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工人阶级处境明显恶化的主要表现 2015年中国工人阶级明显恶化的五方面表现 （一）多行业发生关厂、倒闭、减薪、裁员潮 （二）欠薪讨薪的显著增多及警察暴力趋向致命性 （三）2014年10月以来警察进厂打压罢工的恶性事件显著增多 （四）南方劳工NGO及其影响的罢工受到空前强压 （五）刑事打击劳工自发组织维权骨干明显增多 刚刚过去的2015年对于整个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是明显开始焦虑不安的一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并结合今年前两个多月的动向看，已经可以确定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工人处境恶化事件，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全面危机的前奏。更准确地说，中国工人阶级处境的明显恶化趋势是从2014年底开始的，其两大背景是香港雨伞运动后维稳模式升级为统一部署的国安模式与实体经济开始显著下滑。 本文简要列举了2015年中国工人阶级处境恶化的五大表现——多行业倒闭关厂裁员减薪潮、欠薪讨薪及警察暴力趋向致命性、南方劳工ngo及其活动遭受空前打压、南方多名劳工ngo骨干遭秘密抓捕、劳工自发组织骨干亦遭空前打压。本文试图给前线工人提供清醒的参考与明确的警告。 2015年中国工人阶级处境恶化的五大表现 （以下具体事例除非特别说明，全部来自本社根据网媒@wickedonnaa 统计所做的「2015年大规模工人抗议事件汇总」） （一）多行业发生关厂、倒闭、减薪、裁员潮 2010年以后，沿海地区制造业工厂就越来越多地搬迁转移（迁到郊区、或周边城市、或内地省区、或东南亚国家），所以开始时大多数的关厂并不意味着倒闭，只是转移了地方。但是越到后来，因为资金链断裂导致的“老板跑路”越多了起来。而且不论是突然跑路还是搬厂，老板几乎都倾向于逃避对工人的安置补偿责任，引发了越来越多抗议冲突事件；尤其突然跑路的厂多还拖欠几个月工资。至少从2012年开始，这样的事件的规模和密度开始显著增加（见新青年专辑【2013老板跑路与工人抗争名单】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623，不完全统计）。从行业类型看，2012年以来搬厂及倒闭的工厂主要涉及电子制造业、LED、机电、鞋厂、塑胶、制品、服装、纺织、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越到以后，搬迁的规模和密度越大。例如2014年11月底以来苏州多家大厂倒闭，苏州工业园区发生持续多日的几万工人群体抗议潮，至少上千人连续多天占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要求解决问题（具体参见网媒@wickedonnaa 的统计。顺便一提，当时主流媒体拖了一个多月才公开报道，并且大大缩减了人数）。 进入到2015年，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关厂倒闭潮进一步恶化，一个显著表现是突袭式的关厂或跑路开始发生在一些行业内的大厂。例如：春节前2月5日手表行业的知名大企业日企西铁城广州工厂突然宣布关闭，上千工人突然失业；4月20日李宁、特步核心供应商雅纶制衣厂老板失踪，2千多工人突然失业；五一劳动节前夕东莞厚宏制衣厂老板一夜跑路，全厂上千工人上街游行讨薪；5月份浙江湖北广西广东就有五家上千人工厂（其中浙江有两家分别为2千人和5千人）倒闭；7-8月东部沿海四家纺织棉纺化纤大厂倒闭，其中包括化纤50强之一的浙江红剑集团、建厂百年的济南国棉一厂、年销售额13亿的华东纺织大户宝利嘉；9月份生产服饰的温州庄吉集团欠债300亿倒闭，5千人失业；10月国庆长假后广东更是掀起了突袭关厂高潮，东莞龙头企业、台资金宝电子突然关厂致使上万工人失业，华为中兴一级供应商福昌科技公司突然关闭致使2700名工人失业。 2015年关厂倒闭潮的最突出地方在于：不仅涉及沿海制造业，更涉及无论沿海内地的一些传统工业乃至铁路运输业。在相当多的实体经济领域，如果没有倒闭的话，多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裁员和减薪。在很多行业，关厂、倒闭与裁员、减薪是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 其一，面临大部亏损甚至有的是全行业亏损的整个矿业和冶金工业（多是国企、也有少数大型私企和众多中小私企），是不亚于制造业的关停减薪裁员大潮的重灾区，约涉及2000万员工。