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汇编在一起的文件是同质性的；而且它们很可能显得单调乏味。不过，所有文本的效果都来自其中的反差。在复述的事情与讲述的方式之间的反差；在那些申诉和恳请的人与全权支配他们的人之间的反差；在提出的问题的细微秩序与用来运作的庞大权力之间的反差；在仪式和权力的语言与狂乱和无能的语言之间的反差。这些文本看上去就象是拉辛（Racine）、波舒埃和克雷比荣写的；但这些文字充满了一种民众的骚动、不幸、暴烈和通常所谓的“粗鄙”，大概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会喜欢这种东西。这些文字使乞丐、穷苦老百姓或者就是平凡之辈现身在这幕希奇的戏剧中；在这幕戏中，他们拿腔作调、慷慨陈词、矫揉造作；在戏中，他们装扮在一大堆修饰品的背后，但除了这套行头，他们又有什么办法使自己在权力的舞台上引人注目呢？有时，他们使人想起一群破烂的江湖艺人，他们身披一些花哨的服饰，这些华丽的服饰尽管以前曾风行一时，但此时却显得俗气、破败，他们想这样就能在有钱的公众面前表演，博得一笑。只是在这样的场合，在那些决定他们生活经历的位高权重者面前，他们表演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就象塞利纳*小说中的角色，想着让凡尔赛宫中的王公贵族听到他们的声音。会有一天，这些反差效果慢慢都消失了。在日常生活层面开始运作的权力将不再是那个既身临其境又遥不可及的君主，他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所有诱骗的目标，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则与巫术的效能；权力将变成由一套精细、连续的分化网络构成，在其中，各种各样的司法、治安、医疗和精神病治疗机构相互衔接。而在新的权力中成型的话语，就不再采用老式的矫揉造作的戏剧性语言；而是在一套自称基于观察的中立性语言中得以发展。那些琐碎平庸的事情，将会交由有效但却灰暗的管理框架、新闻报导框架和科学框架来进行分析；只有远离这些框架，如文学，才会探求这些事情的辉煌一面。在17、18世纪，人们仍然处在粗鄙野蛮的时代，所有这些中介当时尚不存在；那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的身体几乎就直接面对国王的身体，他们的骚动几乎就直接面对国王的仪式；双方并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只有叫喊与仪式之间的撞击，要被讲述的乱子与要遵循的严格形式之间的撞击。对于我们这些从遥远的时代回头观看的人来说，正是在这里，日常生活第一次出现在政治问题的符码中，出现了一些奇异的闪光，一些令人眩目，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东西，但此后，所谓“事务”，社会新闻或案件从这些人和事中脱胎而出，这些闪光就会销声匿迹。
这里的文本记录了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社会将各种言辞、语句和构思起承转合的顺序以及语言的仪式“借贷”给那些无名的大众，以便让他们能够讲述他们自己，而且是公开地讲述他们自己。这样的讲述同时具有三个条件：这一话语是面向明确界定的权力配置的，并进入这一权力配置的流通之中；它展现了以前很少为人察觉的生存基础；从这些激情与利益的卑下战争中，给权力提供了君主干预的可能性。事实上，如果和这种话语相比，丹尼斯的耳朵不过是一种简陋的小机器罢了。如果权力的运作只是去监视、窥探、窃听，去禁止和惩罚，那么要摧毁权力，肯定非常简单容易；但权力还在激发、唆使、生产；权力不仅仅是眼睛和耳朵；权力还产生了言语和行动。
无疑，这种机制对于构成新的知识（savoir）来说是重要的。而在一整套新的文学体制中，它也并非格格不入。我并不是说王印文书意味着出现了一种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文学形式，但是说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话语关系、权力关系、日常生活的关系和真理的关系以一种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而文学恰好也跻身其中。
