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同盟家族—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建立工人阶级的替代社会 ... ... ... ... ...

抵制同盟家族[1]—印度人民党[2]及其盟友，建立工人阶级的替代社会

激进社会主义社[3] 著

素侠云雪 译

在印度进入2014年全国大选之际，我们面临着明显难以遏止的极右翼化进程。资产阶级明显是要将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推为执政者，让纳伦德拉·莫迪[4]当总理，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推广古吉拉特模式来提供一个“稳固的政府”和“好政府”。因此，他们忙于预测和坚称印度人民党的胜利不可避免。

图：莫迪（前排左起第三名）2009年时在国民志愿团的活动中

一、同盟家族的法西斯主义 我们称同盟家族为法西斯主义有诸多原因，而不只是为了辱骂对方，且我们在此分析后会坚持一个明确的纲领。同盟家族是以意识形态基础组建起来的，他们持一种视穆斯林（及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为国家敌人的极端沙文主义的印度教至上主义立场。他们在自己的骨干及追随者中培植对民主的敌意，将种姓主义的、等级制的社会秩序说成是最好的社会，并在他们自己组织内建立起独裁体制。同时，他们一向都向统治阶级伸出援手，以摧毁所有的工人阶级力量，并组成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印度。这些都不是修辞用语。应当明白并回忆起同盟家族一向是怎样对待少数民族的。1947年到1948年，经过自由斗争获得自立后，国民志愿团[5]发起一场运动，以将新近独立的印度分为教派的印度教国家和平行的教派性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只有到人们强烈抵制谋杀甘地的行为后才停止了这一举动。1989年，在巴布里清真寺发动的阿凡尼（Avani）运动在43座城镇引发了暴行。在1992年到1993年，捣毁巴布里清真寺的行为公然违背了有关古老的有历史学和考古学意义的遗迹应受保护的法律规定，疯狂的暴行紧接着在印度其他很多地方引发了对少数民族的攻击。在2002年，古吉拉特发生了大屠杀，这次屠杀巩固了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中心地区的大选得票。

这些并非不会有偏差，不过展示出冰山一角而已。印度人民党，不管在哪里执政，都企图将少数民族边缘化。 在他们持续执政的古吉拉特，实行社群主义化的教育，在漫长的时间里，社群主义在社会的不同层面深深地扎下了根。

例如，现在广为人知的是，这些年里古吉拉特邦已经奉献了大量“圣工”[6]。广为人知的是，世界印度教大会[7]（VHP）网络可能是古吉拉特同盟家族的武装中最强大的部分。世界印度教大会的活动者们已经不再是“无业者”的集合或小资产阶级的极外围了。相反，他们数目可观，甚至上层中年人参加。确实，社群主义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国民志愿团（RSS）是一个组织。1969年的古吉拉特骚乱，在整整一代人的支持下，导致2500人死亡，而且现在还有人夸耀说，在那场事件中穆斯林比印度教徒死得多！世界印度教大会持续利用骚乱这种手段动员人们改宗印度教，且将印度教定义为一种右翼战斗方式，目标包括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夺取政权。这使它同其他反动组织区别开来，它是一个党，一个社会组织，它运用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短期内增加影响的可能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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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世界印度教大会

古吉拉特的转变影响了精英操纵和鼓动印度教低等种姓与阶层的手段。古吉拉特在印度独立后的土地变革使得帕特尔（Patel）阶层得以稳定增长。他们主要是受益于“绿色革命”与“白色革命”的人。由帕特尔支配的富农的发展与古吉拉特人在整个印度的大迁徙密切相关。作为政客、官僚和商人中的一条新轴线，虽然表面上看，他们在维护公民社会中没什么份额，但他们逐步占据了优势。此外，半个世纪来作为预定唯一结果的一个非常小的，由贱民（dalit）和土著（adivasi）组成的中等阶层，看起来已与这一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同时，产业化的本质及其局限同样需要更清晰的审视。在阿默达巴达，新产品公司的成长意味着雇佣了十万名工人的五十家甚至更多公司的倒闭。对这点，我们还应该加上这个事实，即古吉拉特最近几年工业化中的诸部门都没有社会保障，如在化工业中的激进工会还不得不仅仅为了使工资达到正常宣布的最低工资而发动一场“两齿”斗争（鼓动和法律战斗）。安克勒斯瓦尔（Ankleswar）是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但其公民权利却多不得实现。这些挫败、不正规的工作、在非正规部门生存的人相互间缺乏社会团结。出于不同的原因，新的精英在产生，他们没有完整的世界观，而且正在寻找替代性靠山。同盟家族在两个事例中都提供了这种替代。一个可以引述的例子是，2002年的传单号召抵制穆斯林商铺和机构，声称如果根绝穆斯林商铺，光在加罗尔（Kalol），每年就可以腾出四千万卢比来，印度教学校也可以实行自由教育。确实，可以只抵制了穆斯林商铺，不过人们能在其他那些很可能是印度教徒开的商铺买到同样的商品。但传单中同样可以看到国民志愿团的议程，如要取消的还包括羊肉店、卖煎蛋卷的手推车等。