一份在2015年10月份披露的矿业界调查报告《中国矿业及后端产业关停倒闭大调查》显示出煤炭、钢铁、铜行业、电解铝、建材、及其他有色金属都发生了大面积亏损，大量企业关停、破产，没倒闭的也大量减薪。 ①例如煤炭行业：内蒙古一半煤矿停产，部分大型煤矿和地方煤矿平均降薪率已达50%；20省区煤企下调职工工资，大多降幅超30%。——全国90%煤矿亏损，近百万人就业受影响，报告认为这将持续到2017年。 ②例如钢铁行业：山东临沂地区铁合金、焦化、化工、水泥等共57家企业关停，近6万人下岗；攀钢集团成都钢钒公司关停，1.6万人下岗分流；山西最大民营钢企破产重整。——钢铁全行业亏损，行业负债率70%，全国上百家钢厂关闭，报告认为未来三年近1/4钢铁产能将淘汰，数十万人工作面临威胁。 ③例如铜行业：年产10万吨精炼铜的烟台鹏晖铜业因耗尽现金停产；中国最大铜企江西铜业上半年净利同比下降19%，被迫减产10%。——全国14万人就业的900铜矿企业过半数亏损。 ④例如电解铝：2002年产能就开始过剩，2014年亏损产能达1969.5万吨，全行业亏损面达90%以上。 ⑤例如建材行业：全国建筑行业出现较大幅度下滑，除一线城市以外，二三线城市均非常萧条，约70%城市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迷，受此影响，水泥、玻璃等建材行业需求量大幅下降，建材相关行业大面积亏损。 ⑥例如氧化锌：国内现有300多家大小氧化锌生产厂家，产业综合开工率60%-65%。据统计1-9月国内氧化锌行业开工率仅52%，同比下降6%。 ⑦其他矿业及冶炼加工行业也面临同样的形势，整体来看，全国2/3以上的矿山面临亏损，3/4的冶炼行业面临亏损，这两大行业从业人员逾2000万，大批从业人员就业面临威胁，未来两年，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以上部分大型企业的关停、裁员及减薪、半死不活的欠薪，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潮。例如：10月12日甘肃兰州，隶属于大型国企中国铝业集团的连城铝业倒闭，4千多工人生活无着；10月14日起江苏扬州市仪征市国裕船舶2000工人持续罢工一周追讨4个月欠薪；10月19日云南曲靖市越钢集团（民营500强之一）负债24亿，拖欠6800工人两个月工资及一年半社保，工人上访遭特警打压；10月20日江苏张家港市华尔润玻璃（私企巨头）倒闭，近万人失业，上千工人游行遭警镇压；11月2日新疆哈密市潞安煤化工公司上千矿工罢工，抗议工资太低月薪仅千余元还取消季度奖；11月3日辽宁朝阳市喀左县的明鑫铸造拖欠2千工人大半年工资，工人到县政府讨薪；从11月9日开始，陕西汉中钢铁厂5千工人被放假在家，还被拖欠数月工资及十年社保和上亿集资款，数百工人多次围堵县政府；11月14日河北唐山市迁安市的松汀钢厂停产，拖欠6千工人7个月工资，工人一周内多次游行围市政府；11月20日河北唐山滦县兴隆钢铁停产，上千工人追讨7个月工资；11月29日湖南娄底市涟源市的斗笠山煤业破产关闭，2千矿工市府讨薪、要求清算，大批警察到场戒备。 其二，制造业也发生了一些较大规模的减薪和裁员。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的制造业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和流动性，尤其是沿海制造业往往是大量工人进进出出，一般来说企业只要宣布不招工、放掉要辞工的人就可以达到减少雇工的效果，甚至一些企业通过减少加班来迫使员工主动辞工（当然这属于变相裁员），所以直接的裁员较少发生。在21世纪初以来，由于出口与消费需求旺盛以及一定程度的“用工荒”，减薪的情况更是较少发生。然而制造业在2015年出现了更多的、且较大规模的减薪和裁员，因此这也是一个不寻常的特点。这样不寻常的减薪和裁员，也引发了工人的抗争，其中不乏一些引人注目的大规模抗争。 例如，12月3～5日四川成都金花镇：多家鞋企数千工人联合罢工游行，抵制鞋企老板联合降低工价，遭警镇压。…… 其三，值得高度注意的是铁路、石油等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也出现大范围降薪。其中，2015年铁路系统出现连续几个月的大范围降薪（主要在北方地区），并且2015年最后几个月从辞退劳务派遣工开始了初步的裁员动作。2015年中石油全员降薪15%，一线员工的月薪仅1800元。中石化胜利油田2015年首次亏损，亏损额超过92亿元，而且关停了4个小油田。