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知青下乡？

三、现在情况

　　知识青年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从事物质生产，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正确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后，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责任、奉献”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和农民群众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现在有一大批当年曾经在农村战天斗地的老知青在退休后又重返“第二故乡”，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充分说明这些知青当年接受的“再教育”是成功的，上山下乡这条培养接班人的道路是有效、正确的。他们的事迹经过媒体和各种途径在各地传播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中国梦知青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搜集到了一批已经进入老年的知青帮助农民兄弟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小康社会，甚至返回第二故乡的事迹，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依然在不懈地做着推动社会文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工作，脚踏实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位患有严重胆囊、肾脏病的上海知青，被医生严令提前病休，宣判生命期只有五年，他回插队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镇三好村养病。应农民们强烈要求，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他，抱病挑头，重新组织合作社，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办起了合作社，经过短短二年奋斗，2014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千多元，提高到一万三千多元，他自己却倒在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岗位上，顽强拼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连的一名知青，是第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和食用菌三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300多万元，一分工资也不拿，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均1万元的收入。

　　原插队黑龙江逊克县山河村的一位北京女知青带着自己卖掉的遗产获得的几十万元和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伴回到第二故乡，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分别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董事长(社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入比去年有明显增加。2015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四千元，提高到一万四千多元，翻了二翻。

　　原插队山西山区的一位北京女知青，1975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曾经插队的农村。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的舒适工作，离职舍家，到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山西省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开发式的扶贫，经过17年不懈坚持，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建学校，修路取得了不小成绩。最近因工作劳累患了脑梗，不得不回京休养。

　　当年，作为带队教师带领知青插队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农村的天津农学院原副院长，70岁时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毛家山，在那里重新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现在毛家山农村成为了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典型。

　　曾下乡北大荒农场的上海的一个知青，退休后带着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农场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生态的优质大米。60多岁的他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几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原下乡在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乡的一位许昌知青，谢绝了许昌市的邀请和优惠条件，把自己在广州的工厂搬到广阔天地乡自己原来插队的生产队，把几十名农民培养成了工人，使郏县第一次有了出口创汇企业。

　　一位郑州知青插过队，当过兵，担任过厂长，在体制改革时却成了空有人事关系，却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社保的“三无人员”。他凭借当年在周口地区太康县板桥青年农场插队时科学种田，一颗红薯收获56斤的经验，重操旧业，再种红薯。在种植传统红薯没有销路的情况下，他走访省农科院学习研究，开始种植脱毒红薯。成功后，又开始义务推广脱毒红薯种植技术，十几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行程50余万公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跑废了3部新车，在国内十几个省市帮扶建立了上百个种植基地，推广面积达到几十万亩，培训人数超过万人。他不以盈利为目的，从秧苗供给到种植技术，到销售渠道，到深加工，为全国薯农提供全面服务，使他们能够靠种脱毒新型红薯致富。

　　一位聋残4级并患有中度帕金森症，爱人下岗，62岁的北京知青，是普通工人。2005年，回到当年插队的延安地区黄龙县柏峪乡五角树村，看到村子仍旧贫困，全乡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决心想办法帮助第二故乡摆脱贫穷落后现状。他自费将安排五角树村书记两个人的差旅、食宿、交通费，带领他们参观、学习北京农村的农家乐，把自己家唯一的一台电脑给了农村。因为在延安-北京的不断奔波，劳累 ，2011年10月突发心梗，做了3个心脏支架，2012年回京后又三次住院抢救，心脏搭桥，在安装脑起搏器后，又经过艰难曲折几年的努力，柏峪乡的旅游项目终于立项。他历经磨难，在县、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知青们帮助和村民努力下，黄龙县柏峪乡的“农家乐”终于一家一家开了起来了，游客也越来越多，第二故乡脱离旧的农业经济模式，成为靓丽的旅游风景区，实现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梦想!

　　天津一位知青，2002年只身一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山沟——天津市蓟县下营镇大平安村，出任大平安村总策划，13年来，他对村民和农村发展的资助达到10万元。在他的推动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山村成了“文明生态示范村”，“农村旅游专业村”，“民俗文化特色村”。 现在这个仅有90户人家309口人的“百米小村”，2014年春、秋两季仅旅游一项收入就达500百多万元。

　　曾下乡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广州知青，先后捐资超过1300万元,为海南红光农场兴建了小学综合教学大楼，为农场中学兴建教师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

　　内蒙兵团五师四十一团的625名知青，集资300万元在锡盟和西乌旗各级政府的大力协助下新建129眼机井，解决了高日罕3000多牧民、4000头大畜、12万只小畜的饮水困难，彻底改善了牧民的饮用水水质。

　　当年在内蒙天顺营子插队的北京知青，集资为村里架起了一座30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解决了村民们出行难的问题。

　　曾在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地区的科左中旗舍伯吐公社苏木大队插队的一位北京知青，1998年听说插队的地方遭受洪灾，便立即携夫人去内蒙探望慰问。除了捐款捐物外，他还把二十多个老乡家的六十多个孩子分三批接到北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亲自帮助他们安排吃住和找工作。

　　2003年天津130知青及其子女集资16680元，在内蒙科尔沁草原建起了130亩“天津知青林”，治理土地沙化，让草原重新绿起来。现在科尔沁草原深处的这片“天津知青林”已经成材，价值60万元。年已花甲的知青们决心用这些钱卖更多的树苗，扩建出5000亩防风固沙的知青林。

　　这样的知青不在少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曾经的农村生活使他们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深深地懂得，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村问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实现远大理想，只有脚踏实地从现在开始去做。

　　上海《新民晚报》2012年9月25日刊登了原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的河南女知青贾爱春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结伴回到曾经插队的村子，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的先进事迹报道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看到后，在报纸上直接批注：“读完此文，既敬佩又感动，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试问，在当今的社会风气中，有哪一个群体中能够出现这么多像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知青们一样的人：在退休后，放弃优越的生活，带着自己的钱，在穷山恶水中，在冰天雪地里，身体力行地帮助与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农民?知青中的很多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帮助与自己个人利益毫无关系的农民，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是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这些时刻关注群众利益的知青都是这个“事业”的接班人，是当代中国的优秀群体。

　　帝国主义用和平演变的手段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亡党亡国，目

　　前更是对中国加快了“演变”步伐。现在，通过上山下乡培养接班人的现实意义更加明显，是让青年人永远和劳动人民心连心，抵制“和平演变”，防止苏联解体的历史在中国重演，使工农丧失主人翁的地位，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的问题。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并不是专家专政、知识分子专政，而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取代士大夫阶级

　　和专家集体，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35]。

　　现在党中央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中有4个有过知青经历，中央委员里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志有过知青经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经历过上山下乡锻炼的人更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更有利于领导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2013年1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于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36]，所以习近平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党中央现在提出的“走群众路线”，“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方针，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上山下乡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当时的国际环境是“要准备打仗”。苏联在北部边界屯兵百万，美国建立了东南亚联盟包围了中国的东南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如果一旦战争爆发，敌人首先要摧毁你得大中城市，打掉你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消灭你得工业基础设施。可大中城市，正是学生们最集中的地方，战争必将伤害他们，把学生们疏散到广大农村，保存这些有生力量，就能很快恢复战争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