在古吉拉特，暴力反对少数民族，将少数异族描述为敌人等核心议程已经被系统追求很多年了。在某一层面上，它希望通过政府行动来将少数民族置于更易受刑罚的处境。在另一层面上，它希望能强化普通人对少数民族的仇恨。而且这一长期计划使得他们的所有声明中都充满这种仇恨，无论是通过人民党的秘密倡议，还是通过试图起平衡作用的知识分子，其影响是在戈德拉（Godhra）引发暴力活动，或没有戈德拉就不会发生暴力行为。通过旧式机器印出的成千上万的传单，号召印度教徒在二十四小时内杀光穆斯林，这个事实表明这些传单是早先印好的。大量液化石油汽储备被秘藏起来并被用于屠杀的事实，或选民的投票单和其他政府文件被拿来寻找穆斯林的住宅、商铺等的事实，同样表明戈德拉事件的发生是由于长期的预谋，而非突如其来的愤怒。

另一个与古吉拉特邦2002年屠杀相联系的方面是土著人和贱民阶层有参与其中。土著和贱民参与屠杀的后果，我们需要通过强调避免一厢情愿的需要来开始。首先应强调另人烦恼的方面：好几条报道都指出，贱民，尤其是贱民中的女性，在2002年的暴力行为中与高等种姓的人联合在了一起。争取公民自由人民联盟（PUCL）站在妇女立场的文章说：“在暴行中，贱民妇女多多少少与高种姓的人联合在了一起。同样现象在巴兰普拉（Baranpura）、纳菲达尔提（Navidharti）和法特普拉（Fatepura）均可看到。这促进了贱民妇女的印度教化，在巴罗达（Vadodala）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国民志愿团（RSS）自成立以来，就如反对穆斯林一样反对贱民。所以当古吉拉特的贱民和土著为高等种姓、上等阶级的政治议程做脏活时，诚可谓国民志愿团的一大意外收获。

但另一方面是，争取公民自由人民联盟引述一个贱民妇女的话来谈论她为何被迫拒绝帮助穆斯林，因为警察会称她为叛徒。有时还会用到钱。但除钱外，还有别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Baxi委员会的重建不仅导致对其他落后种姓（OBC）的暴力攻击，而且还导致对贱民的暴力攻击。通过这些煽动，婆罗门—商人—帕提达尔[8]（Patidar）联合起来具有了明显的印度教种姓（Savarna）特征。但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志愿团现在可以渗透进这个集团并提出一个信息，即光有种姓特征还不够。伴随着贱民正在增长的自信——通过多种方式得以表达，包括共和党[9]的复兴、大众社会党[10]（BSP）在印度很多地区的扩张等——是一个必须抵制的社会威胁。本应有明确的包容主义，但事实上在运行的是主动的排他主义战略。在一个层面上，产生了一个小的贱民和土著中等阶层，这个阶层想要融入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氛围内，在生活上更加接近城市生活方式使得这一进程更容易。对贱民和土著的中等阶层而言，印度教至上主义看起来提供了一条放弃他们低级出身并与印度教种姓相平等的道路（贱民和土著部落民不被视为种姓成员）。然而与此同时，阿默达巴德工业的倒闭，如前面评论过的，意味着本地贱民和穆斯林底层阶级团结的崩溃。结果就是，贱民哪怕不热心暴力行为，也会参与其中。