随后，延长石油也因为巨亏，停产了部分油田，并出台了减员降薪等措施来应对困境。更早在2014年底，中石油就发文要求总部机关奖金减少20%，并取消一切福利。 其四，中央政府专门下发文件支持国企降薪，美名其曰为“效益下降企业工资总额必须下降”。 我们注意到在最近数个月的许多报道中，部分主流媒体还是用“盲人摸象”式的方式报道2015年的关厂倒闭潮。例如不少媒体仍然老调重弹地报道说，关停倒闭的主要都是沿海的制造业；还有的媒体借机愤愤地说，倒闭的主要都是私企、外资，仿佛国企工人还高枕无忧；更有些媒体说，倒闭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甚或只是某几个行业。主流媒体也许并不真的这么蠢，只是它们为了和谐化，或者是为了各自的资本利益，或者为了推销类似转型升级的观点、或诬蔑工人工资增长太快。但工人决不能听信这些主流媒体的愚蠢观点，更不能坐井观天以为减薪或裁员仅仅只是本单位领导的昏聩做法，而要看清目前工人阶级危机趋势的全面性和严重性。 从今年2016年年初人民日报多次谈论“下岗”和中央多次高调大谈所谓“去产能”（还列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的重心）来看，上述关厂、倒闭、减薪、裁员潮虽然已开始严重影响部分工人的生计，但显然还只是全面危机的前奏。工人阶级必须高度清醒了。 （二）欠薪讨薪的显著增多及警察暴力趋向致命性 中国建筑工人的被欠薪与讨薪年年有，而且春节前夕的年关前后是高峰期，这已经成了全中国众所周知的全民共识。伴随着2014年秋冬以来的房地产经济遇冷，资金链断裂比往年更为严重，导致中国建筑工人遭遇欠薪和讨薪的情况在2014年底、2015年初以来急剧增多。 根据草根网媒@wickedonnaa 的月度统计，2015年1月份群体事件一共2796起，其中欠薪占引发原因的43.4%；2月份群体事件一共4951起，其中欠薪占引发原因的73%。根据这两项统计合计，2015年头两个月，仅根据网络上披露的数字，工人欠薪事件就发生了4827起之多！ 山西太原警察打死河南讨薪女工周秀云案就是在欠薪讨薪潮空前增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一发生在2014年12月13日的讨薪命案半个月后才开始受到大众关注，很快就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网民、地方大报、中央媒体纷纷关注，市公安局、省委书记接连回应，劳工学界、律师界、泛左翼群众先后各自联名。然而，袒护杀人警察及涉事工地所属建设单位“山西茂翔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承建商是山西省属国企山西四建集团）的幕后庞大势力却极力顽抗被打死讨薪女工家属的指控，甚至反咬一口说被打死的讨薪女工是在袭警，并且公开攻击省委书记的指示，以骇人听闻的手法串联全国各地警察援助太原杀人警察，指示太原的公安和法院打压被打死讨薪工人家属。 我们在追踪周秀云案幕后的警察辩护势力时曾注意到，在2015年5月2日黑龙江访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遭警察公然枪杀事件之后，有一群网友（其中部分就是警察）类似在野游说集团那样积极鼓吹效仿美国警察，扩大中国警察使用枪支对付民众的执法权。这些积极鼓吹扩大警察开枪权力的野心家们，也提到过讨薪女工周秀云案。事实上，在周秀云案中，曾担任解放军驻晋63军“警卫连警卫排长”的警察王文军使用了一个专业制服敌人的动作，拧断了周秀云的脖子（在焦点访谈中有明显的“咔”的一声），这与开枪一样都是置人于死地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警察在工人示威中开枪已经有过先例。2013年10月23日深圳石岩万大工业区金良华时装有限公司（老板跑路）三四十名工人为讨薪堵住工业园门口，警察为了制止工人群殴工贼而鸣枪（见新青年每日工界视角P30-#594）。但这样的例子还是很罕见的。 令人惊讶的是2015年在警察打死讨薪女工并有一大波警察极力为杀人警察辩护开脱、乃至徐纯合案引发部分在野游说集团扩大警察执法权呼声之后，在劳动者集体抗议中竟然出现了三起警察鸣枪事件（其中第三起最恶劣，直接向罢工出租车司机开枪，打伤一名司机）： 2015年9月23日河南省郑州巩义市：大峪沟煤业红旗一矿上千工人堵塞310国道追讨拖欠了近半年的工资，警察出动殴打工人并抓走20多人，对天鸣枪三声。 2015年11月23日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云南大春盛房开公司镇压农民工讨薪，特警鸣枪六声。 