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健将，参加早期党团创建 罗汉，湖南浏阳河畔田心村(今浏阳市小河乡田心村)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有百余亩良田和商铺的大地主家庭。罗汉幼年在族人所办的私塾启蒙读书。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受陈独秀、李大钊及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与同乡同学罗章龙、李梅羹等人积极参加和组织学生爱国运动，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学生，并一生追随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罗汉是有名的学生运动领袖。罗章龙在《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说：“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还没有正式的全校学生会，但各班、各系、各院都有学生会组织存在。他们形成一个小组，小组的主要成员为：纵宇(罗章龙)、弥耕(李梅羹)、无坚、赓甫(易克嶷)、海潮(罗汉)、互孙(匡互生)、隐沧(张隐沧)、树荣(张树荣)、德荣(陈德荣)、天放(宋天放)、雨溟(吴汝铭)、澄宇(刘澄宇)、百英(缪伯英，女)等，但没有正式的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小组的人常常碰头议论些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平时则分散到各校学生会各团体中活动，有事就集中，推定临时负责人纵宇、赓甫、海潮等研究方略。”“青岛事件发生，巴黎噩耗传来，广大学生群众非常愤慨，小组成员集中在高师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认为静等政府制裁卖国贼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用民众力量来制裁。为了有效地推进运动，我们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推定了负责人互孙、海潮、纵宇等具体部署工作。这个小组成员以国立八校为主，小组行动方案决定后，个个奋勇当先，斗志昂扬。”罗汉参加了有名的“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学生爱国行动。
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绝大多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及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罗汉也不例外。张国焘回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几天举行。到会者50人以上，由李大钊致开幕词，我也在那次会议上发言。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出席了。”罗汉是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并参加研究会的活动。张国焘在回忆中称“罗汉是我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陈独秀‘托派’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勤工俭学，参与进占里大斗争
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运动，学生运动领袖及积极分子都积极投入到出国勤工俭学潮流之中。1920年底，青年团员罗汉由北京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李立三、陈公培、王若飞、周竹安等留法学生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罗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生活，十分艰苦。1928年12月15日出版的《革命周刊》第75期上刊登的罗汉《勤工俭学生活的一段》，叙述了当年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困境：“绝处逢生，竟有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工。困难到了极点的勤工俭学生，忽然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不管工资厚薄，只要他肯受，便是好路径了。于是一拥拥去了100多人。”他在法国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并积极参加勤工俭学会的活动，增强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团结和与当局斗争的意志。1921年10月，罗汉、李立三、陈公培、蔡和森参加组织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遭到中国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的干涉镇压，被武装“押送回国”。10月13日晚，罗汉、李立三、蔡和森、鲁易、陈毅、陈公培等104人被法国军警强行押解到马赛港停泊的“波儿加”邮船底部，“穿上由法国当局发给的颜色、样式一样的绒衣裤，像犯人一般严加看管起来”。次日下午4点，“波儿加”邮船从马赛起航。11月20日，当邮船到达香港时，李立三、罗汉、陈公培等22人，争得海员的帮助，离船登岸，意在广州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取得联系，但陈独秀此时已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他们又转赴上海，拜会陈独秀。
北伐先锋，开辟海南党团工作
罗汉与陈公培、鲁易等一同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的留法同学，在广州粤区党委了解到广东团组织的情况，知道广东的团员很多，团组织的负责人是谭平山、谭植棠。1922年1月，罗汉、鲁易、徐天成在琼州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称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分团)，罗汉担任书记。在琼州，罗汉经鲁易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创办嘉积农工职业学校(后改称仲恺农工职业学校)，担任该校校长，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
1924年，罗汉同鲁易一道赴广州，在中共两广区委工作，与周恩来、陈延年一道共事。受中共中央派遣，罗汉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并兼任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主办的《青年军人》杂志发行股股长。他与军校办公厅秘书、《青年军人》编辑李侠公、学员周逸群结识，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参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军政干部。
黄埔军校党军开展东征军事行动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编组，罗汉、鲁易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分别派遣到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罗汉担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政治工作。后罗汉留琼工作，由共产党人廖乾吾继任第四军党代表。
1926年，罗汉随军过琼讨伐反动军阀邓本殷，推翻了邓本殷在海南岛的统治，取得了南讨胜利，遂留琼开展建党工作，担任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2月，中共琼崖特别支部成立后，罗汉任支部书记。6月，参加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罗汉当选为地委委员兼国民党工作部部长。他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的重要团体中，组织党团，迅速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
留学苏联，卷入党内宗派漩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职务的著名共产党人都退出军队，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罗汉和鲁易、李侠公一道，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926年9月赴苏联学习，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
留苏期间，中国学生卷入了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漩涡，托洛茨基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中大校长拉狄克被免职，米夫上台，与中国学生王明配合，在留学生中共党员中进行“清党”，并制造“浙江同乡会”等冤案，留苏学生人人自危。 王明在苏联依仗米夫势力，形成宗派团体，打击、排挤不同意见的留苏学生。鲁易、李侠公受到王明一伙的排挤被送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罗汉继续留在东大学习，秘密参加托派活动。1928年秋，罗汉离苏回国，到上海中共中央等待分配工作。尔后，罗汉被派往北京，参与北方党的组织活动。