但最后，我们需要指出之前其他方面——贱民和土著安全感的缺乏，和从他们到穆斯林给予的支持。贱民和土著在由不同人一同参与的攻击行为中，并不是劫掠品的主要收获者。《幸存者说》记录到：“探索事实小组通过电话采访了一个土著头领（在前述萨马德的证词中提到过）安尼尔·阇西亚拉（Anil Joshiara）。他坚持称，他要求警察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证明土著在劫掠中除了坏名声外只得到很少的东西。他声明，卷入暴行的土著只有被误导的青年。”出现此种景象的地方也就是国民志愿团获得大发展的地方，是贱民和土著的社群化人员聚集的地方，但决不是斗争远去之处。

因此，伴随所有的复杂性，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很多年来，国家和公民社会被人民党—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印度青年民兵[11]（Bajrang Dal）系统地社群化。他们大量并公然介入在国家机构层面，使得国家机器也深深的社群化。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支配着整个行政机构。穆斯林警察往往被派往远离法律和法规维持的部门任职。很多穆斯林警察会因未戴姓名牌而处于危险境地。如果罪犯是穆斯林，他们会被问一些特别的问题，如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对印巴分治的立场等。而且成千上万的世界印度教大会干部被召入国民自卫军[12]（Home Guard）。

他们对公民社会的渗透则更加隐蔽。自1998年以来，仇恨文学有了系统的发展。通过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如大规模利用互联网，同盟家族的干部已经发展起反少数民族的仇恨。由DG的情报所发出的信函希望警察收集关于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信息。后来这一点就只适用于穆斯林了。这种国家支持给活动者壮了胆。在大规模暴行的一年前，古吉拉特的报纸《传讯报》（Sandesh）准备并印出了有关穆斯林旅店和商铺所有者名字的单子。医疗健康行业也有相当严重的社群化。《医药道德问题》是一份关注道德医疗实践的刊物，其中有文章写道：“医疗协会没有借救济工作而给他们自己镀锌的事实表明，由政治利益所推动的剧烈的团体分歧是如何深地影响着医疗行业……”事实上，医疗社团正向不同方向极端化，在古吉拉特和国内其他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听到有医生吐露，“需要给少数民族点教训才行”。

同时，古吉拉特还表现出了同盟（Sangh）及其潜藏的性别视野。这需要深度挖掘才行，因为印度人民党并不回避利用那些使它自己看起来更加现代和进步的华丽修辞。它曾讨论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也曾讨论支持在议会中为女性留下三分之一以上议席的诉求。但在这些光彩背后隐藏的是极度退步的政治主张。古吉拉特2002年的屠杀极明白地表明，对同盟分子（Sanghis）而言，穆斯林女性只配被虐待和杀戮。对马雅·科德那尼（Maya Kodnanai）的判决表明，对同盟的女干部所培训的是同样的政治内容。

女性形象被制造出来，有必要去清晰地了解这后面的政治主张。首先，表明印度教女性和在色欲和持续不断的强奸案中受害的穆斯林女性一样。甚至在2002年在古吉拉特，这清晰地表明，当共同的和完全错误的报道印出时，其影响是，在戈德拉，印度教女性被禁止登上火车，在一所伊斯兰学校内则发生了针对印度教女性的强奸。这成为所谓以牙还牙的借口，有相同数量的印度教女性被强奸，同时就要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女性被致残或被杀害。

这种带有性别色彩的政策可以追溯到2002年以前。1998年7月，古吉拉特政府设立了监督宗教内婚姻警察部门。时任邦住房部长的哈伦·潘德亚（Haren Pandya）在议会内宣布了这件事，还在基层裁判相关案件。这种宗教内婚姻并不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婚姻，而是出于潜在的目的而对印度教女性的一种强迫。2000年2月时，“社群主义战斗”发行的一份秘密文件在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中传阅。在其他事项中，它称：“对印度教社（Hindu Samaj）的攻击使我们那些正处于妙龄阶段的姐妹们被引诱、被绑架，这样她们就会在结婚登记后被迫改宗。在古吉拉特邦，数百名印度教姑娘（转向了伊斯兰教）就这样同穆斯林结了婚。”