2015年12月8～10日山东省临沂市：上千出租车司机罢工抗议专车抢客源，特警开枪伤人。特警向集会的出租车司机连开三枪，其中一枪击中一名女司机，打穿其腿部大动脉。 另外还有一起并没有鸣枪，但使用了枪支进行威慑，而且也是滥施暴力：2015年9月7日重庆市酉阳县麻旺镇的麻旺中学，一名教师因醉酒后大声放音乐，遭警察持枪进校暴打，手臂被当场打断。次日，教师、家属等约300人围堵麻旺派出所讨说法遭警察镇压，多人被辣椒水喷伤，2人被抓捕。 关于辣椒喷雾乃至催泪瓦斯，2014年9-10月香港雨伞运动中曾经大规模使用过。虽然官方宣称催泪瓦斯对人体没有危害，但可以对人的眼睛、面部皮肤、呼吸道造成强烈的如火烧般的刺激。而含有毒剂-西埃斯的催泪弹使人流泪、喷嚏不止，严重可致人死亡。国内2013年5月就使用过催泪弹，对付的是罢工工人。 2013年5月23日上午，位于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的大型国企中兴通讯下属睿德电子厂全厂800员工大罢工、堵路，抗议资方搬迁没有合理补偿，当局出动数百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携带多头警犬到场维稳，据传警方施放催泪弹、暴打工人、强逼工人回厂。不过工人没有屈服，第二天工人继续罢工，数百工人举横幅一路遊行至南山区政府，又遭到特警阻拦。 除了辣椒喷雾和催泪瓦斯，中国的资本家还在努力开发更具有致命性的武器帮助政府对付抗议民众。2015年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成果展上，大型央企保利集团开发了一款运作原理类似家用微波炉的微波定向能量武器「WB-I型防暴拒止系统」，可透过发射微波束，加热人体皮肤上的水分子，让人产生强烈的剧痛及难以忍受的灼烧感，迫使聚集人群逃离。 （三）2014年10月以来警察进厂打压罢工的恶性事件显著增多 （备注：见新青年专辑帖【没堵路，没游行，光罢工就被镇压】http://t.cn/R73rB34 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全年记录了一共36起这类工人集体抗争案件） （四）南方劳工NGO及其影响的罢工受到空前强压 （注意：工评社从来不把自己定位为劳工NGO，始终只是情报观察和分析研究平台，读者在阅读本节时须明知这一点。） 劳工NGO是世纪之交（1990年代后期、21世纪初）沿海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活动需求与工人维权兴起的产物，但长期以来的活动以探访工伤工友、个案法律咨询或代理文书、职业安全教育和宣传、为工人组织文艺娱乐活动为主，且多数集中于拥有数千万流动工人的资本主义前沿地带——广东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有劳工NGO公开地、持续地介入工人集体维权。2010年本田系列罢工与持续一年的本田劳资集体谈判的成功，成为一个转折点。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用工需求的旺盛，以加薪为主打的沿海工人斗争至少从21世纪最初几年延续到2014年，这成为劳工NGO介入工人集体维权的有利背景。 有公开记录并流传为范例的劳工NGO介入工人集体维权事件之一是2011年5月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开始介入广州番禺恒宝饰物有限公司工人争取社保的集体维权，由此案例的成功，短短几年间在广州番禺区形成了成批成规模的工人争取社保行动。若从2011年算起，直到2015年，中国的严格意义上的有组织工人运动也不过走到了第五年。但就在2013年以来（亦可说是自中共第十八届新政权上台以来），这种劳工NGO及其支持的初级工运遭到了越发严重的打击，直到2015年这种特别针对劳工NGO影响的工人集体维权的打击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统治者打击劳工NGO影响的工人集体维权，显然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集体维权打击的一部分。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总有人以为劳工NGO很特殊，统治者才对它们特殊照顾，仿佛其他工人集体维权或其他工人自组织不会受到攻击似的。