脱离中共，成为“陈托”重要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八七会议后他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罗汉及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由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归来，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党内的斗争情况，化解了萦绕于陈独秀脑中的种种谜团。
1930年春，罗汉在北京同刘仁静、宋逢春、王文元、濮德治等留苏学生组织了“十月社”，编辑刊物《十月》，宣传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观点，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
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成上“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罗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独秀为书记处书记。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新的中央常委会分配了职务：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罗汉担任秘书，我负责党报。在第一次中全会上，由罗汉草成了一个致托洛茨基的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一一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中国”。自此，罗汉成为陈独秀“托派”重要骨干。“托派”中央组织被国民党当局破获，陈独秀、彭述之在上海被捕，罗汉因匿居苏州而幸免于难。
追随独秀，搭建“陈托”回党桥梁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罗汉在宜兴陶器学校当教员，中共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罗汉在北伐时期的老朋友叶剑英担任办事处主任。为了营救尚未被国民党释放的“托派”骨干王文元，罗汉由宜兴赶到南京，找到叶剑英帮忙。叶剑英也爽快答应了罗汉的要求，两人坐汽车找遍了南京半公开的特务机关，一连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王文元的下落。叶剑英对罗汉以老朋友相待，并偕同着去营救“托派”成员，说明中共对于“托派”，并非一贯敌对，亦非一致敌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亦在全力争取陈独秀及“托派”成员回党。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的短暂逗留期间，通过罗汉联系，曾与叶剑英、博古作过交谈，他们争取陈独秀回党工作，罗汉亦有回党之意。此时蒋介石也抓紧对陈独秀的拉拢，曾许以“劳动部长”职务，遭到陈独秀的拒绝。此时，陈独秀、罗汉师生早已脱离“托派”组织关系。
罗汉承担着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商谈“回党”、“合作”事宜。在陈独秀的默许下，罗汉同李侠公于1937年8月底从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取了路费及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9月初，罗汉、李侠公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罗汉见到了老朋友、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受到林伯渠的热情接待。罗汉、李侠公向林伯渠提出去延安恢复组织关系并安排工作的要求，林向延安拍发了电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同意罗汉、李侠公来延安一谈，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
在西安期间，林伯渠与罗汉谈到陈独秀时说：“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他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我们深切期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空的面前，过去一切是是非非都不要费笔墨唇舌去争辩。”9月2日，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也到罗汉住处会谈，王若飞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罗汉接到林伯渠转来毛泽东、张闻天9月10日回电，心情沉重地对林伯渠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相当困难。”
罗汉、李侠公西安之行，未能到达延安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林伯渠传》中所说的“大雨路阻”。据罗汉之子罗南回忆：“听我母亲方志强说，父亲和侠公叔叔去延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手中，每人领取100块现大洋作路费，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下来，因延安情况复杂，是父亲的好朋友周恩来打了一封电报给父亲，叫我的父亲‘暂缓延安之行’。周恩来知道我父亲的为人，‘不肯低头’，否则是有去无回。周恩来的心肠太好了，做事细心。这封电报，我母亲一直保存到解放后才丢失的，太可惜了。”
“汉奸”风波
罗汉西安之行，中共中央对陈独秀“托派”回党问题还是留有余地的，并没有把陈独秀列为敌人。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得知中共中央与罗汉联系陈独秀“托派”合作事宜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声色俱厉地威胁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康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炮制了“陈独秀汉奸”舆论。王明、康生此举的目的是借斯大林的这把刀，欲置陈独秀、罗汉于死地而后快，让他们在国人面前永世不得翻身，更大的杀机是借陈独秀这颗“石子”打击毛泽东、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企图再次篡夺中共大权，达到“一石二鸟”之效。紧接着就是陈独秀与中共的一场大论战、大决裂。1938年4月24日、25日，罗汉在《汉口正报》发表了《致周恩来等的一封公开信》，叙述1937年8月至10月与叶剑英等“很融洽”的接洽情况，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罗汉的诬陷。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掺和进来，对中共发起围攻，事态日趋扩大与严重。周恩来、徐特立为捍卫中共的利益，通过各方人士劝陈独秀“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设法平息了这场风波。
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在《给陈其昌等的信》中说：“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处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关于老彭和长子，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至此，陈独秀、罗汉被中共完全拒之门外，也不为“托派”所容。 “五三’’轰炸，身后家事长留遗憾
1934年左右，罗汉回到上海，在一家私人工厂当工程师，与从事护士工作的方志强结婚。罗汉带着家人东奔西跑，历尽了磨难和艰辛。陈独秀“汉奸”风波之后，罗汉及家人由武汉搬到重庆，并照顾着陈独秀晚年的生活。为了生计，罗汉以电木工程师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技术员(军委会工兵署技术员)，从事技术工作。在重庆，罗汉与时任大孚出版公司的老板周竹安住在一起。而罗汉的夫人方志强经李侠公的哥哥、国民政府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介绍，在禁烟委员会任科员。
1939年5月3日上午，罗汉在一位朋友家吃过饭后，说是要去帮一位姓李的朋友买船票，重庆正遭受日军飞机大轰炸，罗汉自此失踪。尔后，罗汉的朋友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两周“寻人启事”，最后上报国民政府宣布“罗汉在日机的轰炸中遇难”。国民政府给罗汉颁发《抚恤令》，按少将阵亡待遇发放抚恤金。
解放后，罗汉遗孀方志强在四川成都志愿军疗养院(荣军医院)任外科护士长，后在四川省内江县医院做护士工作，1992年4月20日在内江医院去世，火化后骨灰葬在贵阳市白云区尖山村境，立有碑记。罗汉之子回成都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并取名罗南，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分配到贵阳师范学院任教。
建国后，“托派”组织成员被列为“专政对象”，罗南因父亲“托派”问题被视为“托派崽子”，其遭遇可想而知。改革开放后，罗南调贵州民族学院、省总工会干校任教，被评为高级讲师，并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2006年12月9日在贵州病逝。
原文刊载于：《湘潮》杂志2011年第04期，作者：李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