所以印度教妇女是弱势受害者，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一方面，印度教男性被告诫应为印度教女性报仇。他们被告知，强奸和杀死穆斯林妇女是理所当然的事。另一方面，印度教女性被告诫，她们应该培训她们自己，使自己在保卫社群兼国家时变得更加勇敢。这曾导致民族妇女志愿者委员会（Rashtra Secika Samiti）的形成，在最近一段时间，还形成了其他组织，如难近母[13]协会（Durga Vahini）等，也形成了一些楷模，如乌玛·拔拉迪（Uma Bharati）、萨德维·里谭拔拉（Saddhvi Rithambhara）等。自姆曼蒂尔神庙骚动后，大量妇女被导向印度教右翼并倾向暴力。但仅仅是在这一时期，在古吉拉特，他们就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印教妇女角色最充分的介绍是公民自由人民联盟（PUCL）所报道的发生在巴罗达（Baroda）的事迹。最终版本中提到的一些事迹，概括如下：

在印度教徒充满着对穆斯林的仇恨运动与宣传的年月里，妇女也认可并参与到暴行中。她们维护暴行，说，“这都是他们（指穆斯林——译按）自找的”，等等。“他们有四个妻子和二十个孩子，他们的人口将很快超过我们，他们不去避孕。他们掠走我们所有的商业，使我们越来越穷。”由于得到社会的认可，人们被从小被教唆道：“穆斯林男人都是强奸犯，穆斯林女人都是共犯。他们的暴行在增加。”宽恕屠杀和鼓励屠杀这两条仇恨穆斯林的线条有所交叉，至少部分是畏惧“危险的他人”的精神错乱。暴行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针对穆斯林女性的身体。在母亲面前，针对她们孩子，甚至还有针对胎儿的恐怖和虐待狂式的暴行，在这些儿童的母亲面前，这些儿童被虐待、被折磨、被杀害，被烧死。这道出了同盟家族的一些世界观。忽视极端分子的残暴行径对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看来是愚蠢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完全事与愿违地削弱同盟家族在纯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上的政策。强奸和残害穆斯林女性，放纵对儿童施暴，表明同盟家族在认真执行戈尔瓦尔卡的的言论——必须不假思索地招待“外国种族”，但要赞颂印度教种族与文化，就 “必须放弃四分五裂的状态”，或者 “待在国内，完全从属于印度教民族，且不管失去什么……哪怕是失去公民权利，都是值得的。”在同盟家族及与之思想相同的人看来，女性就是生育工具。因此，能够摧毁“外国的”种族、宗教、社区的主要方法应是摧毁对方的生育工具和未来——妇女和儿童。所以在战争时任何礼仪都是愚蠢行为。确实，在同盟家族的世界观里，“印度教民族”意味着同敌人的无休无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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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2年的古吉拉特屠杀

2002年古吉拉特大屠杀后，同盟家族关于性别的观点倒退了。他们关于统一民法典的号召是一种双关语。对他们言，核心问题是要统一和性别公正。这些势力在印度教法典草案推出时强烈反对这草案。所以他们需要统一民法典时，他们的意思就是要强迫穆斯林接受印度教，并不是不分宗教，对所有人都讲求性别公正。

