋生地，对此在文学上的一个重要回应，则是新的城市侦探的形象。在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故事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对一个黑暗的犯罪地区进行孤立推理的有洞察力的形象，要在另外的、不可测知的城市（由于特殊的物理原因，如在伦敦的雾中，但也由于社会的原因，因为在空空的、迷宫一样的、经常是陌生的地区）之中发现犯罪。这种形象已经在各个没有雾的城市中的城市“私人侦探”（如所出现的那样，它是一个指意识中的基本地位的确切习语）中延续。

在另一方面，对“最黑暗的伦敦”的观念，可以给予一种社会方面的强调。已经很有意义的是：运用统计资料去理解一个在其他方面过于复杂和过于庞大的社会，从1830年代起就已在曼彻斯特得到了倡导。1880年代的投票站把统计调查的技术运用到了伦敦东头。在这些探索的形式与某些20世纪的小说（多斯·帕索斯，特雷塞尔）将全景观念推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有一些根据城市环境内部的自然主义的描述，再加上1890年代的几部小说对犯罪的强调，如莫里森的《陋巷故事》（1894年）。但是，大体上，迟至1930年代，然后是大多数人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在这些黑暗地区实际上的居民写出他们自己的看法之前，它们包括了贫穷和可怜，但同早期的描绘明显矛盾的是，它们也包括了和睦与社群，这是实际上的工人阶级的回应。

不过，第四个普遍的主题可以和这种明确的晚期回应联系起来。有趣的是，华滋华斯不仅看到了异化的城市，而且也看到了团结的新的可能性：

        在那巨大城市的

        大众之中，经常可以看见

        动人地提出，人们的团结

        比其他地方更有可能。[6]

正如经常在狄更斯那里一样，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麻木的一致性，在狄更斯那里，关键的是在恩格斯那里，也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团结的新基点。从一开始，在把城市人群解释为“大众”或者“民众”时，就存在着意义上的不明确，这是出自早期的“群氓”的一个重要变化。如在华滋华斯的重点之一中那样，民众的确可以被看作是：

        下等职业中得不到喘息的奴隶，

        生活在琐屑事物永远相同的

        流动之中，融化并变成

        一种同一性……[7]

但是，“大众”和“民众”也要成为史诗，编织工人阶级和革命团结的词语。在首都城市和工业城市中，新型激进组织在事实上的发展，支撑着这种积极的城市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