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知青下乡？

　　高中毕业生能否都上大学呢?由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缺少资金，而受教育的人数激增，我国1965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2%[⑦]，1970—1985年大学毛入学率停留在1%左右，1986—1991年在2%左右徘徊，1995年达到5%[①]。

　　新中国成立时，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几经调整，到1966年全国有高校434所，到1989年有1075所[⑧]。所以，高中毕业生也大多不能上大学，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还是这样。

　　从上面的表中还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大量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安排工作。

　　能否都安排到工矿企业呢?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增加一个劳动力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增一人需要20000元[⑨]。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为例，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为850亿元，重工业所占比例为51.1%，轻工业占4.4%，其中还有续建工程[⑩]。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还剩下340亿。按照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剩有173.74亿，轻工业剩有14.96亿。即便全部用来安排知青，轻、重工业总共能安排110.81万。“老三届”的一部分就被安排到了工矿企业。“老三届”总共1001.6万，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安排所有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工厂去的重要原因，也说明能够向农村输送知识青年去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当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固定资产投入1400多亿时[11]，为了满足工业战线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知识青年从农村一批批有计划地被抽调出来，我所在的大队到1975年底知青全部回城了。到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固定资产投入2200多亿[12]，1979年回城的知青达到1490.46万[13]，占到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14]的83.9%。1980年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了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可以不下。”[15]宣告了上山下乡即将停止。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加速，城市有了更多就业岗位。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固定资产投入3300多亿元[16]时，1981开始各地基本立足于城市消化中学毕业生。此时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插队知青只剩96万[17]，占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的5.4%。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投入850亿[18]与地六个五年计划投入3300亿的比较中可以看到，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返城、结束，完全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逐步解决农业发展这个主要矛盾，人均占有粮食能够基本满足工业快速发展，生产要素中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方向改变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坊间所说的，是一部分知青“闹”出来的。

　　表面上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政治运动，而实际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事实又一次说明了，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1968年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起来是由于“文革”造成的，而实际上是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基本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粮食没有过关，工业无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依然需要大力发展农业。

　　当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基本建设投资达到3300亿时，工业岗位更多了，中央宣布上山下乡结束。由此可以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三)实际效果

　　1、农业方面

　　由于大批知青的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总面积增长42.5%;粮豆总产增长51.3%;大牲畜存栏增长31.3%;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增长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仓”。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第一年就生产粮食200万公斤，6年来，农业团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把那里建设成了粮棉生产基地。更有云南兵团的知青和当地农工通过搞科研，打破了橡胶只能种植在北纬17度线以南的世界共识，将橡胶种到了北纬22.9度，扩大了我国橡胶种植面积，胶片产量比兵团组建前增加58%，改变了这种战略物资依靠进口的状况。

　　在知青柴春泽的推动下，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从1975年试种50亩水稻开始，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现在达到了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了20万亩水稻，亩产也由过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山东省垦利县黄河农场的山东知识青年，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硬是把海边几千亩盐碱地改造成出产大米的稻田，使这片黄河三角洲成为整齐的条田，成为林网密布、沟渠纵横、粮棉丰收、六畜兴旺的粮棉基地。

　　辽宁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一个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会战，实现了盘锦地区的旱田改水田，极大促进了粮食的稳产、高产，才有了今天闻名全国的“盘锦大米”。直至现在，辽宁盘锦县、市领导还对知青们讲，“现在盘锦的水利工程还得益于盘锦十万知青的艰苦奋战，没有你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新盘锦。”

　　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乡的知青和乡亲们通过几年共同奋战，使得7000多亩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7天就能够将全部土地浇一遍的旱涝保收田。把粮食平均亩产不过250来公斤，提高到了400公斤，超千斤。使得乡亲们结束了“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境况。

　　1968——1971年延安地区二万七千多名知青中有三分之一参加了农村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革新工作，那时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使得粮食增产[19]。

　　广东省扶绥县有37%的知青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知识青年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试验，解决了马铃薯退化问题。江苏宝应县11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由下乡知青组成的小组负责制造5406和920生物激素，4115农药、糖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20]。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的知青小组种了4亩甘蔗科学实验田，创造了平均亩产13450斤的记录2。

　　甘肃省有60多名知青到金塔县大庄子公社插队。在古长城外的戈壁滩上和当地农民一起，一个冬春就开荒1900亩。1974年生产粮食43万斤，1975年达到63万斤(亩产331.58斤)。黑龙江省农场12分场是1970年由400多名知青在荒原上新建的，到1975年共开荒3万亩，植树43万株，生产粮食1168万斤(亩产389.3斤)3。

　　本人在农村插队8个年头，担任了3年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通过科学种田，在农民的支持下，把6400亩小麦的历史最高亩产由273斤提高到412斤。

　　在没有大型施工机械，主要靠人肩挑背扛的情况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东风农场的知青，在大山深处用3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960千瓦的水电站，水利兵团5个团的知青，在景洪地区修建了5座水库用于发电灌溉，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用4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10万千瓦的乌拉山火电厂，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而制造奎宁的原料是植物金鸡纳。云南知青通过对野生金鸡纳的培育，成功地大面积种植，使我国成为奎宁制造、出口大国。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后，全党抓农业，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49年人均粮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斤，1983年突破温饱线360公斤，1984年达到390公斤。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后，随着人均粮食的增加，工业逐步发展，城市就业岗位增加，知青逐步返城。到1979年人均粮食接近360公斤时，知青调离农村人数达到1490.46万(依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P27数据)。可以说，是知青自己为自己回城创造了物质条件。无数事实证明，在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用二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中，知识青年功不可没。上山下乡尽管以政治形态的面貌出现，但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上山下乡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2、普及初等教育方面

　　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入学率从1965年的84.7%增加到1976年的96%，1978年大规模知青返城后，1979年降低到93%[21]。初中招生数从大规模上山下乡之前1967年的198.3万，增加到1977年的2367.7万，19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后的1979年降到1727万，以后逐年下降到1989年的1309.3万。[22]

　　由于不少知青担任了农村的扫盲教员，使不少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为后来农村以及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没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即便有少数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再好的科学技术最终也要靠广大有知识的劳动人民去实现，才能形成生产力。所以，上山下乡不是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断层，而是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