在最佳面包店案中，古吉拉特最高法院的立场表明它是如何厉害地将国家机器，包括司法机关控制在自己魔掌中的啊！瓦多达拉（Vadodara）的哈努曼·特克里（Hanuman Tekri）地区的最佳面包店曾是最严重的施暴地点，在2002年3月1日，一群暴徒洗劫并焚烧了面包店，在十二个小时里杀了四十多人。但这不过是当时被纪录下来的一例而已。当遭受攻击的建筑物内的人们请求警察帮忙时，一辆警车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才来，经过面包店时也没试图要阻止暴徒，一个警察下车后还煽动暴徒。之后攻击加剧。3月2日，当时只有18岁的萨希拉·雪伊克（Zahira Sheikh）在事件中记下一份声明。她在警察煽动前提交了一份初步资料报告[14]（FIR）。但当审判开始时，在法庭证人中，包括萨希拉在内的重要证人，都转向了对立面。在萨希利出庭那天，法庭上还出现了人民党的议会下院议员马图·施里瓦斯塔瓦（Madhu Shrivastava），他用极明显的姿势威胁着萨希拉。被告被宣判无罪。这时出现转机，萨希拉声称她故意伪造了证词，因为有人在威胁她。于是这场官司一直上诉到了最高法院，在这里，警察和国家机器的罪恶得以揭发。在最高法院通过由全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诉状听证前一天，由最高法院推动，古吉拉特邦政府在古吉拉特高等法院改变对被告的无罪判决前提起诉讼，但没要求它复审。在2003年12月26日，古吉拉特高等法院拒绝了上诉申请，90页的无罪判决书说，不应再有复审，因为原告无法提供适当的证据。这份判决还在附注中反对反社群活动者和人权活动家，反对进步运动。因此，法院称：“这名重要证人在出庭调查时，还能在出庭时道出一些事实，但不幸，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在法院判决后，他们被一些更喜欢留在幕后的人员操纵了。”再一次，自2002年开始就在阻止法西斯主义的激进活动者们受到毫不含糊的攻击，这可以看他们过去的所起的作用：“某些元素处处失败，他们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力图滥用法律程序，不过迄今为止他们还没获得全面胜利。有时倒退到环境的名义下，在纳尔马达案件中，（一个）案件在最高法院前被申请，不过被最高法院拒绝了。然而，由于单方面临时命令，他们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获得了胜利，对国家言损失了上百亿卢比……再一次，相同的尝试不仅间接导致重大的财政损失，而且还在两个社群间制造了裂痕，在邦内人民中扩散了仇恨情绪。” 要超越被把持的特殊案例，判决声明“最不幸的事情是，这一尝试给古吉拉特邦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不仅在其他邦，而且在整个世界上，人们都印象吉拉特是一个恐怖邦，实际上这不符合事实。”最终，在2004年4月12日，最高法院下令重审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最佳面包店案，要求重审不应在古吉拉特政府控制之下，而且规定反对德赛（Desai）、赛塔尔瓦德（Setalvad）等人的言论应删除。最高法院所使用的语言尽管有所克制，但仍能让人明白，最高法院发现邦高等法院的意见其实就是在彻底偏袒并支持印度教至上主义势力。“法院不应制造意见以反对个人和政府，除非在判决中非这样做不可……法院不应想着去哗众取宠，或从任何人那里获得什么掌声，更不应坚决反对任何人，或取悦他们自己或任何其他人的幻想。” 主要的判决也是对古吉拉特邦的控诉。最高法院支持“当大量证人转向反面时，应当提出合理的质疑，看证人是否受到胁迫。公诉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主要证人，这位证人应在2003年5月17日接受调查，而在2003年5月9日，七名证人中四名受到攻击的证人表示收回调查阶段所作的声明……公诉人并没有在其位而谋其政……初审法庭应该依法典311章的规定行使权力，撤回并重新调查证人，以保证他们的证词能表达出事实真相，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些已足够表明，古吉拉特的司法机关及行政人员在印度教至上主义力量面前已变得十分软弱，已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

所以莫迪引以为豪的有着平等资本主义发展的古吉拉特模式，内容实际有：极少关怀劳动者，极少关注社会与国家的社区犯罪率等。此模式本只在更小的范围内施行，不过其他邦曾经效仿它，如国民志愿团曾在中央邦、奥里萨邦唆使暴行。

我们将同盟家族定义为一支法西斯主义力量。然而这需要加以明确说明。经典的法西斯主义出现在革命与反革命时期。而同盟家族的各主要组成部分有着相似的结构，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印度基本上保持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使得同盟家族的活动方式基本上与纳粹及意大利的法西斯有别。其二，在意大利和德国，有来自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威胁。而在印度，工人阶级并未组织起来，也没有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影响力的革命政党。这也是同盟家族的理论和组织未能争取到印度资产阶级多数成员支持的主要原因。然而，国民志愿团还有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以壮大自己的潜在可能。它渗透公民社会的长期战略，和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是高级种姓和在一定程度上持印度教至上主义立场这一事实，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议会日渐明显衰落，且正需要一种替代时，稳固的资产阶级力量就打算反对人民党的杂牌军。国民志愿团内固有的缺陷使他们坚决要求主动地执行自己固有政策，就像纳粹的反犹太不只是参与竞选的花言巧语，而且是他们基本议事日程的核心部分。但议会 “软印度教至上主义”的用意是，他们并未受到资产阶级主流的抵抗。而且对于胃口随着全球化的成功而增大的资产阶级而言，受到同盟者、他们自己各色各样的选民的压力，议会的平衡活动，其实就是在姑息，就是在从资产阶级和人民党领导所要求的极端措施中后退，以及可以更好地预计到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的前景。