而实际上，从2013年以来统治者首先就是对一般的罢工打压升级，更密集出动全副武装的特警和防暴警察、乃至警犬、催泪弹；而对劳工NGO影响的集体维权的打压升级，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明显的转变首先出现在2013年5月以来，广东的特警频繁调遣镇压多起工人大规模游行或堵路事件，在这一背景下，深圳石岩迪威信家具厂数百工人被抓捕，其中兼有劳工NGO志愿者身份的迪威信老工人、工人谈判代表吴贵军被关押长达一年有余。2013年8月，已坚持抗争三个月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工人集体行动（打工族和劳维律所公开介入的案例）被镇压，孟晗为代表的12名医院保安被关押了8到9个月。2013-14年，广深两起维权工人被刑拘案，既意味着工人罢工权、集体抗争权利遭到政治性的打击（其中吴贵军在其后的官司中推翻了罪名并赢得国家赔偿，而孟晗在2014年4月被定罪、2015年4月二审维持原判），也意味着劳工NGO影响的工人集体维权开始遭到直接的打击。在此，再引用劳工律师段毅在2015年初的一段微博言论，更能说明对NGO所影响的维权工人的代价是对整个工人阶级愈演愈烈的打压的一部分：“2014年，13名工人代表被刑事起诉，9名工人代表被刑事拘留，不少于240名工人被行政拘留，不少于1000名工人被拘传和临时关押，不少于2000工人因参加集体行动被报复性开除。” 但2014年劳工NGO影响下的工运还是更顽强地增长起来了，而统治者的打击似乎显示出一定的特定性（主要打击出了厂门走上街的抗争以及规模特别大的罢工），仍较大程度容忍着劳资之间的冲突而不过多干涉。但是在2014年10月香港雨伞运动之后，情况开始改变。10月22日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出台了《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引起了当地媒体和各类NGO（包括劳工NGO）的忧虑和热议。10月底又公布了拟于2015年1月正式施行的《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全文，针对NGO接受境外经费做出严格限制。这些压力对于劳工NGO相关联的工运是直接生动的：2014年11月3日广州番禺新生鞋厂集体维权的7名工人代表被刑拘，2014年12月深圳观澜庆盛皮具服饰厂近千工人遭暴力镇压——警察闯进工厂殴打并驱赶工人进车间、又持续多日驻守车间监视工人复工，这两起工人集体维权都分别有不同的劳工NGO公开介入。在2014年12月底，公开介入和推动广州利得鞋厂2700多工人两次大罢工和集体谈判之后，打工族服务部工作人员和利得厂工人代表遭到了警方密集的传唤讯问，打工族服务部办公室还遭到了暴力的威胁和骚扰（参见当时工评社的报道《劳工活动者屡遭暴力袭击 上千人联名要求警方惩处》，2014-12-29）。 2014年11月广东工运就明显开始恶化，接踵而来的2015年成了劳工NGO自四、五年前向工运型NGO转型以来最艰难困苦的一年。这又可以具体分为三个表现： 其一，劳工NGO所影响的工人集体维权运动受到空前的压制。 例如3月份开始的中山翠亨制包厂（日资）工人罢工一开场就遭到如临大敌的警察列队打压，整个工人斗争过程，警察乃至黑帮暴力如影随形，资本家和当地政府联手营造白色恐怖的阵势前所未有。1月中旬开始的深圳龙岗水谷玩具厂（日资）工人罢工，保安公司大批保安进厂打压工人。6月份开始的深圳庆盛皮具服饰厂第三次罢工更是一开始就被莫名其妙地刑拘了工人代表吴桂花，指控罪名竟然是“妨害公务袭警罪”——正好与2015年3、4月间太原杀人警察辩护律师指控被打死讨薪女工周秀云“袭警”遥相呼应。在庆盛工人6-7月份罢工期间，资方及政府警察的打压手法更是花样多端、规模空前：政府出动大批警力将百名上访工人从广州抓上车遣送回深圳厂区，没收工人众筹募捐银行卡，威胁断水断电和威逼工人签字，封杀工人微博并组织网络水军攻击工人，封杀所有声援工人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现在回过头来看，庆盛工运事件甚至已经成为以微博为媒介的短暂得不过两三年的“劳工新媒体网络时期”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在庆盛工运之后，劳工NGO影响的工人集体维权明显减少，最后亦是最近有公开报道的这类案例是2015年11月19-23日广州市花都区13个加油站70多名工人联合维权与2015年11月26-27日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街环卫工人罢工维权（取得成功），而在逢源街环卫工罢工结束一周后，协助这些工人维权的打工族服务部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即12·3打压劳工NGO工作者案）。 