寓言（fable），从词义上看，就是值得寓诸语言的东西。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日常生活要进入话语，其中必须充斥着寓言式非同寻常的东西，并因此发生变形，才有可能；必须由英雄业绩、功勋、探险、神意或恩典，可能还会有恶贯满盈的罪行，使日常生活脱离它自身；日常生活不得不带上一种不可能之事的印迹。只有这时，日常生活才会成为可以讲述的。这样，就将日常生活置于常人所不及之处，作为教训，作为榜样发挥作用。叙事越是远离平常的东西，它的影响就越强，就越有说服力。因此在这出由非同寻常的榜样（fabulous-exemplary）构成的戏中，根本之处就在于真假无所谓。而如果凑巧有人来讲述现实生活的平庸之处，那只可能是为了造成喜剧效果，讲述这种生活只会令人发笑。
自17世纪以来，西方目睹了一整套讲述默默无闻生活的“寓言”的诞生，而这种寓言禁止采用以往非同寻常的腔调。只有从不可能出发，从嘲讽出发，才能复述那些平凡世界。一种语言艺术诞生了，它的任务不再是歌颂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使那些没有显现的——那些不可能显现或不得显现的——事情显现出来：要讲述真实生活中最根本，也就是最细枝末节的部分。
同时，当设置好一套配置以迫使人讲述“卑微者”（infime），讲述那些不能讲述自身的人，讲述那些毫无荣耀可言的人，讲述那些“无名者”（infame），一种新的律令就逐渐成形了，它用来构成人们可以称为伦理的东西，一种西方的文学话语内在的伦理：它的仪式功能将渐渐消失；它的任务将不再是彰显力量、恩典、英雄业绩或能力方面轻易可见的辉煌，而是着手寻觅那些最难察觉的，隐藏最深的，在显示和讲述时最难以启齿的事情，最终也就是严格禁止，最不体面的事情。自从17世纪以来，一种旨在全面展现生存的最暗淡、最日常一面（尽管有时也是要揭示最庄重的命运形象）的新命令勾划了文学发展的趋势，因为正是从此，这种文字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因此，这种话语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与形式的根本关系，而我宁愿称这种话语的制约为道德性的，这正是它的特征，它的巨大运动也因此传递到我们身上：有义务讲出最平常的那些秘密。文学本身并不足以囊括这种庞大的政治，这种庞大的话语伦理；当然也不可能将这种话语完全化减为这种伦理；但它正是在这种伦理中找到了它的位置，它的存在条件。
从这里，就产生了这种话语与真理和权力的双重关系。当那些非同寻常的寓言只能在一种真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文学却在一种确定的非真理（non-truth）的情况下确立了自身：它明确以虚构的面目出现，但同时却致力于产生它自身的真理效果，人们也会这样看待它；在古典时代，赋予自然风格和模仿的重要性，无疑就是表述文学的“忠实”（en vérité） 功能的最早方式。从那时开始，虚构代替了寓言，小说抛掉了传奇风（romanesque）的羁绊，并且只能通过摆脱这种风格才能发展自身。因此，文学构成了西方迫使日常生活寓诸话语的庞大制约系统的一部分；不过，它在这种系统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决意寻求隐藏起来的日常生活，跨越各种界限，粗暴或阴险地暴露秘密，取代各种规则和法典，促使人们讲述不可坦言的东西，因此文学倾向于置身于法律之外，而无论如何它的任务就是要负责丑闻、逾越和造反。比起任何其它形式的语言来说，它一直是“无名誉者”的话语：它的任务一直就是要说那些最说不出口的：最糟的，最隐秘的，最不可容忍的，没有羞耻的。多年以来，精神分析与文学之间彼此迷恋，现在从这一点看，缘由就非常清楚了。但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文学的这种独特位置不过是某种权力配置的一个效果。在西方，这种权力配置渗透了话语的整个安排和真实的各种策略。
打一开始，我就说，我希望人们把这本书中的这些文本当作如此多的“故事”来读。无疑，这走得太远了；这些文本都没法和契诃夫、莫泊桑或詹姆斯哪怕最无关紧要的叙事相提并论。这些文本既非“准文学”，亦非“亚文学”，它甚至算不上一种文体的雏形；它更多体现了在骚乱、噪声和悲哀中权力对生命的作用，以及从中产生的话语。《曼侬•列斯戈》就复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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