自从同盟家族命中注定要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长期活动时，而这时间又远远超过他们最初的预计（在1947年到1948年，它就明确计划完全正当且快速地掌握权力，以建立一个类似于真纳“伊斯兰国”计划的“印度教拉施特拉（Rashtra）”），这迫使它不得不将现实操作与最终目标分割开。作为选举之臂的印度人民党，不得不表现得“温和”些。是呵，鬣狗比狼要温和一些呢。人们应该还记得，L. K. 阿德凡尼（L. K. Advani）先生歌颂这些日子为“政治家”，说它看起来像反对1989年到1992年担任总理的“温和的”瓦杰帕伊[15]（Vajpayee，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曾在1996年短期和1998—2004年担任印度政府总理。）先生一样气势汹汹。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同盟家族中是否存在“法西斯主义倾向”，而且这还是一部“发展中的篇章”。问题是，同盟家族的法西斯主义将如何为资本所用？这是“莫迪”模式的关键所在。古吉拉特是一个正迅速工业化的邦，因而从小处讲，问题在于，同盟家族将为资本做什么。

二、古吉拉特邦的“发展”模式 这是一点值得去理解。印度的资本主义需要莫迪，因为莫迪已经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展现了法西斯主义者想要传达的信息。作为交换，他们想接受的事情有：共同的暴力，减少少数民族的权利，对贱民和妇女的战争；这些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至于要摧毁民主这事，是不会难倒他们的，他们对民主的定义就不包括人民对政府的实际掌控。多年来，印度议会和很多省的政府都在减少民主。如同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方向（这些我们也要进行讨论）所展现的那样，现在他们想将民主降到更低的水平。

（一）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基于一些神话和一些事实。

神话一：莫迪使古吉拉特变成了一个热情好客之地，因而汽车产业大量涌入。

事实：塔塔从骚乱仍在继续的辛古迁走，迁到萨南德，因为莫迪提供了大量资金和严酷的警察制度。从这一事实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警察的严酷，即劳苦人民发现要在古吉拉特发起抗争是越来越难了。但其他因素同样重要。赠予塔塔的东西价值大约有3000亿卢比。这其中包括1100英亩土地，塔塔之前投资的200亿卢比，从古吉拉特政府那里拿到的价值957亿卢比的无息贷款。相比之下，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的西孟加拉邦政府虽然在剥夺农民的土地供给塔塔，但只在补贴的层面上给了塔塔，还给了塔塔权力、税收返还和大约20亿卢比贴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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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集团的拉坦·塔塔和当时还在任古吉拉特邦总理的莫迪

神话二：古吉拉特邦在莫迪的领导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事实：古吉拉物作为一个工业发展邦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看一下古吉拉特邦在过去的发展，同其他工业邦过去的发展对比一下，可看得出这里闪耀的并非莫迪的光芒。使莫迪成为一个模范的原因并不只是古吉拉特邦的发展，还有莫迪愿意违反法律的强硬路线。事实上，有一些充满矛盾的数据，一些数据显示古吉拉特在马塔夫·辛格·索兰基[16]时期的发展要更快些。但莫迪却在人展现他在抵制调查官（Lok Ayukta），他乐于藐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和他乐于正面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权利。自2008年这场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的经济危机以来，印度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也减缓了。虽然印度发展的衰退程度并不如发达国家那样严重（事实上印度和中国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希望，因为它们都有广阔的市场），但资产阶级对衰退还是极不高兴。资产阶级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能保证财富迅速从工人转向资本，这将增加小规模的富有的中等阶层的购买力，同时劳苦大众则遭受更多的剥削。

神话三：确实，2002年很糟糕，但这是一次反常。自2003年以来，莫迪使古吉拉特保持了十年的稳定安宁。对社群主义的指责完全出于选举动机，且这种指责并不正确。

事实：古吉拉特反复发生暴力冲突。2006年，进步联盟（UPA）在德里执政，当暴力冲突在瓦多达拉爆发时，莫迪被迫接受军事部署。但这里还是不断发生暴力冲突。更重要的是，在莫迪的统治下，古吉拉特系统地实行边缘化穆斯林的政策。国民志愿团的目标是，如果穆斯林生活在印度，他们就必须服从印度教徒，在他们掌握政权并进行管理的邦会照此执行。

神话四：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唯一能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为一万八千个村庄持续供电的邦。

事实：古吉拉特邦100%的村庄早在1996年就已经通电。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没能获得供电。8%的人口仍主要靠煤油来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