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知青下乡？

　　3、医疗卫生方面

　　也正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医疗状况得到改观。

　　1974年5月，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兴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23]例如，在延安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孙立哲在窑洞里做了一千多例外科手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经过权威医学专家的实地考察，认为他达到了本科毕业有4年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的水平。杭州知青孙文珍在北大荒接生了近千多名婴儿，因长年忘我工作，身染疾病，逝于北大荒。

　　知青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为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是无法用几百亿金钱来衡量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切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地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明显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完全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一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文明程度的提高。

　　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知青修的电站现在还在发电，知青修的水库现在还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现在还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现在还在通车，知青开垦的荒地现在成了粮仓，知青种植的橡胶树现在还在出胶，知青抢救的病人现在还在健康的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知青教过的学生现 在已经走上生产或科研的一线、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知青英烈现在还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迹现在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

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他们看到用武力已经无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提出了对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沦为他们附庸的设想，而且立即采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把把资产阶级“个人利益至上”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思想渗透，输入中国，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新中国，鼓吹“人性论”和“普世价值”，企图摧毁我国人民的共产主义信仰。并在中国寻找、培养其代理人，以实现其目的，

　　现在依然如此。

　　1959年毛主席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指出：“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24]“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25]

　　能否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始终保持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挑战。出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的青年一代身上，指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26]另一方面生长在新中国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27]并且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28]。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制定的 “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

　　社会主义觉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的实践中来。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造成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争”最突出。青年人只有到农村去，经受大风大浪，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贫穷，感受到青年一代的责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这和中国传统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处于农耕社会的封建统治者就懂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艰苦环境中来培养接班人。

　　甚至蒋介石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29]并且说：“凡是能够到乡下去服务的人，一定是有志气的青年，凡是能够牺牲个人安乐而去助人的人，必定是最有血心的第一等人格。”[30]

　　阎锡山的父亲曾经对他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31]

　　历代统治阶级都看到了，培养接班人，只能让他们年轻时去经受磨难。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悖的，所以不可能践行这种正确的认识。

　　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就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谋利益，所以能够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来培养接班人。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一例外，年轻时都经受过磨难 。

　　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出发，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一贯提倡青年人到实践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周恩来总理1963年6月29日7月10日在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说“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32]之所以被周总理称为“大事”，因为《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传统的所有制决裂后，必然要与传统的观念进行决裂。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依旧非常强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农民，这些旧观念占据着不少人的头脑，影响着青年一代，使得“和平演变”存在思想基础。

　　存在决定意识，由于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没有经历过推翻“三座大山”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不可能自然具备和革命前辈一样的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大批城市青年学生，脱离工农群众，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知道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和诉求，不“接地气”。“文革”中学生青年表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问题。因此要他们承担“接班”的重任，首先就要使他们思想感情转变到工农一边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根本的问题。

　　在中国，农民人口最多，农村面积最大，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村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关注三农”问题，“精准扶贫”的要求……至今都是中央关注的问题。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到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去，而当时的农民由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长期受剥削、压迫，生活贫穷，农村面貌落后,这一切都急需进一步改变。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方面的矛盾、斗争在那里最为尖锐、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正是这样的战略思考，毛主席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一方面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发挥“有文化”的作用，一方面要求知识青年以“劳动者”的身份在“三大革命”中向农民学习，培养“社会主义觉悟”， 摈弃“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使千百万知识青年转变思想感情，永远牢记农民群众，不忘本，真正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年轻人的培养，因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斗争”中来。

　　上山下乡为城市青年学生提供了了解中国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基层，了解国情的绝好的机会。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需要靠具备一定先进文化知识的青年和农民群众一起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知青经受了磨砺，懂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

　　也正是在和农民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知青们通过农民的行动，学到了他们在几千年农耕社会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反复搏斗，与历代统治阶级顽强抗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经过大浪淘沙，一批能够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接班人脱颖而出，保证了我们社会主义不变色。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点。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践，对现今的教育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除了课堂的书本教育，必定包括实践的内容，“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的品格”[33]。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解放劳苦大众，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在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受教育者不深入工农的生产和生活，就不会知道他们真实的疾苦和需求，思想感情不转变，就无法实现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也无法实施以人民利益为主体的改革开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实现这个目标的主体依然是广大工农群众，因此历史要求知识青年继续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否则无法担当如此大任。中国的先哲早就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了，不一定采取当年上山下乡的形式，但这种教育理念是不应该放弃的。

　　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干部从学校开始就脱离劳动，脱离广大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被“和平演变”，只代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背叛了马列主义政党的宗旨。

　　我们必须牢记这个教训，从学校开始就要求学生深入生产实际，深入工农群众，参加劳动，实现其世界观的转变。

　　而使千百万知识青年，永远牢记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农民群众，是关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能不说是“大事”。并且指出，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地教育改造[34]。可见，是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及对知识青年的期望和培养。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1968年12月22日公布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

　　就是要青年学生到实践中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克服缺点，通过大浪淘沙，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仅从毛主席关于“再教育”的指示将大学毕业生也列入其中，可以看出上山下乡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接班人，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不存在就业问题。

　　“再教育”是在现有的“教育”已经进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人的知识是由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城市青年在学校里接受了书本知识的教育，缺乏实践知识，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状况。而工人农民最有实践知识，他们的

　　生产、生活状况，最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所以毛主席提出了 “再教育”问题，目的是使广大城市青年能够了解国情，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的新一代，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农民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搏斗，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顽强抗争中形成的。农民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载体，只有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劳动人民的伟大，学习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广大知识青年在与农民朝夕相处中，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传递给知青，影响了知青，教育了知青。现在，知青中看不起农民，看不起体力劳动的人几乎没有，说明大多数知青已经摈弃了“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本质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中国最大的劳苦大众群体在农村，中国革命的基础在农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了解了农村、农民，才能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