其二，部分劳工维权组织被撤销、关停、注销。 2015年6月23日，广州番禺向阳花社工服务中心收到告知书，得知民政局将对其撤销登记。向阳花是2011年底成立的一个女工服务组织，最初还得到过广东省和广州市妇联及市团委的支持，但后来转向工运型的劳工NGO组织，遭到政府越来越大压力。例如2013年5月，日立工厂的300多名工人在向阳花协助下，成功要求资方补缴社保和公积金。次月就遭到政府街道办和房东逼迁。2014年5月向阳花协助广州胜美达电子厂工人建立工会（该厂一共有6千多名工人，女工占多数）。2014年12月向阳花协助石基腾麒机械厂工人争取搬厂赔偿的集体维权，在付出了6名工人代表被拘留5天的代价之后，向阳花协助工人与厂方协商成功，并协助工人起诉番禺公安分局，最终赢得官司。向阳花就这样一步步成为资本家和政府痛恨的对象。 2015年6月，佛山唯一的劳工工伤维权NGO——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被佛山市民政局指出其有超出章程规定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情况，并在8、9月间审计南飞雁的财务报告；同时，南飞雁运行的几个服务点分别被关停和终止合作。南飞雁并非是工运型的NGO，而主要是做工伤维权，以及外来人口社区服务、流动儿童教育支持、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和救助站等。南飞雁创办者何晓波是有着近十年NGO从业资历的劳工工作者，曾经获得佛山市政府颁发的丹桂勋章、十佳社工，南飞雁也曾获得佛山市公益慈善之星红玫瑰奖等荣誉。然而这样的劳工NGO组织也遭到了打压。 2015年7月庆盛工人维权期间，公开介入庆盛工人维权的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的抹黑，庆盛厂方幕后的资政势力将劳工律师与“7·10”以来被打压的锋锐律师事务所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指控庆盛工运介入团体是“背后黑暗组织”“反势力组织”，指责“幕后推手的煽动和挑唆”。不久后，劳维律师事务所竟注销掉了，存在了整整十年（2005—2015）的劳维律师事务所名存实亡，劳维主任暂时淡出江湖，直到“12·3”打压劳工NGO案后才浮头。严格来说，劳维律师事务所不能算是劳工NGO，因为劳工NGO是非盈利的组织，多还是比较草根的，劳维毕竟还是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还是具有盈利的本性，且由专业精英组成。但劳维律师事务所很特殊，它不但誓言专为劳工维权，有明确的介入工运（集体谈判）导向，而且近几年与越来越多劳工NGO合作共事，它的淡出与同时期其他部分劳工NGO的夭折有着同样的原因，因此这里将其列出。 其三，部分劳工NGO工作者（绝大多数为工运型的劳工工作者）遭到空前的打击。六名劳工NGO骨干被指控刑事罪名（至今未撤销），邓小明、彭家勇、朱小梅、何晓波陆续得到取保候审，但曾飞洋、孟晗至今被羁押，其中孟晗的老父母居住地多次被广东有关当局逼迁——暴力骚扰、打砸、停水停电、恐吓威胁。 （最新消息是2016年3月底铁路工人维权积极分子李伟杰出境办事时遭到阻拦，竟被口头指控“涉嫌刑事犯罪”，4月初致函出入境管理部门及郑州铁路局，被后者告知“案件正在进行中，不便告知”，疑为进一步打压劳工积极分子的前兆。2016年4月中，深圳时代女工服务部开始遭到警方调查。） （五）刑事打击劳工自发组织维权骨干明显增多 在劳工界之外有一种私下的但很典型的误解，即认为劳工NGO被打压只是意味着劳工NGO这种特定形式遭到了打压，但劳工还有其他的组织形式并不受影响，还可以自由选择。诚然，劳工为了更好地起来抗争，仍然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自组织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以为集体行动的其他自组织就不受影响，那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2015年对劳工NGO打压不断升级、尤其是“12·3”打压多名劳工NGO骨干后，祖国各地警察狗腿子备受鼓舞，放开手脚维护资本家利益，放手打压工人的自发组织的维权骨干： 2015年3月18日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由于400名工人长期维权仍未拿到钱，还在施工工地的电工周勇刚切断电源，断电罢工，引发一群来历不明的保安殴打罢工工人，周勇刚被打但未还击。群殴事件后第11天，周勇刚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全体工人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申请，使检方提出不构成寻衅滋事的监督意见。但警方又改为“涉嫌故意伤害”罪名。 2015年8月26日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该市公安局以“杨某山等人连续多日指使施工队二十余名民工聚集在原平市市委门口，采取站人墙、静坐、拉横幅等方式围堵市委大门阻拦工作人员进出，25日晚不顾劝阻在市委办公楼内携带行李强行留宿。其聚集围堵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委市政府的办公秩序，并造成市区前进西街交通阻塞”为名，以“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的罪名对杨某山等6名讨薪工人刑事拘留。 2015年12月14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东湖北路有二十多名工人拉横幅堵路讨薪，余杭警方迅速刑事拘留2名带头工人，行政拘留7名积极参与工人。 2015年12月17日陕西省洛南县：30名讨薪农民工在县政府上访时遭到警察打压，有6人被刑事拘留，14人被行政拘留。与他们一起一共有60名工人从2013年底就开始讨薪，讨薪两年只拿到65万元，还有165万元工资没有拿到。 2015年12月17日江苏常州市金坛区：30多名农民工前往金坛建工集团讨薪，据工人反映，“警察到后询问情况，唐九林（61岁）一直是带头说话的，几名警察就押着唐九林往车上拽——先是两名警察押着他的胳膊，因为唐九林一直挣扎，又有两名警察上前扣住唐九林的脖子往车上拽，这过程中唐九林突然瘫倒，脸色煞白”，随后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与被太原警察打死的讨薪女工周秀云案一样，老人的家属多次要求查看警方执法记录仪却遭拒绝。老人女儿等四人反而因“编造、传播警察将农民工活活打死等虚假信息”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个细节或也能说明形势明显恶化，如果周秀云案推迟一年发生，也许那些指控太原警察拧断周秀云脖子的网民可能全都会被指控“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呢。） 2015年12月20日甘肃省武威市：多名四川籍工人到市政府上访讨薪，遭特警打压，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以这些工人10月份以来多次上访、堵路以及“拒不听从接访人员劝解，肆意辱骂政府工作人员，追逐殴打保安，严重扰乱了政府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为由，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对3名讨薪工人刑事拘留。 2016年1月27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市：奉化公安局莼湖派出所抓捕两名讨薪工人，由于他们组织20余人采用堵门、拉横幅和拦路的方式讨薪，被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刑事拘留。 以上都是建筑工地的民工讨薪。在工厂抗争中，似乎尚未出现与劳工NGO毫无联系的自发维权骨干被刑事拘留的情况。但是警方也更多地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方式以削弱抗争的组织性，例如在2015年10月7日～11月12日长达一个多月的深圳福永骏达、汇利近2千工人大罢工中，工人谈判代表至少三次被抓，一直遭到胁迫和控制，最后同东莞裕元鞋厂罢工和深圳观澜庆盛服饰厂罢工一样，警察把签了字的工人赶进车间里。工厂工人也会上街游行、集体上访甚或堵路，但就游行和上访而言如果他们人数较多（几百人），或者堵路不在市区要道，暂时还不会遭致刑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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